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王弘传：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弘少好学，以清恬知名，与尚书仆射谢混善。
这里折射出两个史实：第一，他是王珣的儿子【以《晋书·王珣传》核，应为长子】；第二，他是谢混的好友，甚至应该算发小——质疑王珣为何举荐谢混为驸马的群众，希望可以考虑这一条。对王弘的为人和生平，欢迎移驾王导吧，此不赘。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个人在丁王珣之忧之后，再度出仕，一直被默认为刘裕系人马，其本传在《宋书》列传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后妃传和早于他认识刘裕的刘穆之。而在谢混遇害时，亦即义熙八年九月，王弘正在刘裕太尉中军咨议参军任上。这使得他的立场变得微妙而可疑。

但如果是其他人设策，则在义熙八年九月到义熙十一年晋陵公主再嫁的整个事件中，可以说用心非常精巧而周全。杀谢混，同时把最大的嫌疑指向王弘。那么对朝中、军中的谢安－谢琰系势力，以及士族和寒门中都有渗透的王珣系势力，是沉重的削弱，也是狠辣的分化。
也即是，这一手法，目的在于将王珣在世时努力弥合的王谢关系，以血腥和猜疑再次拆分。
我们知道王谢失和最早就源于“嫌猜”，并且也和双方对彼此政见立场的评估相关。由此推测，公主的强烈抵制，最初很可能不是由于“见过益寿所有男人都是丑八怪”，而是涉及到“我不能屈身世仇”这类比一般夫妇感情更加严重的问题。
就算王弘后来可以自清，重新赢得谢系势力的认可，也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努力。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时间就是刘裕夺权时的最大决胜因素。在走向帝位的过程中，北府和朝中的谢系势力，朝中及吏民间的王系势力，无法形成合力，对他来说已经足够。至于事后两家就算关系弥合，考虑到木已成舟，通常情况下，也只能徒唤奈何。
他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萧道成的崛起道路上，还能看到两家子弟联手并进（萧道成太尉左长史王俭，褚渊司徒长史谢瀹），而且效率很高。【只用了几年。】不过，在那个时候，谢系势力比王系势力已经更像一个纯·文官团队，因此影响力大不如前了。
综上，我觉得不论是谁，或者刘裕自家想到的这个主意，总之，很高。

关于王弘此后的仕历，这里再作一些考察。
谢混殁后，王弘于义熙八年九年间，出任司马德文的大司马右长史。此后转任吴国内史（吴郡太守）。从刘裕幕府的实权核心幕僚，到并无实权的司马德文大司马府中，之后再由京官外放，可以说实际上一贬再贬。这个时间长达三四年。直到义熙十一年刘裕准备北伐，才征召王弘回府，任太尉右长史，后转左长史。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段时间也是谢晦的上升期。【详见宋书·谢晦传】王弘归来其时，参谋总长位置已为谢晦取代，而改任行政文官。
同时，这段时期也是刘裕四出征讨、消灭异己的关键期。可以说，这是敏感时期，而王弘，如上所述，是个敏感行为的重大嫌疑人。特殊时期为何对他如此处置，是下一环节需要探讨的内容。

第二，是王弘表现出对刘裕广诛异己计划的不配合，故而被刘裕外放示警。这一猜想目前暂无证据证实或证伪。姑且保留一种可能。考虑到义熙十三年刘裕北伐归来之后，王弘很快又被外放任彭城太守，这一猜想的可能性，或许还比较大。然而后来宋国初建，宋公刘裕手上并无更多行政人才，于是王弘“迁尚书仆射领选，太守如故”。从下文来看，此时似乎调回建康。而义熙十四年，又马上出王弘为江州刺史。整体来看，刘裕对把王弘放在身边，其实并不放心。
第三，则是王弘自请外放。刘宋时期，琅琊王氏子弟碰到皇权纷争时，自请外放，以求回避，几乎是一种惯例。【连南齐国师王俭那种气场极强、当时以为勋业几乎追平王导丞相的人，都曾经在刘宋后废帝时，自请出守义兴。】王弘为刘宋佐命元勋，榜样力量不可轻视，由他后辈的行为，恐怕无法完全排除这一可能。
我个人的猜想，可能第二、三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至于哪一种占了上风，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我坚定了http://tieba.baidu.com/f?kz=936082212这个帖子里曾经作出的判断：
谢混之死，不是刘裕和谢混两个人之间的事；公主的改嫁，也不是单纯为了打压陈郡谢氏。至于是谁在谢混之死上有设策嫌疑，除了刘裕本人以外，我还没有十成十的证据去为谁辩白，或判定谁就是那个谋主。因为除了刘穆之这个老牌谋主以外，3楼也提及，即便我个人认为王弘不似设策人，但苦无铁证，王弘的嫌疑不能完全排除。
此外，甚至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影子谋主是谢晦的可能。【这也是我听到那首歌里一句“世情恶，人情冷”时瞬间不能自已的原因。】因为谢晦和刘裕的关系真的太不一般了。乃至于后世很多人以为是刘裕名言的某句话，实际上出于谢晦之口：
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晋书·谢混传】
而谢混出事的时候，谢晦正在刘裕幕中，最初所掌的竟是刑狱：
昶死，高祖问刘穆之：「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穆之举晦，即命为太尉参军。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晦代之，于车中一鉴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繁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转豫州治中从事。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宋书·谢晦传】
【顺便说，这个土断好像发生在刘毅完全被镇压以后。彼时谢混已殁两月。】
因此，身为后世之人，我只能说，“诛杀陈郡谢氏领军人物，而孤立琅琊王家新秀”，这一条计策，连消带打，敲山震虎，借力打力，很精致，见出功底，直接导致即便王弘这样的老江湖，在刘裕登基以前的高压时势里，也只能长期持守势，勉强自保而已。
但，究竟是谁所设，估计将真正成迷了。
王弘本人是否在谢混遇害事件中为好友仗义执言，他是否有过这份话语权，则不得而知。

