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孟珙传》写得那么精彩，全是虚构的故事。
《宋史·理宗本纪》绍定六年七月，只有“败武仙于淅川”一句话，并无赏功记录。
南宋末年，微功皆有赏。如果《孟珙传》所言属实，大破武仙，降其众七万，获甲兵无算。如此大功，决不会没有赏赐。可见《孟珙传》全是杜撰之词。

顺阳之战、淅川九砦之战，除去《宋史》外，《续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都说孟珙击败了武仙，记载与《金史》冲突。谁胜谁负，非此即彼。

金史武仙传：宋孟珙来袭仙于顺阳，仙仓猝率百余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军稍集，遂大败珙。而宋史孟珙传：仙屯顺阳为宋军所挠，乃退屯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众七万，仙易服遁。而并无为仙所败之事。仙传：蔡州破后，将士皆散，仙渡河北走，为泽州戍兵所杀。亦不言为珙所败而遁走。”

对此清代的著名史学家赵翼评价是这样的“是各史纪载互异，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此国自述其败，而后见彼国之真胜，否则别见于他传者，其胜败亦差得实。又或此国叙战胜之难，亦可见彼国拒战之力。”

您提到的《孟珙传》如果是指一部关于南宋将领孟珙的传记作品，那么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即历史记载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历史记载往往简洁、客观，而文学作品则可能为了增加可读性和戏剧性，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
《宋史·理宗本纪》中的记载确实相对简略，通常只记录了重要的事件结果，而不一定会详细记载每一个细节，包括赏功记录。如果《孟珙传》中的描述与官方史书《宋史》的记载不符，那么确实可能存在虚构的成分。
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对比不同的史料来验证事件的真实性。如果《孟珙传》中的描述在其他可靠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得到印证，那么这些描述很可能是文学创作而非历史事实。特别是在古代，对于军事胜利的记载通常会伴随着赏赐的记录，如果确实如《孟珙传》所述孟珙有大功而没有赏赐记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点。
然而，也要考虑到历史文献的遗失和后世编辑的可能。有时候，一些历史记录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或者在后世的编辑中遭到了修改。因此，在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完全是“杜撰之词”时，也需要谨慎，尽可能多地参考其他史料进行综合分析。

最可能的真相是，当时的孟珙趁着金朝要灭亡的时候来捞取战功，而且是专门捡软柿子捏，结果在武仙的坚守之下吃了大亏，至少是没有占到便宜。但是武宣面临的最大问题倒不是孟珙，而是他的部队所在的地方，没有粮食了

不是诋毁孟珙，而是人各有所长，孟善守不善攻，不过最后因为搞不到足够粮草，武仙的部队终于散伙了。关于武仙道长，我会另外开一贴来说明他的历史事实，由于他和投降蒙古的全真是敌对的派别，所以在历史书中一再被抹黑

宋理宗绍定六年，宋将孟珙驻军枣阳，金将武仙收集三峰山之战的败兵，屯于留山，深感缺粮之苦。孟珙进攻顺阳，为武仙所败：嵩之益知仙军虚实，使孟珙率兵五千袭仙军于顺阳。是时，仙令士卒刈麦供军，未至二里许，始觉，仙率帐下百余人迎击之，孟珙不敢前。俄顷，军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败珙军。珙与数百人脱走，生擒其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至是，概、琢妄谓将纳款于嵩之之语泄矣，仙皆诛之”

于是于七月初，移居浙川东北之石穴山，据淅川九砦，而缺粮益甚。七月，武仙将刘仪诣孟珙降。孟珙得知石穴山九砦之虚实，引兵袭之，先破离金、王子山、侯里三砦，继攻石穴山大砦。
是时，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颜责仙赴难，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邪？”
将士闻之，相视哽咽，皆愿赴难与国同生死。仙惧众心有变，乃杀马牛，与将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负国家，众乃大喜。无何，仙复谓众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坚守，纵到亦无益。近遣人觇视宋金州，百姓据山为栅极险固，广袤百里，积粮约三百万石。今与汝曹共图之，可不劳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为根本，然后选劲勇趋蔡，迎上西幸，未晚也。”

众未及应，即令戒行李。取淅川溯流而上，山路险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胜数，粮食绝，军士亡者八九。仙计无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东还，自内乡将入圣朵寨，至峡石左右八叠秋林，闻总领杨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迁大和。九月，至黑谷泊，进退失据，遂谋北走，行部尚书卢芝、侍郎石玠不从。
二人相与谋曰：“吾等知仙不恤国家久矣。谏之不从，去之未可，事至今日， 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于道中，犹胜死于仙也。”玠被武仙所杀，芝为南阳土匪所杀

石穴山缺粮，非大军久驻之地。武仙西进，谋夺金州粮，当系实情。但是被天灾不期而至的洪水打败，孟珙由降将刘仪作向导，乘武仙西去的机会，偷袭九宅。武仙留守主将杨全投降。及武仙还师，九砦早已失去，乃引众逐渐北去，孟珙根本没有遇上武仙主力。孟珙破九砦谎报战功后即回襄阳，旋即奉命运粮至蔡州，接济蒙古军，并参与蔡州的围攻。

所谓当事人的记录更可信，其实当时的人就认为这种吹牛逼极不可靠“虽日闻报捷可喜，但一报近于一报，亦可忧”（《三朝北盟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