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洛阳的城市绿化主要由居址区园林、道路绿化带以及郊区绿化区组成,在绿化建设中融入了诸多人为因素,既注重艺术观赏性,强调水在城市绿化中的审美性和实用性,又注重城市中心地带与郊区绿化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巧妙结合,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保护链,对后世影响深远。洛阳城市绿化成就斐然,与生态和谐思想的广泛传播、政府在城市绿化中的积极作为及园艺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
关键词:东汉城市;洛阳;城市绿化;园艺技术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09) 08-0150-06


我国自古以来便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对城市与人居环境的绿化尤为重视。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即在社前植树,《诗经•郑风•将仲子》、《诗经•陈风•东门之枌》、《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中有关这一时期绿化的情况不胜枚举。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前人就在城市之中种植各类树木,美化生活。东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园艺林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绿化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洛阳的城市绿化成绩斐然,具有典型性。

一、洛阳城市绿化概况
洛阳城市绿化主要由居址区园林、道路绿化带以及郊区绿化区等三个重要部分组成。
1.居址区园林绿化
东汉洛阳历经战火,昔日的城市绿化荡然无存,所以无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都非常重视绿化建设,在宫室及房屋院落当中种植树木花草,美化生活,这是城市绿化中的精华所在。诸如永安宫内种有大量翠竹,寒冬之际,郁郁葱葱,给这座宫殿增添了勃勃生机,张衡在《东京赋》中记:“永安离宫,修竹冬青。”①皇帝的御殿旁则种植了大量的槐树,《后汉书•灵帝记》曾提到“冬十月壬午,御殿后槐树自拔倒竖”②。曹植《槐树赋》写道:“羡良木之华丽,爰获贵于至尊;凭文昌之华殿,森列峙于端门。观朱榱以振条,据文陛而结根。”③又王粲《槐树赋》:“惟中堂之奇树,禀天然之淑资。超畴亩而登植,作阶庭之华晖。既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④有的宫殿之中也植有一些奇花异果,“于南则前殿灵台,和欢安福,謻门曲榭,邪阻城洫,奇树珍果,钩盾所职”⑤。而濯龙园中更是美景如画,园中有潺潺小溪,池中有青翠欲滴的荷叶。《东京赋》曰:“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隽。”①德阳殿“激洛水于殿下”②,带来丝丝灵气。位于北宫之西南的西园园内也有人工开掘的沟渠。渠水清澈,“渠中植莲,大如盖,长一丈,南国所献;其叶夜舒画卷,名为夜舒荷”③。果木种植也大量存在,濯龙园中植有葡萄、石榴、橘子、桃树等多种树木。无怪李尤在《德阳殿赋》中说:“德阳之北,斯曰濯龙。蒲萄安石,蔓延蒙笼,橘柚含桃,甘果成丛。”④芳林园则由海池、山林、奇花异兽构成,其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⑤。

不仅皇家宫苑追求居室的绿化效果,一般私人住宅也非常注重房屋内外的绿化环境,其中官僚富豪尤为突出。《后汉书•梁冀传》:“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初学记》卷二引枚乘《柳赋》:“漠漠庭阶,白日迟迟。吁嗟细柳,流乱轻丝。”《古诗十九首》中也有一些句子提到了庭院中人们种植树木的情况:“郁郁园中柳”、“庭中有奇树”等。而不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则给了我们这一时期庭院住宅绿化最为直接直观的影像。河南郑州出土的两块东汉画像砖上全面地描绘了当时私人住宅的绿化情况,砖上刻画的两座住宅不仅在宅内的几个庭院中种植树木,就连宅门外的道路两旁也都成片地种植树木。⑥四川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描绘的是一座住宅的大门,从门外可以看到庭院内左边植有柳树,右边则似榆树。⑦不仅洛阳等内地城市的人们重视庭院的绿化,甚至边塞居民也非常重视。翦伯赞先生在其所著《秦汉史》一书中引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提到了东汉西域一个官吏私人住宅的绿化情况:“在这个住宅的旁边,还有一座花园,从至今露出地面八尺到十尺的白杨树干,尚可以看出在古代这些白杨树是排成小小的方形,围绕两边的林荫道。除白杨以外,沿着其他的荫路,还种着桃、梅、杏、苹果、桑树之类的果木。这些果树的枯干至今还倒在原来生长的地方。”⑧虽然这些并不是直接反映汉代洛阳私人住宅绿化的情况,但却从侧面告诉我们:既然在同时代的其他中小城市,甚至偏远之地的人们都如此器重住宅的园林绿化景观,那么作为国都的洛阳,私人住宅的绿化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2.城市道路绿化带
道路绿化是城市绿地的网络基础,“它以线状或网络的形式广泛地分布于城市之中,联系着城市中分散的‘点’和‘面’的绿地,从而组成完整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⑨。对于道路绿化的重要作用,东汉时人多已认识,对城市道路的绿化相当注重,“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普遍可见。《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记述洛阳城中交通道路制度,说到“夹道种榆、槐树”。⑩左思《魏都赋》也说洛阳城“罗青槐以荫涂”⑪。《后汉书•五行志》中两次提到了这样的情况:“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风,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风雨雹,拔郊道树十围已上百余枚。”足见此时的行道树种植数量之惊人以及树木生长时间之长,长势之好。这自然得归功于将作大匠的功劳,《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将作大匠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成都出土的一些画像石、砖上也有道旁植树的情况,如《容车侍从》画像砖上刻有一辆马车的左前方道路旁植有树一株,在另一幅图上则是一条道路的两旁各有树一株,左右对称。至今仍然保存的雅安高颐阙也刻有道旁植有树木的道路。①这表明东汉时期城市道路绿化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和重视,而且在树种的选择上也形成了固定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认识水平。往往以榆、槐、梓、松等乡土树种为主,这些树种生命力强,能较强地适应道路的恶劣环境;而且树形高大整齐,遮荫好,具有较好的观赏性。当然仅有这类高大的乔木会略显单调,所以有时也间种较低层次的果树,《艺文类聚》卷八八引东汉宋子侯《董娇娆》诗:“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②这样一来,不同的树木形态、花色构成了更多的立体图案,令人赏心悦目。此外人们还制造水车清扫道路,灌溉植物,掖庭令毕岚“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③。

