今天一个偶然的机缘，进入了“未婚妈妈吧”。看到有很多姐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未婚妈妈，并且面临很多困难。不知道是不是该留着这个孩子，不知道如何告诉家人，生下孩子后面临带孩子和工作的冲突，面临经济困难，面临走进爱情和婚姻的困境⋯⋯
有些未婚妈妈还是90后，本身就还是孩子，她们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着落，现在却要为另一个生命负责。可以想见，她们今后的路将有多么辛苦。未必不幸福，但是一定会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代价。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读到的一篇文评。
文章的名字是《为什么女性仍旧不能拥有一切？》作者是前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安-玛丽·斯劳特。这个职位是她梦想中的工作，但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两个孩子，她选择辞职，到工作时间更有弹性的大学任教。在这篇文章中，她讨论了在当今美国做了母亲的女人同时实现职业与家庭双方面理想的难度。
文评的作者是刘雪婷，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一方面，她肯定了斯劳特提出的问题确实是美国和全世界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另一方面，她又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有些女性还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以下摘录这个段落。
【安-玛丽没有经济之忧。她所面对的困境是既爱事业又爱家庭。这是两种爱的逻辑的冲撞。但事实上，这抹杀了绝大多数女性所面对的那个更大的难题：资本的逻辑与爱的逻辑的冲撞。只有具有足够文化资本、经济能力或权力的女性，才可以以爱之名，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只有有足够资本的女性，才能在两套爱的逻辑间做选择与平衡。
　　平权主张为女性带来了家庭以外的巨大机会，但是，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多方面的价值论并未随这个新潮流而彻底转变——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女性可以选择工作的类型与强度，更容易兼得工作和家庭，但大多数女性必须早晨8点去打卡，晚上被会议滞留在办公室。
　　弹性工作制、以及倡导工作与家庭并重的价值观，是安-玛丽提出的修补方案。然而，这种社会改革可以让公司高层员工在家享受弹性工作带来的便利，却难以照顾到必须站在餐桌前端盘子的女招待。上一代女性主义者在事业与家庭间架起的桥，反而以爱和自我实现为名，塑造了一套“只要努力便能成功”的神话，既忽略和保护了资本的逻辑，又让底层女性的苦痛声音渐息。而安-玛丽提出的一套“更好的女性主义”，在为“有事业的妈妈”争得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那些不得不在利润的逻辑下苦苦挣扎、面对利润与爱之间的尖锐冲突的女性。
　　只在爱的逻辑间做选择，是特权者的福分。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也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女性权利领域，或局限于两性关系。真正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平等必然关乎根本的社会改革，也是面对利润逻辑的斗争。一场有关夹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职业女性的困境的讨论，也因此不可能不关乎男人、单身女性、退休人士的未来——如果我们期望在一个更好、更趋于性别间与社会阶层间的平等、给每个人更多机会、让人更幸福的世界中生活。
　　没有人能说：“需要上班的妈妈？她们的讨论与我无关。”】
我也曾经号称女权主义者，在我印象中的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更多地关注着斯劳特的角度。诉求的有事业发展的空间，能够以职业身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苦恼的是“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却没有想到，还有很多女性，想返回家庭而不可得，还在为温饱苦恼，还什么都无法拥有。
我们很少听到后者的声音，因为这些人通常没有什么话语权。她们没有发出声音的渠道，也缺乏表达诉求的能力。她们的青春和精力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被消耗殆尽。
当然，幸福与苦难的感受是很主观的，并不能因为有人还无法实现温饱，就忽略或者否认“无法拥有一切”的人的痛苦。也许对于斯劳特，得不到理想中的职位的痛苦，和许多未婚妈妈没钱给孩子买面包的痛苦是一样深重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那些还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女性更值得关注。因为她们的人数更多，如果她们的问题得不到良好的解决，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和负面影响（而相比之下，斯劳特们能不能在做好妈妈的同时成为职场精英，对社会还真没什么区别）。
在此刻的中国，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显然还不是主要矛盾。当社会总量不足和存在更大不平等的时候，性别差异太来的不平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但不容忽略的是，所有社会问题所造成的苦难，总是更多的需要女性来承受，尤其是需要处于底层的女性来承受。
经济生活匮乏，教育和卫生资源的缺失，传统家庭和婚姻观念所受到的冲击⋯⋯这些社会问题我们都能感受到，但受到最大影响的，是女性，是处于底层的女性。
所以今天在中国谈女权，不能仅谈女权，不能将眼睛仅盯在狭隘的男女不平等。如果从大处着眼，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与争取女权息息相关；如果从小处入手，则应该多多关爱那些还在为了生活而挣扎的女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