明知谢混和刘裕不可调和、必死其一的情况下，还能利用他的死盘活一局棋。真是高手。只不过，这样对亡人，真的是太残忍太残忍了。

附记1（保留继续追加可能）：
有朋友私下询问：你好像忽略了下面这种可能，即——事实上，若真的是王弘“卖友”，而动摇了刘裕对他的信任，同样可能造成如7楼所说的、义熙八年以后王弘在刘裕身边“呆不住”的状况。因为，若发小都可出卖，下得狠手，则老板根本就不在话下。加上王珣当年“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的风评，足以让刘裕小心提防那么一下的。由此，则刘裕特别偏爱谢晦，其实是因为谢晦对他的忠诚心特别单纯，而不是你假设的，两者间存在某种利益交易。
我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思考，也粗粗整理了，一并放在这里。

义熙八年谢混殒命之后，王弘和刘裕的关系有一转折，这是我和那位朋友的共识。但实际上，这个转折和谢晦关系更大。依《宋书·王弘传》，义熙六年，“卢循寇南康诸郡，弘奔寻阳。高祖复命为中军咨议参军”这一条，战败奔京，犹受重用，足以说明当时刘裕对王弘的倚重和信任。也正是在这一年，谢晦由孟昶幕中转入刘裕帐下。【引文见8楼。】按照一个领导者的通常思路，如果手下有一个更称职，或者说更好使的人时，自然会希望其他不那么好使的人让路。于是义熙八年或九年，王弘调任大司马右长史。而谢晦于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义熙十一年出任刘裕太尉主簿，开始逐步入掌大权。这两者的升降，恰和前面所言领导者的一般心态契合。谢晦的行政能力同样很强，又更年轻（相对刘穆之甚至王弘，他都是晚辈；因为他是谢混的侄儿，见到年长十一岁的王弘，都要叫一声世叔），得到刘裕器重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况且，刘裕的知名大战，也就是平孙恩卢循和北伐，都是王弘在掌行政。需要感到奇怪的，或许该是，为何疏王弘、近谢晦，明显以义熙八年为转捩点。亦即：刘裕是靠什么判断，在非对外战争时期，谢晦比王弘更好用呢？

如果真像那位朋友提醒我的、我忽略掉的那种可能一样，是王弘出卖谢混，引起刘裕的警觉，那么，刘裕应该在打生死大战的时候疏离他，和平年代要黑人的时候，倒是可以好好用他一把。很多君王都是这么对待身边阴士的。但刘裕恰恰相反。要翦除异己的时候远离王弘，北伐时又把他拉进来。这明显给人一种“好像假设不成立”的感觉。
当然，如果要说，在刘裕的眼中，和异己的碰撞才是真正生死大战……那也有可能，虽然好像可能性低了点。北府战将应该了解，东晋部队内战绝对比外战内行。
不过，具体的真伪，只有求证刘裕本人了。
事实上，谢晦本身，也是文武并重。行政能力如前所述，而军事参谋能力，依檀道济的证言，是在刘裕平关中的过程中，十计九出，将略非凡。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完整看一下义熙八年到义熙十三年刘裕北伐凯旋以前的刘裕幕府几位重量级人物。后起的徐羡之，本传载“羡之起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以刘裕旧日同袍的身份，有过一些中规中矩无亮点的迁转。王弘为大司马右长史后，徐羡之补太尉咨议参军缺。王弘受召归来出任太尉左长史以后，徐羡之转任太尉左司马，为刘穆之副手。后来他就顶替了刘穆之的留守位置。而刘穆之在此之前，所擅长和负责的，主要是刘裕的后勤、情报和人事。

如果那样，作为王导的吧主，我只能说感到“与有衰焉”。
——因为，谢晦也算是王家外孙。

我是楼主～单纯表示过来晒马甲头像～

温油滴甩尾巴～～

附记2（保留继续追加可能）：
有朋友询问：义熙九年左右，谢晦在刘裕幕府中常任主簿，其比当年短主簿如何。
【是不是我在别处撑短主簿太用力叫你们盯上了喂……>_<||||】
这个问题我可以认为是有后劲的：关系到如何定义王珣在桓温幕府中所起的作用——如果王珣举足轻重，则我之前说过“他只是公务机要秘书”就需要否定；也关系到如何定位我对谢晦的怀疑——如果谢晦只是公务机要秘书，则在后期的刘裕幕府中并不那么重要，嫌疑可以洗清。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相信后一种情况。不过既然提出了问题，我们还是，事实说话。

谢晦在刘裕幕府中地位，有沈约《宋书·谢晦传》原文：
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赡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
无妨对比一下当年的短主簿（《晋书·王珣传》）：
珣转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