3.郊区绿化区
城市中心区的绿化和郊区的绿化是紧密联系的,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营造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城市生态绿化环境。洛阳是一座典型的山水城市。它位居黄河之畔,南对伊阙,北靠邙山,有伊、瀍、洛、榖诸水蜿蜒流淌,穿流其间。这些丰富的山水资源,以及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为皇家和官吏富商在市郊构建各种形式的园林提供了可能。东汉统治者充分利用洛阳市郊优越的自然条件,“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修建了一座座面积广阔、豪华壮丽、各具特色的皇家园林。虽然这些园林的主观目的是供统治者享乐,却在客观上成了城市生态绿化的桥头堡垒。其迹文献多有记载,如罼圭灵昆苑、平乐苑、上林苑、广成苑、光风园、鸿池、西苑、显阳苑、鸿德苑。尤其是广成苑树木繁盛,山花遍野。马融《广成颂》给了我们最深刻的记忆:“其土毛则搉牧荐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蒩,昌本,深蒱,芝荋、堇、荁,蘘荷、芋渠,桂荏、凫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则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椿、梧、栝、桕、柜、柳、枫、杨,丰彤对蔚,崟頟槮爽。”④位于洛阳城东的鸿池以独特的水景著称,“洪池清篽,渌水澹澹”⑤。它水域面积非常开阔,多达百顷,“池东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周有塘。池中又有东西横塘,水溜径直”⑥。除了皇室以外,高官富商们也把自己射猎游玩的苑囿修筑在城市郊外,在客观上成了城市绿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冀在洛阳城外“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⑦,俨然成了划土为疆的自然生态保护区。这些风景优美的园林绿化地通过道路绿化带与城中的各种绿化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洛阳的生态环境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视死如生观念的支配下,东汉时期在陵墓植树的风俗日盛,富贵人家“造起大冢,广种松柏”⑧,次者亦在墓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⑨,“青青陵上柏”随处可见。《初学记》卷二八引谢承《后汉书》:方储遭母忧,“弃官行礼,负土成坟,种松柏奇树千余株”。《艺文类聚》卷八八引《东观汉记》:李恂遭父母丧,“六年躬自负土树柏,常住冢下”。汉人在冢旁植树的风俗在客观上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也成为城市绿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二、洛阳城市绿化的成就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东汉洛阳城市绿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绿化的综合生态性,注重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结合
洛阳的城市绿化布置具有综合生态性,绿化不再是单一地种植树木,而是增添了古典园林中叠山理水的技巧,更多地融入了人为因素,尤其是人工水景的大量运用。诸如濯龙园中的小溪,德阳殿下的洛水,西园中的渠水。这些水景往往人工开凿,使之更加曲折多姿,因而水势也更具抑扬动静的变化,增添了艺术观赏性。人们在重视水在城市绿化中的功能的同时,也注重它的实用性。如洛水可以供给宫廷的日常用水,而鸿池对整个洛阳的水系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影响着洛阳的城市绿化。遇到灾荒年月还可以赈灾救济,《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癸巳,诏以鸿池假与贫民”。而果树的大量种植,既因为果树可观花赏叶,采摘果实怡情,同时也是取其食用之功效。在当时生产力情况下,果实作为食物来源之一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汉和帝时洛阳发生灾害,食物短缺,《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二月诏令:“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税。”所以无论是宫廷、百姓还是道路的绿化中,都能见到果树的踪影。

