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子贵母死及“太子制度”和北魏部分外戚
在此之前要先反驳因为北魏有选“保母”的制度，所以“窦太后”的出现标志着“保母”天然有权力，甚至将注定成为和“虚尊皇后”抗争的一种力量的说法。
要先讲明白一件事，北魏有选择保母的传统，因为北魏最开始设立子贵母死和之后普遍出现的皇后虚尊即不生育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在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角色进行切分，本意是为了使无论哪一位“母”都不能对皇帝产生过大影响——皇后虚尊但不抚养太子或皇长子，保母行抚养之实但缺乏法理和名分，生母有法理和名分但被赐死。从拓跋嗣（明元帝）开始，北魏的“子贵母死”才真正成为一种可说的“故事”，但还没有成为制度。因为在其后的普遍执行中，子贵母死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执行人，都是有很大可操作空间和水分的。
拓拔焘有保母“窦太后”，文成帝有保母“常太后”，夹在其中的景穆帝保母为何人，却不为人所知，其后若有墓志出土，此人的影响力也远不如以上两位保太后，可见“保母等于保太后”，“保母早跟随在幼主身边可以接触到很多政治势力，有天然的力量”，都是无法成立、过于武断的猜测。
这里不得不提到北魏皇权更迭动荡是早期的普遍现象，而封建时期，除了拳头硬之外，只有制度赋予的权力是可以稳定传承的，“保母等于保太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制度，这两位保太后的上台，都是当时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拓拔焘泰常七年当上泰平王时，姚皇后两年前已经病死，杜贵嫔也在同年死去，杜贵嫔之死会在之后展开详细论述，此处暂且按下不表。在这样的情况下，拓拔焘即位后，与他有联系的年长“三母”中仅剩下保母一人，而在随后的文成帝一朝又复刻了这一场面。姚皇后之死当无疑问是病逝，文成帝的嫡祖母，拓拔焘的皇后赫连氏，在宗爱作乱时被“假皇太后诏令”，宗爱之乱平定后染上了“罪人”色彩，生母恭皇后的死之后也将展开叙述，最后又只剩下身为“保母”的常氏一人，期间发生的事是颇为复杂的。
随后冯太后开始亲自抚养继承人，促使保母的职能回归皇后，但又仅仅回归了献文及孝文两朝，元恪朝又开始为继承人选取保母，而此前文成一朝献文帝保母为何人，亦不为人所知，此后元诩保母又为何人，也同上述。
保母的强势与皇帝息息相关，只有当皇帝真正稳定掌有权柄且愿意表露出对保母抚养之恩的感谢时，保母才能与嫡后或尚且活着的生母有一争的权力，归其原因，保母的出身普遍弱势。
“先是，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太宗命为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抚导。”
“高宗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
“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
北魏的权力核心早期一直被代北及宗室占据，到元宏朝更是大力提拔宗室以对抗代北贵族，保母的出身都只能说是“良家子”而无任何过人之处，其中更不乏窦太后此“以罪牵连”者，而保太后的家族都在皇帝的封赏后才见显贵，更证明他们本身不具备值得一提的政治资本。
渤海小吏及部分学者所谓“常太后背后是代北陆家”，给出的证明仅是“常太后为辽西人”，而此前拓拔焘“秋七月，田于棝杨。己卯，丕等至于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就纯粹是发散过度的胡扯了，宗爱之乱之后可能会具体再写，此处只提出一个问题，两位保母虽都登上皇太后位，两人的权职却在史书记载上存在差异，窦太后“太后训厘内外，甚有声称……世祖征凉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诸将击走之。”而到常太后时，情况则变成仅处理后宫内廷之事，若常太后背后真有这样强力的政治力量，何以不能成为下一个窦太后？
在总结上述这些情况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正题，“子贵母死的发展”。
拓跋珪首先提出：“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这句话似乎预示着凡生育长子的后妃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但结合《魏书·皇后列传》中所提到的几位后妃及时间线来看，有几位后妃的死颇为可疑。
北魏早期皇帝普遍服食五石散，因此导致皇帝的“中晚年”精神状态相当堪忧，北魏皇帝的普遍早逝，或许也与此有关。元宏虽然也有此打算，但却因徐謇技术不佳炼丹未成而找不到明确的记载。
拓跋珪本纪中提到：“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
随后拓跋嗣生母刘贵人即被赐死，虽然符合“子贵母死”的基本条件，但此时拓跋嗣已经十几岁，刘贵人的死远远晚于后来皇长子生母被赐死的时间，当属事物早期的探索过程。又拓跋嗣“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于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
继承人的离去使拓跋珪随后“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此处虽未写明想要立拓跋绍为新的继承人，但拓跋珪最终却因贺夫人不愿就此死去而死于拓跋绍之手，侧面反映了北魏早期的皇权更迭极不稳定，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元宏朝都未解决。但值得一提的是，所谓“贺夫人有谴”或许是贺夫人犯下不为人所知之罪的隐笔，然而贺夫人被处理的时机过于巧合，暂且将两种猜测都写出。
而拓跋嗣即位后，当初不愿执行“子贵母死”的他，随后又执行了这一政策。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薨，谥曰密贵嫔，葬云中金陵。”
