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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旧文章:早期对童子军创始质疑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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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教育杂志》刊文指出,“自英国有少年团之组织,欧洲各国竞相仿效,日本施行此种组织,亦卓有成效,而我国教育界,尚无热心提倡之者,甚憾事也;近上海虽有童子斥堠队之组织,然主动者在于西人,当别论”。据此可见,在近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话语背景下,“中国童子军”首先是指“中国人创办的童子军”,“西人尽管在中国倡办者”亦“当别论”,这种观点和主张的实质,是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国童子军创始”不是指童子军何时在中国产生,而是指中国人何时创办了童子军。归纳关于中国童子军创始的各种观点,它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华童公学和武昌文华书院两所学校。由于上海华童公学由上海租界工部局所设,创办童子军的康普为外国人,从“中国童子军创始”所指来看,即使其创立时间早于文华童子军,也不应在考察之列,况且据后来考证,华童公学童子军成立时间事实上也稍晚于文华童子军。因此,下面将着重对文华童子军创始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在主张武昌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创始者的观点中,一位名叫“无求”的学者认为:“我国仿其法而首创之为武昌文华书院,继起者为上海华童公学、青年会、及圣约翰、沪江大学等,然此数校皆为外人所设立也。”此议论表明,该论者主张,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的首创者,紧随其后的才是诸如华童公学等童子军。同时他还指出,这些都是“外人”所设,很明显它们不属于中国人所创办的童子军范畴,但该论者并未明确文华童子军究竟创于何时。陈朝宗认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即西历一九一二年)外人在华所办之教会学校,即起来提倡童子军事业,武昌文华大学,系最早创办,开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声。”以上论述说明,在陈氏看来,对于童子军这一西方青少年组织,首先在中国提倡的是一些外国人所创办的教会学校,武昌文华大学也位列其中,并且是最早的,可称得上是开创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河,并指出创立童子军时间为1912年,只不过他认为,创立学校应是文华大学,而不是文华书院。后来,徐子成和吴耀麟也主张,创立中国童子军第一团的是文华大学,所谓“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严家麟在武昌文华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团,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便成了中国童子军创始的纪念日”。由此可见,徐、吴二人不仅提出了文华大学首创中国童子军的具体时间,而且还将“1912年2月25日”与“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相结合了起来。何以如此?推其原因,原来徐氏是确立“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知情者。因为1933年4月14日,中国童子军设计委员会通过“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我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案时,徐子成作为“出席人员”参与了该会。因此,在不久后的1933年10月初版《初级童子军》一书时, 徐、吴二人能够详细列出文华童子军的创始时间。尤其是随着1942年严家麟被授予“中国童子军创始人”的称号,“1912年2月25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这一观点得到强化,并广泛流传开来。


IP属地:重庆来自Android客户端1楼2024-10-14 09:06回复
    中国童子军的创始日期和创始人,虽然得到中国童子军最高当局的确定和认可,但在1947年,童子军界却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有人认为,2月25日是张忠仁的生日,规定该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我们纪念童子军,同时又可以纪念张先生”,这是大家上了张忠仁的“当”。因此他们主张,应该在国民党提议举办童子军的3月5日,或通过举办童子军的3月15日两个日期中,确立一个时间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在此基础上,还有人认为,既然“2月25日”是张忠仁和严家麟“同流合污”,以张忠仁生日时间为所确定的中国童子军创始日,“与其捧严家麟,不如捧张謇”,因张謇为江苏童子军联合会的成立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他们提出以江苏童子军联合会成立的6月17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根据以上看法,我们可以判断,在这些质疑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的人眼中,他们认为“2月25日”是一个主观性随意确定的日子,并包含有吹捧和崇拜个人的目的在里面,与其这样,还不如将国民党提议或确定办理童子军,或者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成立的时间确定为中国童子军创办的纪念日。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持这种看法的人对张忠仁和严家麟感到极为不满,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的味道,因此,他们才极力否认严家麟童子军创始人身份和“2月25日”这个创始时间,而提议用其他人和时间来代替。甚至还有人提出,严家麟年龄太幼,学历浅,地位低,还不够资格组织童子军,而且组织儿童“举行宣誓”不能算作童子军成立。此种观点从童子军创办人自身条件以及童子军创立方式两个方面入手,认为严家麟无论是年龄,还是学历和社会地位,都“不够”创办童子军的资格,而且“宣誓”这种形式“不算”是成立童子军,所以,对此质疑者认为,严家麟不能也不是童子军的创始者。然而,如果以前述童子军创立的方式来衡量,这种看法未免显得偏颇。既然儿童个人均可以采取“侦探术”训练方法,使自己成为童子军,那么童子军的创立与个人的“年龄、学历和地位”之间很明显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组织儿童宣誓,声言遵守童子军誓言和规律,不仅是成为初级童子军的必备仪式,而且也符合贝登堡童子军创始的第二种方式,即组织联络年龄相当儿童,成立童子军。由此可见,以此种言论对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和创始人的质疑,很明显缺乏学术方面的严肃性。以上种种质疑论调表明,极力否认“2月25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的理由不外乎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IP属地:重庆来自Android客户端2楼2024-10-14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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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和创始人早已为当时官方所确认,为什么《童军导报》会对此提出质疑?甚至不惜采取人身攻击和主观臆测的方式?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在中国童子军内部,围绕中国童子军教育宗旨分歧所产生的“派系”论争,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是对中国童子军教育领导权的争夺所致。
      抗战胜利后,国民大会召开,中国童子军总会正欲脱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社会团体,中国童子军教育的“派分”思想波澜再起,童子军内部关于童子军教育的宗旨又产生了很大分歧和争论。张忠仁、严家麟一贯主张童子军是一种儿童品德教育,是“非党化”的教育,两种主张相互之间冲突也日益明显和激烈。据曾经担任中国童子军总会总干事的黄佑前回忆,1944年在重庆举行全国童子军服务员招待会上,当有人说“三青团和童子军是同路人”时,张忠仁毫不客气地回击道:“童子军教育是一个国际性质的,旨在培养少年儿童的品德教育,它已走了三十多年了,到今天我们才知道和三青团竟是同路人!?”可见,张忠仁对将童子军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相提并论非常敏感和反感,而且十分在乎这一点。他主张,童子军教育应该坚持其国际性,并认为中国童军教育实践与此相吻合,一直贯彻童子军教育是“培养少年儿童的品德”的宗旨。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因为童子军教育主张的不同,持不同见解者之间是形同路人,一言不合,就剑拔弩张,相互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如此紧张的关系,自然会因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彼此之间产生争论。
      此次争论以后,在谈及中国童子军教育的目的和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性质时,张忠仁又重申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认为:“童子军教育与旧有教育不同之点,在培养青年儿童自觉、自发、自动、自治的精神,重在品格的训练,在日常生活行事中培养其优良的品格和生活技能”;“我们童子军这个团体,原系一个教育文化社团,如其他教育文化社团应归教育部方面管辖一样,只是改由教育部管辖而非隶属于教育部”。张氏的言论表明,关于童子军教育宗旨,张忠仁的主张自始至终是一贯的,在他看来,“品格训练和生活技能培养”既是童子军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区别所在,又是童子军教育的着力点,它不仅不能与党团组织发生关系,而且连行政色彩也不能具有。从这一点来说,张忠仁与贝登堡“非党派化”的童子军教育政策是相一致的,所以,张忠仁才进一步主张,中国童子军总会虽应归教育部管辖,但它并不是教育部的一个下属单位,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文化团体”。由此可见,张氏以上的主张与中国童子军在于培养“三民主义的继续者”的目标,以及中国童子军总会归三民主义青年团管理的现状,很明显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遭到指责和攻击就在情理之中了。


