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徐州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汉代繁荣的经济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前提,玺印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比以前都更为丰富,而其中发掘出土(传世)的女性用印,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女性用印的研究,对推断墓葬年代、墓主身份及正确认知汉代玺印制度等方面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
关键词:汉代;女性;印章;身份
中图分类号:K87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09)06-0069-05

汉代是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第一个繁荣稳定的朝代,政权的统一安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经济的崛起又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汉代印章在前朝的基础上继续繁荣发展,印章材质涉及金、银、铜、玉、牙等,应用范围之广,数量品种之多,遗存之丰富为历朝之最。而女性用印是汉代印章史上不可忽略的内容,通过对女性用印的研究,对推断墓葬年代、墓主身份及正确认知汉代玺印制度等方面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
随着地下出土的汉代及汉以前女性印章(封泥)的逐步增加,加之传世的实物资料,为系统地考察汉代女性用印身份、用印制度提供了依据。在出土文物中已发现部分汉以前的印章资料。如,1992年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的一座战国墓,在出土的一组玉器中有一枚印文为“事君子”的玉印,此墓属周王室的陪葬墓,墓主人为一女性,“事君子”当为墓主之名,发掘报告中推测其为大夫一级的王室贵族[1]另外,在临潼上焦村的一座秦墓中亦出土一枚印文为“阴嫚”的铜印,推测墓主为女性,“阴嫚”印为墓主所有,其身份亦为王室女贵族[2]。以下对部分出土(传世)的印章资料进行浅述,望以充实对汉代用印制度的认识。

一、女性官印
目前经出土资料看,能明确为汉代女性官印的有“皇后之玺”(图1)、“倢伃妾娋”(图2)、“朔宁王太后玺”(图3)、“右夫人玺”(图4)、“左夫人印”(图5)、“泰夫人印”(图6)、“部夫人印”(图7)等。



二、女性私印
依汉制,实用官印不能用于随葬,墓葬内出土的官印皆系专为随葬制作的冥器,为实用官印的代用品,对判定墓主的身份具有重要作用。而私印则是墓主的名章,断定用印者的身份只能通过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的考古学方法判断。近几十年来,已出土数量较为丰富的女性名章,加之传世印章,充实了对汉代女性私印研究的实物资料。较女性官印而言,私印的数量更为丰富;质地及钮式更为多样,质地有金、玉、铜、水晶、玛瑙、木等,钮式有龟钮、瓦钮、桥钮、覆斗钮、鼻钮、穿带钮等。
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2号汉墓[12],出土一枚印文为“窦绾”、“窦君须”的双面铜印(图8),该墓与1号墓“同茔异藏”,是以山为陵的崖洞墓,规模宏大。从1号墓出土的带有“中山内府”、“卅二年”、“卅四年”、“卅九年”等铭文的铜器来判断,1号墓墓主为中山靖王刘胜;2号墓墓主即为中山靖王后,“窦绾”、“窦君须”双面印当为中山靖王后之名章。



1972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13],出土有“妾辛追”木印(图9)一枚,通过对2号墓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长沙丞相”、“侯之印”和“利仓”三枚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侯利仓,1号墓主“辛追”即为利仓之妻。
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东侧室所发现的一组“夫人”玺印中,与“右夫人玺”同出的有印文为“赵蓝”象牙印,“赵蓝”(图10)应是右夫人的名章[14]。



除了上述“窦绾”、“妾辛追”、“赵蓝”印等身份较为明确的女性名章外,1974年在长沙咸家湖汉墓出土两枚“曹女巽”玉印及一枚“妾女巽”玛瑙印[15](图11),该墓为三棺两椁黄肠题凑竖穴岩坑墓,发掘报告认为墓主曹女巽为诸侯王的近亲或者妻妾。



济南市腊山1号汉墓出土两枚印文分别为“妾女恶”玛瑙印、“傅女恶”的水晶印(图12),及“夫人私府”封泥一枚,同出有鼎七件等随葬品[16]。从用鼎制度来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从春秋战国开始,僭越现象较为普遍,列国诸侯用九鼎亦已出现,西汉早期的墓葬仍保持有战国礼器制度的遗风[17]。此墓袭用战国时期的诸侯上卿之礼,另从“夫人私府”封泥来看,“列侯之妻称夫人”,推测墓主可能名为“傅女恶”的列侯夫人。



