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周的开国
萧公权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起点时，曾有下述的意见：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 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举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 无做，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至于殷墟甲骨贞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而究非学术思想之 纪录。凡此皆历史家舆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系统之研究，至早祗能以周代为起点。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七十一年）上册，p．1。 ]
为什么一开始就大抄萧先生的文章？其原因是他所说的一切对于本书完全适用，甚至于可以说只要把其文中的“政治”两字改成“战略”，就几乎好像是专为本书而 写的一样。
萧先生又指出，“周代学术之大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东迁以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所以他主张以此时期为研究之起点。因此在他的书中，把自孔子降生 （551 B．C．）到始皇统一（221 B．C．）之间的三百余年视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创造时期”，并附带说明“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 注：同上注，p．2－3。 ]
本书所采取的分期方式和他所用的有少许差异。我们并不否定萧先生的主张，但却决定以西周开国为本书讨论的起点。所以本书中所谓的“先秦时代”要比他所认定 的长了三百多年。从逻辑上来说，这并无不妥，因为既称之为“先秦”，则只要是在秦以前，任何时代都可以纳入。换言之，这个名词本身有其先天的模糊性。它只 有固定的终点而并无固定的起点。
因此，本书中所谓的“先秦时代”是始自周武王克商之年（1111 B．C．），终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年（221 B．C．）。总加起来共为八九〇年。整个时代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 注：此种分期方式及时间的计 算均引自徐培根：中国国防思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民七十二年），p．271。 ]
自武王克商之年（1111 B．C．） 至犬戎弑幽王之年（771 B．C．） 西周时期共341年。
自平王东迁之年（770 B．C．） 至三家分晋之年（403 B．C．） 春秋时期共367年。 [ 注：春秋之世本以孔子所著鲁 国国史《春秋》一书为名。但孔子之书是起于周平王四十九年（721 B．C．）终于周敬王三十九年（481 B．C．）。前距平王东迁晚四十八年，后距三家分晋早七十七年，两头部不衔接，为了维持时代的一贯性，遂将“春秋”时期向前后略作延伸以免发生断层。 ]
自三家分晋之年（403 B．C．） 至秦灭周之年（256 B．C．） 战国时期共182年。 [ 注：三家分晋的实际行动在公 元前四五三年，而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魏、赵三家（大夫）为诸侯则在公元前四〇三年。 ]
外加无君之年三十四年（221 B．C．） [ 注：自周赧王五十九年 （256 B．C．）秦灭周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221 B．C．）统一全国，其间共三十四年，中国无统一的朝代以纪年，可称之为“无君之年”，划入战国时期。 ]
把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起点定在西周开国之时，又未尝没有学理上的理由。这至少可以分为下述三点：
（一）西周的开国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萨孟武先生曾指出“周有天下之后，国家的形态又进步了，即由原始国家进化为封建国家”。 [ 注：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 （三民，民国五十六年）第一册，p．18。 ] 钱穆先生也认为西周建国代表封建帝国之创兴，他又说：“武王灭殷，把黄河东西两部都紧密的结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中更灿烂更伟大的 王朝”。 [ 注：钱穆：国史大纲（商务， 民国五十四年）上册，p．23。 ]
（二）武王克商曾经采取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还打了一次在历史上可以算是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从战争的准备到战争的执行，都可以暗示出来当时的领袖人物 已有相当水准的战略思想。
（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周朝开国应归功于两个人，他们就是太公与周公。前者可以算是我国历史中可考的第一位军事战略家，而后者的成就更达到了所谓大战略的 境界。虽然可供研究的资料还是太少，但至少可以断言在这个时候，我国已有杰出的战略家。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书的叙述遂以西周开国为其起点。在此又还有一点应首先说明。本书所要叙述的主体为战略思想，对于一般的历史事实仅在有关的时机才会提 到，而且也无法作详细或有系统的叙述。换言之，作者假定本书读者对于本国历史已有相当程度的基本知识，所以毋需再作解释。假使读者自认基本知识不够，则应 同时阅读通史以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