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囗民党失去大陆，对国共内战的新省思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囗民党败给共囗产党，至少是一个世纪性追问
每看国共内战史，国囗民党政权因战败播迁台湾一隅，江山易色，人事不再，沉痛的心情总是无法释怀，那种旁观者清的痛楚更是无以复加。看了很多国内外及台湾方面有关这场内战分析的著作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都无法令我信服。
国内正统的什么“民心论”、“正义论”等自然不用谈，海外以及台湾的一些著作和文章，虽然对国共内战的分析客观一些，但读来也让我迷惑。因为其所列举的各种导致国府败退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反例。例如说国囗民党腐囗败导致它在军事上失利，那么历史上有比它更腐囗败的政权却并没有因之而跨台。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哪个不腐囗败甚于当时的国民政囗府，毕竟当时的国民政囗府比起那些封建王朝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民囗主和进步，尤其不可否认的是，那时期的国民政囗府虽然限制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但毕竟是自由的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现在中囗共治下的有与无的问题。国民政囗府可能相较于西方自由国家要腐囗败，但不会太腐囗败。当然有人会说，国囗民党腐囗败再加上有中囗共这样的一样异己强大的反政囗府武装来挑战，跨台就是必然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不是这么简单。晚清同样腐囗败，也面临比当时的中囗共反政囗府武装力量强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国的挑战，为什么没有倒掉？国囗民党在3年多时间败得如此快如此彻底，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国囗民党败得如此之快，超过毛囗泽东的估计
国囗民党败得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毛囗泽东的估计。在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看到华东苏北战场上中囗共粟裕部对国军连战皆捷，尤其是苏中七战七捷，让毛乐观估计，如果每月消灭国军5、6个旅，那么大概需要5年时间中囗共就会赢得全国政权。在重点进攻阶段，两大战略目标，政治中心延安和关内后方的战略补给中心烟台和威海卫被国军攻克，可以说国囗民党达到其内战军事胜利的顶点，那个时候毛囗泽东被胡宗南追击得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十分狼狈，刘邓为了让在陕北的中囗共高层摆脱胡宗南的军事压力，终于在毛的再三催促下挺进大别山，进入与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外线作点，但却遭受连连挫折，中野12万多人到出大别山时，几乎损失过半。那个时候，毛估计胜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了再不济就上山打游击的念头。而到了内战晚期，辽沈战役一结束，毛就估计推翻国囗民党政权大概只需要1年的时间了。经过多年的思考，我有了对这场内战与一般公论不同的看法，首先要纠正几点国共内战认识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共囗产党打败了国囗民党800万军队
其实内战中国共对峙的兵力并非那么悬殊。在国囗民党军简史中，说明从1946年6月国军有正规军（师）86个军，248个师，约200万人，再加上后勤，交囗警，机关，学校，海空军等等还有156万人。正规军是74万，一共是430万人。45年国囗民党停止征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征兵68万人，同年还计画征兵100万，但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说明该征兵情况，因为那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国统区在缩小而且有些与中囗共交战的地区，民政已经被打乱。人民离乱，就算征兵达到一半50万，然后是49年再征兵20万，这么加起来一算总共就是570万，另外再减去撤守台湾的58万军队，那就实际是510万左右，这可是3年内战之国军的总和。这里面的兵员很大部分是是代替损失掉的国军，是起到对冲作用的，这是统计学上的问题。中囗共军自抗战结束后，公认的保守数字是100万正规军，260多万民兵武装。而国囗民党与共囗产党不同，他的部队很大的一部分要用来保障战时战区上的后勤，而那些国统区的治安所需要的部队还不算在内，不像中囗共武装，它的后勤可全部交由地方来办，正规部队只管作战即可。
美国的一份白皮统计书说，1946年国军是300万。46年底是260万国军，47年初是250万国军，150万战斗部队，100万后勤部队。47年末是 270万国军。这些国军部队，作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就是四分之三都能立即投入到对中囗共作战的战场，那么在战场上真正与共军对峙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一点五比一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稍微熟悉一下内战史的人应该对这个比例不会有多大疑义。这还是在内战初期的兵力对比，国军有优势，但形成了不了绝对优势，到中期，大概就是1点3到1比1的比例，到后期，基本上就是倒过来了。


