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顾祖禹
     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他生于明崇祯四年，年十四而遭亡国之变。清顺治十六年，他年二十九，开始创著《读史方舆纪要》至康熙十七年，四十八岁时始完成，共历时二十年，以后仍有所增益。他卒于康熙三十一年，享年六十二岁。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大书。正编二二〇卷，其中含有“历代州域形势凡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 [ 注：见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 另外，末附“舆图要览”四卷，序例一卷，共为二二五卷。约二百八十万字，舆图三十六幅，沿革表三十五份。以字数而论，甚至于比茅元仪的《武备志》还较多，不过，《武备志》的范围较广，而此书则只以地理为主题而作较深入的研究。所以，它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军事地理巨著，其学术价值甚至于有过于《武备志》，至少可以说二书的地位是互相伯仲，各有千秋。 [ 注：“军事地理”是个较旧的传统名词，也可以称之为“战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不过这个名词尚未十分流行。 ]
     顾祖禹之著此书，是受父命而作，其自序中言之甚明。明末清初之际，有志之士痛心国难，莫不以重光禹甸为己任。所以其著书时是怀着一种重大的使命感。其目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衡，锄强暴；时平则以此经邦国，理人民”。（自序）因此，其治学的态度极为严谨，而且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此种史地整合的观念即为其治学著书时的主导思想。所以，书中有许多创见，而为前人所不及。
     这部书的另一个思想焦点即为“国防”，也就是“军事”或“战略”。魏禧在其序中指出：一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著者本人也说：“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凡例）简言之，其研究地理不是为地理而研究，而是为战略而研究。所以，他强调战略家必须了解地理：“从来有事于一方者，必当审天下之大势，不审天下之势而漫应之，战与守虽异，而其至于败亡则一也。”（卷一百，广东序。）
     要写这样一部大书，所要处理的资料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据说在书中出现的地名就有三万多个，可以想见其复杂，但全书仍能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排列其逻辑秩序。顾祖禹自云：
     是书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充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土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束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数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视之义欤？（凡例）
     其书写也有特定之规格：其顶格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文，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组织谨严，考证赅洽。其治学方法之合于现化科学精神，可叹观止。
     顾祖禹也像茅元仪一样，在战略理论领域中所最崇拜的是孙子，他有一句常为人所引述的名言：“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自序二）他对于古人的用兵，最佩服的是蒙古人，在其书中曾再二地加以称赞（已见前章，下再赘述），其所以然者正是因为蒙古人的用兵有许多地方都是和孙子的思想若合符节。
     顾祖禹对于国都的选择、国防线的规划等实际问题，也都有其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对于国都的选择必须有远大的眼光，重视国家的长程战略利益，尤其应有攻势精神，所以形势的险固并不重要，他说：


     然则建都不贵于险固乎？曰：所谓险固者，非山川纠结，城邑深阻之谓也。使弃关河之都会，远而求之奥窔之乡，是犹未见虎之入市，而先自窜于槛穽。知水之可以溺人，而坐槁于岩嵎，岂所语于形势之常也哉？
     关于国防线的规划，他认为外围防线最重要。他曾一再举例说明：“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国之齿。”（卷十九江南一）“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虑者也。”（卷六十七，四川二）。“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准，唇齿之势也。汉亡，江亦未可保矣。”（卷十五，湖广序）
     关于海防，顾祖禹曾引明翁大立语，认为应有三策：“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为上策；却之于沿海，毋使登岸为中策；迨至登陆而围歼之则为下策”。（卷十九，江南一）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是与郑若曾不谋而合。（已见前节）
     时人常把顾祖禹与西方地略家（Geopolitician）相提并论，此说并不适当。诚然，他们在思想上是有其类似，但严格说来，顾祖禹的思想实此二十世纪前期的地略学家远较进步。那些西方学者，尤其是德国的豪斯霍夫（Haushofer），大致都有“决定主义”（Determininim）的趋势，即认为地理是固定的并对人事具有决定影响。顾祖禹则完全反对此种观念，他首先指出地理因素并非不变：
     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总序二）
     其次，他又指出形胜未可全恃，人比地还更重要：
     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宋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秦；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嵝之邻，泛滥之水。得其人，则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总序二）
     顾祖禹之所以如此强调人的因素，似乎还有更深入的用意，那也就是确信事在人为，反清复明并非无望。
     总结言之，《读史方舆纪要》的确是一部超时代的不朽名著，其优点是多方面的，诚如吴兴祚的评论：
     本书昭时代则稽历史之言，备文学则集百家之说，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吴序）
     这样的评论虽可谓恰到好处但又还是不如魏叔子的话更坚强有力：“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 