2.注重林木的文化内涵,适地适树,营造与环境相协调的气氛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植物往往被寄予丰富的文化内涵,或托物言志,或寓意吉祥,或成为门第高贵的旌表。这是人类对植物崇拜的一种遗风,只是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获得了新的发展。东汉时期人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深厚的植物文化理念,并且运用到了城市绿化之中,何地何树,都有约定俗成的观念。诸如宫中植槐,即因为槐是宫廷、朝堂的象征。早在《尚书•逸篇》就记载:“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可见,槐树已被确立为社树,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及宗教意义。《周礼•秋官》载:“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①即说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这三棵槐就是朝廷所植的社树。同时也说明槐树开始植于宫廷中,是宫廷之树,是朝政的象征。所以《后汉书•五行志》云:“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后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在上。”其下注“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贵之也。灵帝受位不得进,贪愚是升,清贤斯黜,槐之倒植,岂以斯乎!’”而普通百姓的庭院中多植柳树,则是因为柳是家庭和家乡象征之缘故。人们在坟前植柏,是因为柏树有长生的寓意,“松柏为百木长也而守宫阙”。可见汉代人们在选择绿化树种之时,非常注重树木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因地制宜地栽种合适的树木。

3.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绿地规划理念
东汉洛阳的城市绿化不仅局限于城区,还向四面辐射,通过道路绿化、人工运河与城外郊区园林、陵园松柏、自然森林和河流联成一体,形成了市区、近郊、远郊有机结合的绿色生态网络,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绿地规划理念。一个城市市区的各个绿化点,如果孤立地分散各处,不能有效连接起来,就会显得死板,不具有观赏性,而且往往因为失去彼此的屏障而被自然或人为地破坏;同样,市区的绿化如果不与近郊、远郊的绿化联系起来,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削弱绿化的生态功能。而洛阳城这种从内到外,从小到大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规划理念既增加了绿地空间的层次感,也强化了对市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这种城乡森林一体化的城市绿化规划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长安城、宋开封城的绿化结构都秉承其风,直到清朝时,国家还号召营建城与城之间的林带。总之,东汉洛阳在绿地规划上加强了城市中心带与郊区绿化和周边生态环境的巧妙结合,强化了空间层次感,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保护链。在绿化建设中注重树木的文化意义,强调植物与环境的结合,在树种选择上以乡土树种居多;并且从单一的林木栽种转变成了种植花木与自然环境有机搭配,融入了更多的人为因素,注重艺术观赏性,强调水在城市绿化中的审美性和实用性;此外,人们注重环境绿化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三、洛阳城市绿化成就斐然的原因
东汉都城洛阳,早在西汉时期周边的林木就几乎被砍伐殆尽,为此人们不得不到洛阳西南的宜阳县山中去砍伐森林,烧炭取暖。①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砍伐无度,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汉书•沟洫志》“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之记载可以为证,可见定都之初洛阳的生态环境已不容乐观。在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的166年中,洛阳发生了102次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②客观情形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强城市绿化建设,以此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洛阳的城市绿化能形成如此规模并并成就斐然,得益于政府为此所组建的一套行之有效行政机构、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实施以及园艺栽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1.生态和谐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汉代,生态和谐思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已深入人心。在继承“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完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一思想强调了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要求人们从整体角度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对于城市绿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东汉时期,随着政府的推崇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开办,生态和谐思想获得了广泛传播与普及。人们认识到“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③。要真正实现和谐统一,人必须顺应自然,并遵循其规律;人体与四时变化、地理水土有着紧密的联系,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论注》就提到“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④。在生态和谐思想的指导下,又形成了生态伦理、生态保护思想。这些思想的普及使人们能更自觉地维护生态,种植草木绿化环境。并且在儒家强调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和谐,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下,东汉统治者也提高了城市绿化意识。

2.政府在城市绿化的积极作为
为了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东汉政府成立了一系列政府机构负责建设和维护城市绿地,而且各部门的职责更系统、明确化。诚如《后汉书•百官志》中所记有主管上林苑的上林苑令,主管近池苑囿游观的钩盾令,下辖永安丞、苑中丞、果丞、鸿池丞;管理濯龙池的濯龙监;此外尚有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⑤。为了更好地管理、建设洛阳的园林绿化,汉灵帝还在光和六年秋设置了中央一级的专门机构———圃囿署,《后汉书•灵帝记》:“(光和六年)始置圃囿署,以宦者为令”,表明了政府对绿化的重视。除此之外,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植树造林,绿化城市环境的法令条文。西汉末年的王莽明确规定:“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⑥东汉许多制度都因循西汉,而且东汉距王莽时期很近,这样重要的条文必然对洛阳的绿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一时期与洛阳城市绿化有关的政府法令,但其他地方有关植树造林的法令则从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此的普遍重视。诸如“茨充为桂阳令……教民益种桑、柘……数年之间,大赖其利”①;“颜裴为京兆,乃令整阡陌,树桑果”②。除了鼓励种植外,也禁止随意破坏林木生长,光武帝于建武四年(28)颁布诏令“吏民毋得伐山林”③;汉章帝还直接援引儒家学说来制定生态保护法令,于元和三年( 86)诏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驯卜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④甚至官吏也不能损害城中的树木,《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三就说汉明帝下令“吏卒不得系马宫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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