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教育杂志》刊文指出,“自英国有少年团之组织,欧洲各国竞相仿效,日本施行此种组织,亦卓有成效,而我国教育界,尚无热心提倡之者,甚憾事也;近上海虽有童子斥堠队之组织,然主动者在于西人,当别论”。据此可见,在近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话语背景下,“中国童子军”首先是指“中国人创办的童子军”,“西人尽管在中国倡办者”亦“当别论”,这种观点和主张的实质,是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国童子军创始”不是指童子军何时在中国产生,而是指中国人何时创办了童子军。归纳关于中国童子军创始的各种观点,它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华童公学和武昌文华书院两所学校。由于上海华童公学由上海租界工部局所设,创办童子军的康普为外国人,从“中国童子军创始”所指来看,即使其创立时间早于文华童子军,也不应在考察之列,况且据后来考证,华童公学童子军成立时间事实上也稍晚于文华童子军。因此,下面将着重对文华童子军创始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在主张武昌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创始者的观点中,一位名叫“无求”的学者认为:“我国仿其法而首创之为武昌文华书院,继起者为上海华童公学、青年会、及圣约翰、沪江大学等,然此数校皆为外人所设立也。”此议论表明,该论者主张,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的首创者,紧随其后的才是诸如华童公学等童子军。同时他还指出,这些都是“外人”所设,很明显它们不属于中国人所创办的童子军范畴,但该论者并未明确文华童子军究竟创于何时。陈朝宗认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即西历一九一二年)外人在华所办之教会学校,即起来提倡童子军事业,武昌文华大学,系最早创办,开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声。”以上论述说明,在陈氏看来,对于童子军这一西方青少年组织,首先在中国提倡的是一些外国人所创办的教会学校,武昌文华大学也位列其中,并且是最早的,可称得上是开创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河,并指出创立童子军时间为1912年,只不过他认为,创立学校应是文华大学,而不是文华书院。后来,徐子成和吴耀麟也主张,创立中国童子军第一团的是文华大学,所谓“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严家麟在武昌文华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团,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便成了中国童子军创始的纪念日”。由此可见,徐、吴二人不仅提出了文华大学首创中国童子军的具体时间,而且还将“1912年2月25日”与“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相结合了起来。何以如此?推其原因,原来徐氏是确立“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知情者。因为1933年4月14日,中国童子军设计委员会通过“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我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案时,徐子成作为“出席人员”参与了该会。因此,在不久后的1933年10月初版《初级童子军》一书时, 徐、吴二人能够详细列出文华童子军的创始时间。尤其是随着1942年严家麟被授予“中国童子军创始人”的称号,“1912年2月25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这一观点得到强化,并广泛流传开来。
在主张武昌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创始者的观点中,一位名叫“无求”的学者认为:“我国仿其法而首创之为武昌文华书院,继起者为上海华童公学、青年会、及圣约翰、沪江大学等,然此数校皆为外人所设立也。”此议论表明,该论者主张,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的首创者,紧随其后的才是诸如华童公学等童子军。同时他还指出,这些都是“外人”所设,很明显它们不属于中国人所创办的童子军范畴,但该论者并未明确文华童子军究竟创于何时。陈朝宗认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即西历一九一二年)外人在华所办之教会学校,即起来提倡童子军事业,武昌文华大学,系最早创办,开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声。”以上论述说明,在陈氏看来,对于童子军这一西方青少年组织,首先在中国提倡的是一些外国人所创办的教会学校,武昌文华大学也位列其中,并且是最早的,可称得上是开创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河,并指出创立童子军时间为1912年,只不过他认为,创立学校应是文华大学,而不是文华书院。后来,徐子成和吴耀麟也主张,创立中国童子军第一团的是文华大学,所谓“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严家麟在武昌文华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团,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便成了中国童子军创始的纪念日”。由此可见,徐、吴二人不仅提出了文华大学首创中国童子军的具体时间,而且还将“1912年2月25日”与“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相结合了起来。何以如此?推其原因,原来徐氏是确立“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知情者。因为1933年4月14日,中国童子军设计委员会通过“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我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案时,徐子成作为“出席人员”参与了该会。因此,在不久后的1933年10月初版《初级童子军》一书时, 徐、吴二人能够详细列出文华童子军的创始时间。尤其是随着1942年严家麟被授予“中国童子军创始人”的称号,“1912年2月25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这一观点得到强化,并广泛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