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封信总抵达它的目的？

想象之（误）认
在第一种理解中，一封“总抵达其目的地”的信可以简单表述为：“一封信总抵达它的目的地，因为它的目的地就是它所达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收信者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位置，于是他便成了地址，因为这个地址不是由其肯定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他发现自己处于这个位置的极其偶然的事实决定的。虽然有关宿命的宗教观念似乎是这种迷惑性的“短路”的典型，但它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对根本偶然性的预感：如果上帝已经提前决定了谁得救，谁该死，那么，我的救赎或毁灭就不依赖于我的确定的品质和行动，而是依赖于我发现自己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所处的位置—它独立于我的品质，也就是说：就我而言，它是完全偶然的。这样的偶然性在一种矛盾的倒置中自身显露：我并不因为我罪恶满盈，违背上帝的命令而被诅咒；相反，我是因为被诅咒所以才恶贯满盈……

在言语行动理论中质询过程所固有的幻觉就在于忽视了其施行/表演的维度：当我把自己承认为意识形态大他者召唤的对象时，当这样的召唤在我身上“抵达了其目的地”时，我就自动地误以为，正是这个承认的行动，使我成为了我把自己承认为的那个东西。“一封信总抵达其目的地”揭露了这样一种东西的机制：“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被选上”，我没有在里头认出我自己，因为我就是它的地址；而当我在里头认出我自己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了它的地址。

象征回路一：“元语言不存在”
元语言不存在指明了歇斯底里的主体立场的虚假性，这意味着主体不再能从无辜、被动的受害者的立场上悲叹世界的颠倒错乱，因为后者的方式通过假装自己在述说一种纯粹的元语言而从世界的堕落中豁免，掩盖了其悲叹和抱怨已经主动地参与了它所谴责的堕落。你的悲叹和抱怨是虚假的，因为通过悲叹和抱怨，你只是太过于完美地适应了操控和剥削的现实：通过扮演无助的受害者的角色，歇斯底里者获得了一个能够让他“在情感上敲诈周围人”的主体地位。

拉康把英雄定义为完全地承担其行动后果的主体，也就是说，一个当他射出去的箭绕了一圈，飞回他自身的时候，丝毫不躲避的主体——不像我们其他人，竭力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却不想支付它的代价：那些想要变革却不想要血淋淋的革命的改革派。

解释学的目标，是要让一个“框架”，一个个“视域”的轮廓变得可见，而框架和视域，恰恰通过保持不可见，通过逃避主体的把握，提前决定了其视觉的领域：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总是通过一个被历史地中介了的预设的框架而被给予了我们。视觉的局限性在本体论上是构成性的：世界只有在根本的有限性内部才会向我们敞开。在这一层面上，元语言的不可能性等于一种能够让我们“客观地”、“公正地”看待事物的中立视角的不可能性：任何一个视角都是由一种被历史地决定了的、“预先理解”的视域构架的。

诠释这一倒置的最好方法是通过视角和凝视的辩证法：在我看到的东西里，在向我的视角敞开的东西中，总有一个“我一无所见”的点，一个“没有意义”的点，即充当画面之污点的东西——正是从这个点上，“一封信抵达了它的目的地”：我在这里遭遇了我自己，遭遇了我自身的客体相关物。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的阐释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主体在其封闭的意义视域内追求日常的生活，与客观世界保持安全的距离，确信它们的意义（或重要性），突然，精神分析家准确地描述了某个对主体而言无论如何没有意义的微小的细节，一个主体在其中“一无所见”的污点——细微的强迫性姿态或痉挛，一道语言的裂隙或类似的东西——并说：“你看，这个细节是一个纽结，它浓缩了所有你不得不去遗忘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畅游在你日常的确定性当中，它构架了把意义赋予你生活的框架，它结构了事物在其当中对你而言变得有意义的视域；如果你解开它，你就会失去你脚下的根基！”

马克思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
这些命题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生产的框架（它的整体）总是由其内容的一部分（一种一定的生产）所构架的。

象征回路二：命运与重复
“一封信总抵达其目的地”即意味着，一个人无法不偿还其象征债务；驱使一封信进入其象征回路的，总是一笔尚未还清的债。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想象之误认的机制：游戏的参与者自觉地把他们的命运当作了某种在其直接的物质性中属于信本身的东西（这封信是被诅咒的，谁一旦拥有它，就必死无疑）——他们的误认在于，“诅咒”并不在信本身当中，而是在围绕着信被组织起来的主体间的网络当中。一封信总抵达其目的地的想象维度是由承认/误认所定义的（只要我在其中发现了我自己），而第二个维度即象征维度包含了一种在想象性圆环的“盲点”和裂痕中出现的被掩盖的真理。正如类似于mbti类型的应用精神分析或对艺术作品的精分式解构，这样的程式总是在一个想象的封闭圆环中运行，它只能发现它所期待的东西——某种意义上，那是它已经得到的东西（其理论预设的网络）。而当我们经验到这一程序的最终的无用，经验到它在触及其对象之内在逻辑的失败时，一封穿越象征回路的信就抵达了它的目的地。所以，在象征回路内，一封信抵达其目的地的方式表面了一种分裂的结构，一种因失败而成功的结构：它不知不觉地抵达了我们。

真实的相遇
命运的主题将我们引向了实在界的边缘，在这里，一封信总抵达其目的地就等于命中注定的意思：“我们终有一死”。把我们每个人都作为其绝对无误之收件人的信，正是死亡。但实在界不仅仅是死亡，同样还有生命。换言之，弗洛伊德的生命驱力与死亡驱力的二元组并不是一种象征的对立，而是前符号的实在界所固有的一种张力和对抗。正如拉康一再指出的，生命的概念外在于象征秩序。这个生命实体证明了一种对符号世界的创伤性的冲击，而它的名字，当然是享乐。

一封总抵达其目的地的信的最终变奏是：你无法摆脱享乐的污点——弃绝享乐的姿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剩余享乐。这方面的例子，从禁欲主义者（他们从来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拒绝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因为这种牺牲的举动本身就产生了虚荣和空洞的满足）到“成就感”（当我们屈从于集体主义的诱惑时，它就压垮了我们：“够了！颓废的享乐！该做出牺牲和放弃了！”）。享乐和剩余享乐的这种辩证法——也就是这样的事实：不存在任何先于剩余享乐之过度的“实质”的享乐，享乐本身就是一种由弃绝所产生的剩余——，或许为所谓的“原始受虐狂”提供了线索。换言之，如果我们从享乐中减去剩余，我们就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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