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班固等人的记载，东汉洛阳城是充分借鉴了儒家都城营造思想建立起来的，通过有关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可以认定东汉洛阳城参考了《考工记》的营国思想，东汉间人将明堂、辟雍、灵台作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即意味着东汉政治文化对礼乐教化的高度认同。
关键词：东汉洛阳城；布局；营造思想


东汉洛阳城的布局，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古发掘可以得到大致的印象，但洛阳城的营造思想，一般史料缺乏明确记载。东汉初年迁都之争中兴起的《京都赋》，出于辩论的需要，对两汉的都城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其中涉及到东汉洛阳的整体布局、营造思想。本文利用这些记载，结合有关史料和考古发现，对洛阳城的整体布局和营造思想进行探讨，以期方家指正。
关于东汉洛阳城的布局，班固《东都赋》这样描述：
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苹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邹，谊合乎灵囿。 

东汉大规模修建洛阳，是在明帝时期。班固概括永平年间修建洛阳的基本标准：所谓的“增周旧”，并非是说东汉洛阳城建立在东周洛阳的旧址上，而是说东汉洛阳大体借鉴成周的都城营造制度进行增修。所谓的“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即“奢俭合礼”，也就是说宫室按照一定的礼制规范修筑，规模“中度”。所谓的“制同”、“谊合”，则是说按照古制“天子之田”和“王之灵囿”的标准规划园林池沼。“周旧”、“制同”、“谊合”都是周代都城苑囿建筑制度和使用原则，班固将洛阳的都城、宫室、苑囿与周制进行比较，是为了说明东汉洛阳的建造，很重视借鉴成周都城的营建规范。 

傅毅《洛都赋》也说：
分画经纬，开正轨涂，序立兆庙，面朝后市。
“经纬”、“轨涂”、兆庙的序立、朝市的设置都是《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的重要内容。傅毅这里借用《考工记》的术语，来形容洛阳的布局和规划。若按照他的说法，洛阳城的营建借鉴了《考工记》的建造布局。而按照汉儒的理解，《考工记》反映的是旧周的都城营造制度。这就和班固的说法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东汉洛阳的布局，是借鉴了周制。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东汉学者对洛阳规划布局较为清楚的表述。 

《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条详细记述了一套完整的都城营造制度，从都城的形制、规模、区划、道路、城门以及重要建筑的分布等方面描述了理想的都城布局，带有严格的等级规范和礼制秩序。按照贺业钜的考察，其营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形制为重城环套，规模为九里。
按照井田之设计，城区分为九份，以性质不同而分区。
宫城为全城规划的核心，位于王城中心，以宫城南北为主轴线，此轴线南起正门，经外朝、宫城，过市达北正门。门、朝、寝、市布置在主轴线上。 

全城道路网及各区环绕宫城这个核心。
城前方为外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分居左右两侧。布局按照前朝后寝的规制设计。[1] (P28-29)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解释，结合其他学者对《考工记》的理解，参考考古发现，来考察东汉洛阳布局是否参考了《考工记》，分析班固、傅毅的说法是否符合实情。

（一）洛阳面积和城市轮廓
《后汉书》卷一百零九《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 《元河南县志》卷二也说：“俗传东西六里，南北九里，亦曰九六城。”《元和郡县图志》又引华延隽《洛阳记》：“洛阳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洛阳城内宫殿、台观、府藏、寺舍，凡有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间。”《洛阳县志》亦云：“大城东西七里，南北十余里。”考虑到计量误差和时代变迁，不同时期稍有差别，但洛阳城的整体规模没有太大变化，大体东西在旧制六～七里，南北九～十里。考古勘测表明，东汉洛阳古城遗址南城墙已被水冲毁，西城墙残长约4200米，北城墙残长约3700米，东城墙残长约3895米[2]，与古文献记载类似。其南北大致同于《考工记》的规定，东西则不足，呈长方形。 

（二）洛阳的城门与朝向
洛阳共十二城门，南有四门，由东向西依次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和津门，其北门东为谷门，西为夏门，直通北宫。东门由北向南依次为上东门、中东门和耗门，西门由北向南依次为上西门、雍门和广阳门。蔡邕说：“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3]（卷133）以平城门为尊，既说明其为正门，又说明洛阳是朝向是座北朝南，以南为尊[2]。 

