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笔者阅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日本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日本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相形见拙,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日本去,水平和境界恐怕也是排不上号的。当然,孰优属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礼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在中国的学界在研究日本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日本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日本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日本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日本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日本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相形见拙,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日本去,水平和境界恐怕也是排不上号的。当然,孰优属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礼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在中国的学界在研究日本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日本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日本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日本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日本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