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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的“经济道德合一论”
1916年，涩泽荣一在宣布退出实业界之际，出版了《论语与算盘》。该书是涩泽荣一商业智慧与处世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他常说，“古人靠《论语》治国理政，我靠《论语》从商。”
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他指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如中国古代有“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商业皆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
涩泽驳斥了后儒关于孔子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的误解。他引用了《论语》有关论述：《论语·泰伯》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里仁》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进而他得出结论：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谋利活动必须用伦理道德进行规范指导。
他以自己四十余年的实业经历说明，《论语》与“算盘”是可以一致的。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他强调，“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也就是说，致富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富裕才能确保长期持续下去。
这就是“道德经济合一论”，也称为“合本主义”。（注：小野进的文章《道德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涩泽进一步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
他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 （评注：这就是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更为重要的是，涩泽在认为“义”与“利”可以不冲突的同时，仍将“义”放在“利”的前面。他说，“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盛”。“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他还进一步说，“我对待事业的观念，向来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首先考虑国家社会之利益……可以说，我的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公益主义。”
明治时期日本实业界另一位重要人物是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他的经营理念却大相径庭。岩崎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独断专行，甚至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涩泽对岩崎仍很佩服。他曾说：“三菱的第一代岩崎弥太郎反对由多数人共同出资经营事业。他认为人多，意见就多，工作成绩也定然不明显。他认为最好的事业型态应由一个人负责经营。”
（评注：由此可见，涩泽荣一的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根本上的分歧。虽然两者都认为私利与公益最终是统一的，但是涩泽明确将公益放在私利的前面，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个人只要关注私利即可，因为个人关注私利必然会达到公益。
从前文《亚当·斯密：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讨论到，。。。。。。涩泽荣一曾指出，“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与我所信奉的道德相互一致。因为我发现道德与经济是可以和谐一致的。……。二百年前斯密的人格精神与孔子的道德论偶然间相互一致，想到此，我便不由地感到高兴，……”）
涩泽荣一的企业经营思想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一大批著名企业家，包括：创立了松下的松下幸之助、京瓷的稻盛和夫、索尼的盛田昭夫等。
据日本新闻界调查，《论语与算盘》是日本企业家最爱读的著作之一，其主张的“义利合一”精神已成为许多日本企业所信奉的经营理念，其思想影响着整个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新教的“专利”
前文《马克斯·韦伯纵论资本主义精神》介绍了被许多西方学者奉为“圣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Max Weber）在该书中断言，资本主义精神几乎只出现在西方文明，而其他未经历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韦伯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儒教与道教》中更直白的说，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是针对韦伯所说的“其他宗教如果不改革无法发展资本主义”。
本文“论语与算盘”部分，将涩泽荣一的经济思想基本说清楚了。这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又一有力的驳斥。涩泽荣一将儒家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关于股份公司的应用性理论有机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理念。
有人甚至认为，这种融合东方传统文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被日本社会所接受，是日本创造资本主义奇迹的根源。
涩泽荣一的“经济道德合一论”
1916年，涩泽荣一在宣布退出实业界之际，出版了《论语与算盘》。该书是涩泽荣一商业智慧与处世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他常说，“古人靠《论语》治国理政，我靠《论语》从商。”
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他指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如中国古代有“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商业皆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
涩泽驳斥了后儒关于孔子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的误解。他引用了《论语》有关论述：《论语·泰伯》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里仁》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进而他得出结论：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谋利活动必须用伦理道德进行规范指导。
他以自己四十余年的实业经历说明，《论语》与“算盘”是可以一致的。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他强调，“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也就是说，致富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富裕才能确保长期持续下去。
这就是“道德经济合一论”，也称为“合本主义”。（注：小野进的文章《道德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涩泽进一步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
他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 （评注：这就是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更为重要的是，涩泽在认为“义”与“利”可以不冲突的同时，仍将“义”放在“利”的前面。他说，“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盛”。“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他还进一步说，“我对待事业的观念，向来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首先考虑国家社会之利益……可以说，我的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公益主义。”
明治时期日本实业界另一位重要人物是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他的经营理念却大相径庭。岩崎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独断专行，甚至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涩泽对岩崎仍很佩服。他曾说：“三菱的第一代岩崎弥太郎反对由多数人共同出资经营事业。他认为人多，意见就多，工作成绩也定然不明显。他认为最好的事业型态应由一个人负责经营。”
（评注：由此可见，涩泽荣一的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根本上的分歧。虽然两者都认为私利与公益最终是统一的，但是涩泽明确将公益放在私利的前面，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个人只要关注私利即可，因为个人关注私利必然会达到公益。
从前文《亚当·斯密：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讨论到，。。。。。。涩泽荣一曾指出，“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与我所信奉的道德相互一致。因为我发现道德与经济是可以和谐一致的。……。二百年前斯密的人格精神与孔子的道德论偶然间相互一致，想到此，我便不由地感到高兴，……”）
涩泽荣一的企业经营思想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一大批著名企业家，包括：创立了松下的松下幸之助、京瓷的稻盛和夫、索尼的盛田昭夫等。
据日本新闻界调查，《论语与算盘》是日本企业家最爱读的著作之一，其主张的“义利合一”精神已成为许多日本企业所信奉的经营理念，其思想影响着整个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新教的“专利”
前文《马克斯·韦伯纵论资本主义精神》介绍了被许多西方学者奉为“圣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Max Weber）在该书中断言，资本主义精神几乎只出现在西方文明，而其他未经历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韦伯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儒教与道教》中更直白的说，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是针对韦伯所说的“其他宗教如果不改革无法发展资本主义”。
本文“论语与算盘”部分，将涩泽荣一的经济思想基本说清楚了。这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又一有力的驳斥。涩泽荣一将儒家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关于股份公司的应用性理论有机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理念。
有人甚至认为，这种融合东方传统文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被日本社会所接受，是日本创造资本主义奇迹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