1990年在江苏仪征张集团山发现四座女性汉墓,其中1号墓出土“舒晏”桥钮铜印一枚(图13),该墓为一棺一椁,有四边箱;2、3号墓均为一棺一椁一箱;4号墓为一棺一椁,但无箱,另外1号墓位于其它三墓的右侧,尊汉尚右习惯,且随葬品最为丰富,可见1号墓地位最高。发掘报告认为墓主为西汉江都王的妻妾,有可能为王后[18]。
1977年在扬州邗江甘泉公社发现的一座大型木椁墓中出土一枚“妾莫书”龟钮银印(图14),同时出土的还有近六百片的琉璃衣片及数十件精美玉器、漆器、铜器等随葬品[19]。与之类似的还有徐州韩山1号汉墓,该墓发现一枚印文为“刘女宰”、“妾女宰”的白玉双面印(图15),同样出土有六百余枚玉衣片,及大量精美的玉器、铜器、陶俑等随葬品[20]。推断邗江甘泉汉墓墓主“妾莫书”与徐州韩山1号汉墓墓主“刘女宰”都为诸侯王室贵族成员。



三、关于汉代女性用印的几点认识
1.根据班固的考证和论述,战国时代的秦国对于国君的妻妾已经有了不同的名称和等级:“汉因秦制,至武帝制倢伃、女圣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倢伃视上卿,比列侯。女圣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王先谦补注《文选•两都赋》注引此作七百石),比右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23]3935所谓“十四等”是指百石以上者,如再加上“斗食”者,应是十五等。
此外还有其他的名目:长御,才人[24]3174,待诏掖庭。应劭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於掖庭,故曰待诏。”中宫史、学事史,并见《赵皇后传》。太子有妃、良娣、孺子,妻妾凡三等[23]3961。
通过对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所获实物资料分析发现,女性用印身份主要集中在皇帝后妃、诸侯王夫人、列侯夫人、王侯之近属等。用印性质亦单纯,就官印而言,与冗杂的男性官印相比,女性用印更多的是身份的象征,“太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玺皆以金为之,藏而不用”[25]3673。

2.就形制方面,女性印和男性印较为相近,形制多样,质地有金、玉、铜、水晶、玛瑙、木等,钮式有龟钮、瓦钮、桥钮、覆斗钮、鼻钮、穿带钮等。在已知印章里,惟皇后玺为螭虎钮,动物钮印中,以龟钮居多,正所谓“印者阴也,所以虎钮,阳类,虎,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群下也;龟者,阴物,报龟甲负文,随时蜇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26]49。
3.女性印有单面印与双面印之分,单面印中有的印文在名前加一“妾”字,如“妾辛追”、“妾莫书”等,凡称“妾”者均不冠以姓;有的单面印印文即为姓名,如“曹女巽”、“赵蓝”等。双面印中有的一面刻“妾款”,一面刻“任款”,如“妾女宰、刘女宰”双面印,有的一面刻“任款”,一面刻“字款”,如“窦绾”、“窦君须”双面印,“窦绾”即姓“窦”名“绾”字“君须”;另有“妾款”、“任款”两印同出,如济南腊山汉墓出“傅女恶”、“妾女恶”印,山东临沂刘疵墓出土“张郢”、“妾郢”印[27],长沙咸家湖汉墓出“曹女巽”玉印及“妾女巽”玛瑙印等。古代“臣妾男女贫贱之称”也,汉代男子称臣,女子称妾似乎是通例,在汉印中则是官员和具有一定地位的男性和女性的谦称。即使皇后在皇帝面前也自称臣妾,《汉书•外戚传》“诏书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凝前,吏诚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为不得不如前”。这里皇后以“妾”自称,实乃谦虚之意。因而出现诸多“妾款”名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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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R].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74.
[13]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R].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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