      IP属地:重庆来自Android客户端3楼2024-10-14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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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严家麟认为童子军是儿童“品格”教育的主张,并拒绝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作的情形,曾担任文华童子军大队长的宋伯廉回忆:中国童子军总会欲把童子军作为三青团的预备,严家麟不肯合作,他的宗旨是“……生火、救护、旗语通讯、烹饪、缝纫、结绳……战地青年服务队,培养集体生活能力、勇敢、助人…”。以上回忆表明,在童子军教育宗旨和目的方面,张忠仁与严家麟的主张高度一致,即均认为童子军教育应该注重儿童的品格和生活技能训练,他们是童子军教育“非党派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然而《童军导报》在发刊词中却旗帜鲜明宣称,其宗旨是“研讨如何以三民主义的精神,配合到童子军教育里面去”,可见,该报刊“党化”中国童子军教育的主张和意图十分明显,而国民党认为,中国童子军教育宗旨是“发展儿童作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以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而臻世界于大同”。
        由此看来,《童军导报》与中国童子军教育宗旨是高度吻合,二者“党化”童子军教育的主张十分明显,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地说,对中国童子军创始提出质疑的人与张忠仁和严家麟一定是不同的另一派,但作为以《童军导报》为阵地的质疑者,至少他们在童子军教育宗旨等方面必须与《童军导报》的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方能发表这种言论。因对张忠仁和严家麟两人“人品”的怀疑,最终导致对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的公然否定,背后隐藏的就不仅是童子军教育观点的不同,而且还折射出对中国童子军教育主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早在国民党接手童子军不久以后,童子军教育的“派分”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童子军教育领导权的争夺就已经存在,而且到了中国童子军教育后期,这种争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关于这一点,黄佑前回忆,抗战时期,中国童子军总会“还是循着童子军教育原理的道路,建立了一些童子军理论基础”但好景不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时刻要抓童子军总会的领导权,这种争夺,从中国童子军总会开始筹备到正式成立,就一直存在着。当时在童子军教育的性质与原理上的两种主张是:认为童子军是少年儿童品德教育方法的一种,因为是严家麟创始的,因此说他是教会派;另一种是认为童子军是军事训练,以战前总会负责人刘泳尧、赵范生等为代表的军人派,由于国际童子军舆论的约束,军人们在表面上无法改变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性质”。可见,围绕童子军教育性质主张的不同,自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开始,其内部就一直展开了对中国童子军教育领导权的争夺,并由此在中国童子军内部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童子军教育虽一度走上符合国际童子军要求的“正轨”,但这种情况事实上很快得以改变,三民主义青年团掌握了中国童子军教育的领导权,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性质只是在形式上得到了保全。因此,《童军导报》对中国童子军教育创始时间和创始人的质疑,可以看作是这种“派分”斗争的延续,并由此发展成对童子军教育主导权争夺的考虑,而非出于学术考量和探讨。


        IP属地:重庆来自Android客户端4楼2024-10-14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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