“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囗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囗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囗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囗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的教训，而这种在最后关头放对手一马的错误在蒋氏身上总是一而再地发生。例如第五次围剿，有过不止一次的机会剿灭中囗共组织及其红军但是都错过了。例如西安事变前，就有许多征兆和可靠的情报表明张学良的东北军消极剿共甚至是通共。那时的中囗共已是奄奄一息，不过人疲马乏的不到两万红军武装局促于陕北的不毛之地，即使围而不剿，中囗共也无法支撑多久。用蒋氏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已到了剿共的 “最后五分钟”，但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偏信偏听，坚信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感召力能够影响部属，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巨错。第二次停战令的颁布，在我看来其缘由不只是来自己美国的压力这么简单，蒋氏身上对客观形势的错判是应该是摆在首位的原因。这次四平之战，他再次相信中囗共在受此惨重打击下已无起死回生的可能，纵使存活，也只是骚扰性质的治安问题。我一直不理解，蒋氏当政期，这种数次能够置中囗共与死地的机会，每每却到最后杀手之时，放其一条生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蒋氏败守台湾之前对中囗共的组织性的认识上没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以他当政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游戏的准则就是“有实力者有天下”，这种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军事实力，而蒋正是靠拥有军事实力而获得政治实权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实力政治的崇拜，使他对中囗共的认识一再犯了主客观的错误，没有真正意识到在军事实力之上，还有会有一个组织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他只是把中囗共简单地看作是军事叛乱集团。在蒋氏讨伐军阀时期，一旦那些军阀组织手中的军事实力被摧毁，那么寄生在这种军事实力之上的政治组织也就烟消云散了。但中囗共的组织之不同，恰恰与那些民初军阀相反——政治组织性只是军事实力的派生物，或者说是寄生物。而中囗共的军事实力则只是他们政治组织的一个派生物。军事实力是寄生于这个政治组织下的产物。不能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只要不把中囗共的组织予以彻底的摧毁，即使它的军事实力受到巨大的打击，只要留有喘息之机，只要组织性的活力还在，只要它的党组织还健全，这种军事实力迟早会获得重生的。四平之后的东北中囗共武装的发展可以说是很好地应验了这个道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搞地方政权建设，尤其是搞土改，很快就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中扎下根来，让东北的物力为其服务。反观国囗民党却无所作为，在东北只是一个象征性军事上的存在，民政建设为零，本来东北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中心，但是东北的国军军事开支却无法取自于当地，而是要由中央政囗府来开支，当时东北战事的军费开支已占军费开支的40%，加剧当时及后来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到三大战役开始前，国囗民党的军事军力还是基本上完整的，我们可以国军5大主力的存在来说明，在整个内战中，只有国军整编74师遭受到共军沉重打击，其余4 个王牌主力，整编11师，第5军，新1军，新6军，都几乎战力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三大战役之中，还有次5大主力，例如52军，71军，桂系的第7 军，48军，傅作义的35军等基本上也都战力健全，就是说在三大战役开始前，国囗民党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处于崩溃状态，到了不堪一击的处境。通观整个内战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在三大战役发起前，中囗共始终都没有解决好如何把它在战场的局部胜利的累积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从战略态势上来看，关外东北，国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以内，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关内基本上还是打了平手，甚至在战略态势上国军还处于一种相对优势。中囗共军队在战役上战术上胜过国军，但始终无非把这种局部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对国军战略上的优势。西北战场，中囗共彭德怀的军队与胡宗南的国军处于一种谁也吃不了谁的对峙状态，双方谁也无法能有效地进攻并占领对方的统治区。华中战场粟裕的共军在战役战术性质赢得的胜利更多，但也无法达成战略的优势，虽然在局部战场上处于进攻态势之中，但在战略上国军仍然可以集结重兵集团对其发动致命性的打击。中原战场上刘邓部队则在大别山地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2万人的部队减员到了6万人左右，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无法获得，分散的部队无法集中对国军作战役性质上的进攻，在国军的追剿之下处于一种游击状态。华北战场上国军的优势更为明显，聂荣瑧的部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局部战役中都无法对傅作义的部队造成打击，处于完全的守势作战状态之中。只有在东北战场上的共军是处在战略优势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三大战役首先是在东北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