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的工业化之前，先让我们看看西方的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或者说原始的资本哪里来。西方给出的答案是先从新工业开始积累资本，再建设重工业。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初建立了使全球资本流向自身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在帝国主义阶段，中心国家进行强大的资本输出，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人力进行生产，在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的同时，大大减轻了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从而以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待遇，这也许就是所谓工人贵族说的来源。同时，由于简单劳动很多都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可以有更多的人力从事管理层和服务业工作，由此实现经济繁荣。

计划经济30年，我们一直在种田

我们公司，出身于城镇的才不到1%，是一个普遍的案例

而在这个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下，落后国家就是最大的受害者。首先，这些国家往往没有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受到其落后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阻挠，再加之国外强大的垄断资本的影响，这往往会使其内部的矛盾大大激化，超过资本主义的容忍限度。

落后国家的结局往往有两种，其实是一种逻辑的变式。那就是在建立现代民族政权后，由于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向世界市场转移矛盾的机制，因此资本的积累困难重重，他们迫切的工业化愿望以及国内薄弱的经济条件（常常是农业），加之以自由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本积累，常常会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于是就导向了两种结局，要么导致动荡不安的局势或强力的威权乃至独裁统治，要么不得不放弃独立工业化的目标，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当中，这便是所谓的“依附型国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日韩应该也算。
以下是他们的发展逻辑，通过放弃民族国家一定的独立性，以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军事庇护为基础，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发展轻工业作为原始积累，再逐步向重工业和高科技领域迈进。不讳言的来说，个人感觉中国在改开初期也是这个模式，正所谓衬衫换飞机，“国际长工”

但是让我们看看这些所谓成功的依附型国家，他们往往有以下共同特点：本身资源贫瘠，纵深小；具有一定的殖民地工业基础；作为冷战时候的橱窗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强力支持。
但如果中国变成一个依附型国家，那产生的问题会严重的多。原因是由于中国面积广大，资源丰富，而且纵深过大。而依附政策常常是迅速作用于沿海和城市，这会导致沿海和内地，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快速的贫富分化。最终这种畸形发展的后果会严重制约现代化的进程，以拉美的城市化率为例。

而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提供了一条新路，以十月革命为例，就是通过强大的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通通过强大的国内力量铲除封建制度，以及通过统一的有计划，有控制的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建立现代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简单来说，那就是先修内功，沉淀。而只有具有了一定的独立工业基础，以后才能在资本主义列强掌控的世界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不然长工都当不了。而这种思想，对当时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具体到中国来说，情况又有不同。简单来说，就是农民。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沙，他把中国的皇帝比作沙皇，这其实是很贴切的。古代中国的地基就立在沙中，沙就是无数的农村小共同体。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是国家通过乡绅和农民连接，乡绅从农民征收来的财富用于农村本地的建设，如水利建设和宗族的公共活动。然而盛世存在着天然的危机，也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放在清代，那就是所谓“内卷”。没错，内卷本来是一个历史术语。这指的是清代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大大超过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承受能力。导致农民不得不对土地精耕细作。结果是中国长期只能靠过量的劳动力投入，即“过密化”来维持粮食需要，而劳动力的投入已接近极限。

有一本书叫做饥饿的盛世，并无虚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均占有耕地4亩，方可维持温饱。但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均耕地仅2.5亩，大多数人处于一个半饥饿状态。
而由于长期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来维持生产，在生产力没有进步的情况下，一旦产生大规模的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农业危机的发生。这也就是中国19世纪的丁戊奇荒，20世纪20到40年代的民国饥荒，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的根本原因。

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入给中国带来的新东西，但是旧的问题也是进一步加重。西方的战争赔款以及王朝末期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给中国带来的负担自不必多说。但内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小农经济的解体以及西方商品的输入，不出意料的，原本维系农村秩序的基层体制破产了。

在过去，地主征收的租税虽然部分进了自己的口袋，但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用于本地乡村的建设和公共秩序的维持，而数量广大的自耕农更是帝国的根基。然而，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耕织分离，大量农民破产，于是他们剩下三条路。进城，成为佃农，或者勉力维持简单再生产。这样的后果就是大量的土地集中到农村的小地主身上，小地主只满足于地租的输入，不愿把资本转移到现代化当中，而且也无力来从事公共管理和建设工作。那大地主呢？大地主大多进城了，他们即使把资金投入在工业和商业当中，但家乡的地产对他们来说只是资本提取的来源而已。于是农村就陷入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土匪，灾荒，瘟疫，毒品，不一而足。而每一次天灾人祸，又会给脆弱的农村再狠狠打一拳。正如毛在寻乌调查中所发现的，农村在多重压榨下已几乎无法从种田中获利，但是由于生产力进步极少，想要不饿肚子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由此大大的制约了工业的发展。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市的工业化，那就是k记和北洋进行了失败的工业化。诚然，我们能看到所谓一战“短暂的春天”以及所谓的黄金十年，工业年均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但这个数据背后的是轻工业水平远远高于重工业，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化。轻工业的消费市场集中于少数城市上层，且过度依赖外国原料，而重工业的落后，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几乎没有独立性。以上事实导致的后果就是工业根本无法反哺给农业，指提供化肥和农业器械之类，相反的，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几乎没有独立性，唯一相对好的轻工业也只惠集上层。因此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业越发展，农业越萧条，就越来越不能给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资源，从而制约了工业发展。所以工业越发展，工业越萧条（不是）

那些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人，都觉得是一种痛苦，一种遇味，幸亏邓公把它结束了，

回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原始资金的积累，这是避免不了的，关键是谁来承担积累的成本。西方是让别国人来承担，而中国当然只能让自己来承担。但如果把积累成本全都转嫁到工人和农民头上，官员，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上会消耗过多的资源，导致社会不平等，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因此要进行工业化建设理想化的方案，就是让精英阶级和普通人共同承担积累成本，于是就需要工人和农民处在一个强势或者至少意识形态上强势的地位，不然，面对精英阶层占据社会资源并且把占有永久化的现状，工人和农民是无能为力的。同样的，这也需要国家对外防止西方资本的入侵，以及对内用强大的组织力量来摧毁传统的封建制度及上层建筑。这样才能对农村进行有计划有节制的资本提取，防止进入之前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经济基础被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