（三）洛阳的朝市布局
由各门引出的道路将洛阳分成若干区域，中为宫廷区，包括南宫和北宫。官署区位于南宫之左，东城耗门之内，在南宫的左前方，包括太尉府、司徒府和和司空府，组成了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权贵居住区分布于上东门之内，如步广里、永和里等。太仓、武库在城西北角。东汉洛阳“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和马市都在城外，前者在南郊，后者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其位置在北宫的西南，南宫的西北”[4] (P20) 。明帝永平五年(62)于城东又设立了粟市，位于城外的三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由此又可以看出，在洛阳早期的布局设计中，金市是被规划在南宫之后，而官署区在正宫之前，符合前朝后市的布局。 

由于洛阳二宫没有进行系统发掘，我们可以参照古代学者绘制出的洛阳宫殿图，来考察洛阳宫城的大致状况。东汉重新修建的北宫，其正殿为德阳殿，而其余诸殿罗列在其周围，也位于宫城中央。南宫由于历史较长，从秦、西汉、东汉一直沿用，正殿却非殿稍南，但也大体位于南宫中心区域，这和《考工记》宫城布局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南北宫既有朝会之所，又有寝宫，都在同一宫城之内。《东京赋》：“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北宫修建后，永乐和永安作为太后寝宫，地位最重要。此二宫皆在正殿德阳殿以北，符合前朝后寝的格局。南宫以却非殿为正殿，而其余诸殿多在其北，皇帝与嫔妃所居也在正殿以后。这和《考工记》所记之寝宫制度大体符合。 

（五）洛阳的宗庙布局
洛阳城以南宫正宫门——平城门——城外寰丘为主轴线，北延伸到南、北宫，至于谷门之西。宫室居于城市主轴线上，其灵台、明堂主轴线两侧[4]。东汉的宗庙与社稷，是按照“左庙右社”规划，《后汉书》卷九十九《祭祀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目前尚无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其具体位置，但其符合《考工记》的要求，大致是没有问题的[6]（P85－87）。这样，按照有关历史记载和图录，我们可以绘制出洛阳主要建筑的大致分布图，和《考工记》相应的部分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其中存在较多的对应关系。 

我们认为，东汉洛阳在都城规模、宫室位置、城池朝向、朝市关系、社庙分布等方面，与《考工记》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班固《东都赋》、傅毅《洛都赋》中对洛阳布局的评价，大致符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即洛阳城的布局确实借鉴了《考工记》的某些营国思想。都洛派歌颂洛阳都城布局的“合制” 而批评西汉都城的“逾制”，是有一定现实根据的。
东汉京都赋中描写洛阳的宫殿设施，主要强调其“合制”，以“中和”、“中度”、“中庸”为法则。张衡《东京赋》描述洛阳宫殿、苑囿及其它附属设施，认为东汉宫殿建筑的最大特点是，“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 。王度，是先王的法度，指按照礼制规范进行修建，讲究“中和”：既要壮观华美，又不能没有法度。班固《东都赋》也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能逾，俭不能侈。”也用“奢俭适度”概括洛阳宫室建筑。 

班固、张衡在《京都赋》中，并没有像写长安那样，对洛阳的宫室建筑展开全面铺陈。这是有一定创作背景的。从客观上讲，东汉洛阳的南、北二宫，加起来的总面积也不过西汉一个未央宫面积的五分之三，更不用说西汉还有建章、长乐、北宫、桂宫等建筑，洛阳的宫室数量和面积远无法与长安相比。从主观上讲，东汉赋家都认为洛阳的宫殿设施并不是东汉建筑的代表，能够代表东汉建筑特点和文化品格的是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
东汉赋家常对洛阳的礼制建筑津津乐道。傅毅《洛都赋》：“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崔骃《反都赋》：“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班固《东都赋》：“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 又云：“于是荐三牺，礼神祗，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 并于篇末附《明堂》、《辟雍》、《灵台》等诗，进行了专门的歌咏。 

三雍，《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注云：“三雍，宫也，谓明堂、灵台、辟雍。《前汉书音义》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气为之，故谓三雍。” 张衡《东京赋》：“乃营三宫，布教颁常。”三宫，《汉书》卷六十四《终军传》：“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颜师古注云，“服虔曰：三宫，明堂、辟雍、灵台也。郑氏曰：“于三宫班政教，有文质者也。” 东汉重要的礼仪活动常在这些地方举行。因此赋家认为明堂、辟雍和灵台是重要的礼制建筑，是东汉洛阳区别与西汉长安的标志性建筑，它们的修建，代表着东汉采取了与西汉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始广。孙希旦说：“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7] (P842-843)。先秦典籍，多以明堂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荀子•强国篇》：“若是，则为之筑明堂，而朝诸侯，可矣。”东汉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的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蔡邕《明堂论》所论较详，不赘引。他们都将明堂作为德治王政的象征，在儒家政治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