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篇（贤有遇时）中，李筌对于用人之道提出其特殊见解，颇有价值。他首先指出贤人并无特征，有时会失之交臂，所以明君必须用心访求：   
　　贤人之生于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  
  
　　 其结论曰：“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在第七篇（将有智谋）中，李筌又因袭孙子的观念，强调智谋对于将道之重要。他举了一连串史例，而其最后一个即为“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所以 “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故曰：   
　　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第八篇（术有阴谋）的篇名很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李筌的原意就是主张先用非军事手段以来减弱对方，于是也许就可以不战而胜，这也就是《六韬》中所说的 “文伐”，即“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域可拔，其众可溃。”他反对儒生之言：“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 并指出：“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简言之，若能行“阴倾之术”则可不战而胜。   
　　 其第一卷中的最后两篇：数有探心第九分析“测隐采心之术”，政有诛强第十则强调“将帅者国之师，不诛豪强何以成三军之威”。其内容与战略无关，分析从略。   
　　 第二卷虽有十四篇，但内容属于战略层面者只有下述数篇，其余都是属于较低层次，而且内容也多抄袭孙子所以不必分析。   
　　 第十一篇（善师）在思想上是受到荀子影响，所以认为“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李筌更强调指出：   
　　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  
  
　　 第十二篇（贝和）指出：“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主张“以德服人，以义和人”，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也都是儒家的思 想。   
　　 第十三篇（庙胜）几乎是完全采取孙子的“庙算”观念，第十四篇（沈谋）主要地即为对“兵者诡道也”的观念作了一些解释。而在文字上有许多也是照抄孙子的原 文。   
　　 此外，这本书还有很多篇，虽然其中也不乏创见，但就全体而言，对于战略思想并无太多价值。尤其是李筌这个人在思想上似乎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崇尚理智，反对 迷信，另一方面却又在其书中容纳了许多有关阴阳术数的资料，真是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尽管如此，《太白阴经》还是一本很难得的书，因为它是真正的唐代兵 书，而且现在留传下来的唐代兵书也就只有这一本。   


（三）陆宣公集  
　　 唐代初期有许多贤臣，由于他们的集体努力，始有“贞观之治”。这些人可能都有相当不错的战略修养，但历史对于他们的思想只有零碎的记录，而他们也未留下有 体系的著作。仅在唐室中衰之后，才有一位名臣曾在其对朝政的议论中表现出他确有有系统的战略思想，那就是陆贽。   
　　 陆贽，德宗时人（754－805），曾官至中书侍郎，谧号为宣，故世称宣公，他的时代有似于西汉贾谊晁错的时代，内有藩镇跋扈，外有夷狄交侵，所以他目睹 时艰，忧心如焚。于是敢言直谏，发表了很多的议论。从这些议论中不仅充分表现出其忠君爱国之忱，而且也显示其战略思想是深远而有体系。在那个时代该算是难 得一见的战略思想家。他的思想大致可以用其文集来作为代表，所以，以下的讨论都是以《陆宣公集》为依据。   
　　 概括言之，陆贽的思想本于儒家，但以荀子为宗，所以也就倾向于法家。他主张为政必基于人情，名利为众人之所好，故人主必须善用名利观念，使全国上下为名而 努力，为利而奋斗，则自可富强康乐。对于当时的内忧外患，他所建议的多为治本之策，换言之，都是属于大战略的层面。   
　　 当时，藩镇割据，内轻外重，中央政府日益丧失控制全局的能力。陆贽认为此种积重难返之势，必须从根本着手，始有扭转之可能。其方法即为重建关中的战略地 位，巩固中央的权力基础。他说：   
　　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闻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小大适称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身大于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 大于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会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则不悖，处则不危，斯乃居重驭轻，天下之大权也，非独 御诸夏而已，抑有镇抚戎狄之术焉。（陆宣公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陆贽又引太宗往事为例，说明在行府兵制时，全国设八百余府，而关中独占五百府之多。“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他又进一步指出：   
　　豪勇之在关中者，舆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与列于廐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有急而须，一朝可聚。（仝上）  
  
　　 这暗示陆贽的思想非常现代化，他了解战争潜力（war potential）和总动员的观念。至于谈到对外的战略，陆贽也曾就四种不同的假想情况，而进行有系统的分析：   
　　夫以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序之也。（第一种情况）  
  
　　又如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尚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第二种情况）  
  
　　其有遇中国丧乱之弊，当夷狄强盛之时，图之而彼衅未萌，御之我方不足，安得不卑词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惧心，结之以亲，以纤其交祸，纵不 必信，且无大侵，虽非御戎之善经，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第三种情况）  
  
　　倘或夷夏之势，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政，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 虽非安边之全图，盖势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第四种情况）（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中国古人论兵能作如此精密分析者实不多观，足以显示陆贽的思考具有足够的深度。接着他又分析华夷之长短，并指出中国所应采取的战略即为以长制短。他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