“除疾”则为事实。过去论孙子者几乎全是有褒无眨，唐甄之能如此明白地指出其弱点，实属难能可贵。   
　　 唐甄又并非仅只高谈仁义而已，他对“用兵”也有很多高见，常有微妙之论，很值得重视，他提出基本观念如下：   
　　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有全无半，虽半所以成全。（五形篇）  
  
　　 这一段话相当难懂。他首先提出用兵的五项原则，即“进”、“先”、“速”、“战”、“全”，而在理论上绝对不可“退”、“后”、“迟”、“守”、“半”。 但事实上，所有的观念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于是善用兵者也就必须用后五项为手段以来使前五项在不可能的情况中变为可能。若用李德哈特的观念来解释，也就 是用间接路线来达到直接目的。   
　　 唐甄对于心理因素有极深入了解，认为使对方心理丧失平衡即为制胜之秘诀。他说：   
　　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乾(左麦右其)，马囊蒸菽，倍道 而进，兼夜而趋，如飘风疾雷，乘其一而九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五形篇）  
  
　　 这一段话对于蒙古人的武功，和德国人的闪电战都可以算是最生动的描写。   
　　 欲产生奇袭效果，其先决条件即为“得机”。唐甄对于机会因素的重要有极深刻的认识，比之克劳塞维茨似乎有过无不及。 [ 注：同前 注，p．185－200。 ] 他说：   
　　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侗射惊隼，伺射★免，先后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不再，……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 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队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五形篇）  
  
　　 “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实乃千载名言，比任何其他学者的意见更确切有力。   
　　 克劳塞维茨曾认为若所有其他因素相等时，则数量决定胜负。唐甄则采取一种反面的推理方式，似乎比克劳寒维茨的想法更有意义。他首先假定双方数量相等，然后 再来分析致胜之道，此种分析远比克劳塞维茨的要较复杂也较有实用价值：   
　　彼以十万之众来，我以十万之众往，众相如也。彼怯我勇，则勇者胜。彼实我诈，则诈者胜。彼诈而我知之，我诈而彼不知，则知者胜。彼知而发之疑，我知而 发之决，则决者胜。彼决而攻不善，我决而攻善，则善者胜。若自料不如，未可可胜，则固守封疆，俟衅而动，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全举篇）  
  
　　 以上所分析的是一种正常的理论，但他又进一步指出欲求胜利又还是必须有赖于“三奇”：   
　　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敌之所来，我之所争，敌之所御，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可以利趋，能趋之 者胜。  
  
　　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当攻，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欲取其后，必击其前，能误之者胜。  
  
　　我有众，敌亦有众，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外有兵，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就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 所以挠其势也，能挠之者胜。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五形篇）  
  
　　 简言之，能趋之者胜，能误之者胜，能挠之者胜，此所谓“三奇”，必能用奇始能获胜。   
　　 唐甄也像孙子一样，非常重视情报。他对于情报与反情报之间的相对关系尤其有深刻认识。他说：   
　　谍者军之耳也，有以谍胜，有以谍败。敌有愚将，可专任谍；敌有智将，不可专任谍。我有巧谍，彼乃故表其形，故声其令，故泄其隙，以诱我。吾闻之善用谍 者，用敌人之谍，不可不察也。……知敌之情者，重险如门庭，不知敌之情者，目前如万里。（五形篇）  
  
　　 唐甄对于战略曾作深入研究，体认到其复杂多变，所以他说：“善用兵者，即显即隐，即常即变，使敌莫之所从，莫知所避，斯为神矣！”（五形篇）他同时又提出 七项战略思考原则：“立谋尚诡，临危尚决，取事尚短，制事尚长，出言戒易，谋功戒贪，图成戒幸。”（审知篇）前四项是积极的，后三项是消极的。换言之，必 须尽量做到前四者并同时尽量避免后三者。这又显示其思想是与薄富尔非常接近，因为薄富尔曾指出战略就是一种思想方法，必须先知如何思考，然后始可言战略。   
　　 于是遂又达到最根本的观念。唐甄也像孙子一样，特别强调“智”之重要（事实上，所有的战略思想家也莫不如此）。他具有强烈的“唯智主义”倾向。他认为“三 德（仁、义、礼）之修，皆从智入；三德之功，皆从智出。”（性方篇）简言之，智而后能虑（思考），战略实为智虑的结晶。唐甄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可以算是一 匹黑马。他的著作一向很少有人注意，所以特别加以较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