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御史台（督察院）是与中书省、都督府并列的中央政府机构，后中书省被废，都督府一分为五，督察院地位更加重要。  
六科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系统，直接对皇帝负责，为近侍之官。明代言官虽位卑俸微，但从另一角度说，亦算权倾极品。他们可参决军国大事的廷议、高级官员的廷推，与刑部、大理寺会审重大案件，提督各道、考察百官；六科给事中还享有封驳大权，即便是内阁的票拟、皇帝的圣旨，言官如认为不妥，亦可驳回。除上述以外，进谏也是言官的职责。


明代十分重视言官的人选，往往从新科进士中选拔最优秀者充任。见诸《明史》的209个御史中，进士出身的有180余人；254个给事中，进士出身者242人。永乐七年，成祖下令裁汰所有吏员出身的言官，并下诏“自今勿复用吏”。明代言官也十分自重，且他们建言的成效往往十分显著。有明一代，皇帝纳谏美事，史不绝书。试举一例：洪武年间，周观政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事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已罢。观政又曰必奉面诏。于是太祖亲自出宫安抚周观政。（明史·周观政传）

   比如著名的红丸，移宫案中的杨涟，他在红丸，移宫中的诸多积极表现，其实质目的是想扳倒内阁首辅方从哲。杨涟的死，归根结底是政治党争的结果，方从哲亲郑贵妃和李选侍，而魏忠贤在移宫案中为李选侍出过力，大家基本上都是一党，所以杨涟这些不同党派的人往往对此十分痛恨，只要是方从哲做的事情他基本上反对，甚至只要是方从哲推荐的为光宗诊病的人，杨涟就不停的抨击说这些人是来害皇帝的，尽管他并没有拿出确实的证据来证明方从哲的人故意诊断错误。而服食红丸立即就毙命，这一点我觉得更有可能是李可灼倒霉。因为当时的事态很清楚，皇帝如果立即就死，其实是对东林党有利，因为光宗和郑贵妃关系不错，而李选侍也在等待皇帝给他封号，如果让皇帝在这个时候死，等于搬石头砸自己脚，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一分析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看清楚杨涟在这场斗争中的真实目的和意图。 

     言官出于争权而发起的一场场运动，在明朝其实比比皆是。以前我们的舆论一直是支持言官反对皇帝的，在评价历史的时候往往对一些以死相谏的言官给予很高的褒扬，而对拒不执行他们建议的皇帝给予贬低，事实上，在很多事情上，很难说皇帝驳回言官言论的行为就是错的，因为皇帝有时候其实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在争权夺利，或者往往走向对理想的天真追求，比如海瑞对嘉靖皇帝的上疏其实就有夸大的成分。或者有些人根本就是毫无来由的靠批评皇帝来赚取名声，把皇帝骂的一头雾水，皇帝不打你板子干什么？当然，也不排除很大一部分人就是为了追求这一顿板子而来的，这样的例子在明朝也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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