杜贵嫔即死因蹊跷的第一人，拓拔焘在泰常七年封为“泰平王”，随后即记载“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泰平王摄政。”但此时北魏还未出现立太子的书面仪式，拓跋嗣本人亦是如此，他并未有明确的记载，正式书面记载在拓拔焘一朝：“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立皇后赫连氏，立皇子晃为皇太子，谒于太庙，大赦，改年。”，拓跋嗣的书面身份是“冬十月，起西昭阳殿。乙卯，立皇子嗣为齐王，加车骑大将军，位相国”，可见北魏此时虽没有名分上的太子，但有实际的太子，即“皇长子+第一位封王的皇子”双重身份叠加，可视作“太子”。因此魏收此处写“太子宫”令人殊不可解，拓跋嗣本人并无明文的太子身份，居住宫殿却称作“太子宫”，要么是北魏前期礼制过于混乱，要么是魏收本人颇不严谨所致。
在解释了上述背景后，密贵嫔死因从她的谥号可以稍作怀疑，她的谥号与此前或此后子贵母死的妃嫔颇为不同，刘贵人谥号“宣穆”，景穆帝生母谥号“敬哀”，文成帝生母谥号“恭”，献文帝生母谥号“元”，孝文帝生母谥号“思”，元询生母谥号“贞”，唯独“密”这一字贬斥意味更多，而北魏一直看重谥号，两位保母分别谥号“惠”“昭”，姚皇后谥号“昭哀”，但史书并未记载其他原因，且其后拓拔焘亦未改谥，姑且讨论为子贵母死。
随后即是发生在拓拔焘末年的太子景穆帝之死，史书记载：“恭宗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为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作为内侍的宗爱与东宫官员不睦，畏惧太子登基后会处理自己，随后诬告太子，并导致了景穆帝的死亡。这段记载中重要的是拓拔焘的态度，“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或者这段记载正是众人推断拓拔焘对日渐势大的太子不满的理由。
又拓拔焘本纪载：“癸未，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阳王羯儿，仪同三司、高凉王那有罪赐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于金陵。”可见正平元年的二月，景穆帝还活动正常，六月却死，即宗爱诬告之事当发生于正平元年的二月至六月期间，东宫的官员在此次事件中也死了一大半。
然而同年十二月，立刻出现了以下记载：“十有二月丁丑，车驾还宫。封皇孙浚为高阳王。寻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蕃，乃止。”，此处的皇孙即为景穆帝长子，后来的文成帝。这项记载不可不视为拓拔焘在太子死后的同年已经有立文成帝为继承人的打算，因此景穆帝之死更像是拓拔焘一时气盛操作失误的表现。
在景穆帝去世的五年前，即太平真君七年，父子二人因对佛的态度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拓拔焘本人厌斥佛法， 认为“佛法虚诞，为世废害”，甚有“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的处理，而作为太子的拓跋晃却笃信佛法（当时的北魏上层贵族大多如此，自文成帝后更甚），甚至不惜与拓拔焘相悖：“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魏书未见载，见于元代《佛祖历代通载》），这样的冲突会否是拓拔焘相信宗爱构陷之词的理由，亦不得知全貌。
在景穆帝死后，拓拔焘立刻追封起陵，又在同年肯定了文成帝的正统身份，因此魏收以汉武帝太子刘据比景穆帝是颇不合适的，拓拔焘并未有立其他儿子为太子的打算，文成帝此时的身份，更像是明朝的朱允炆。
时间随后来到了宗爱之乱后的太皇太后赫连氏，新帝生母郁久闾氏，保母常氏身上。此时赫连太皇太后虽为长辈，但身份已不光彩。文成帝本纪记载：“二年闰月乙亥，太皇太后赫连氏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太皇太后的赫连氏，实际上死在了文成帝生母郁久闾氏之后。
早在文成帝即位元年，本纪有以下记载：“兴安元年冬十月，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有一月丙子，二人争权，并赐死。癸未，广阳王建薨，临淮王谭薨。甲申，皇妣薨。”此处“皇妣”即指郁久闾氏。但郁久闾氏的死亡时间却在本纪和皇后列传中出现了差异。
在解释这段差异之前，不妨先来注意死于郁久闾氏之前的拓跋建和拓跋谭。北魏至孝文朝，存活的皇室长辈仍会在法理上威胁年幼的新帝，北魏早期自游牧民族衍生出“兄终弟及”的习俗仍未彻底革除。孝文朝的代北贵族谋反一事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现象，代北贵族在选取当时的储君元恂作为抵抗迁都的准备后，仍然准备了辈分颇高的南安王元祯（景穆帝之子，孝文帝祖辈，太子元恂曾祖辈）作为第一备胎，可惜在造反四月前的八月，元祯因寿命已尽而死。
不独皇室如此，代北贵族之间的爵位传承，亦体现出这一现象，如代北陆家：“馛有以爵传琇之意。琇年九岁，馛谓之曰：“汝祖东闰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虽然只是陆馥和第五子陆琇之间的谈话，却颇可深究。统计北魏王爵承袭可发现，北魏普遍选取长子（或嫡子，嫡子优先于长子）继承爵位，立幼子反而是极少数，年龄和“嫡庶”尊卑之分，成为权力承袭体系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北魏前中期的皇权更迭中，除了“子贵母死”这一为了快速由部落制进入封建化需要的手段，其实还隐约配备了一些辅助手段——自拓跋嗣一朝以后普遍出现的，新帝即位后长辈死亡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元恪朝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元恪亲政后，身为皇叔的元禧、元勰、元详皆相死去，本质上即是为了防止这些年长且有声望的长辈，威胁到新帝行使皇权。而因平庸活过元恪朝的皇叔元雍，在随后的元诩朝因辈分提升被宗室和皇帝倚重，一路位至宰辅。
讲完这些背景，再回到恭皇后郁久闾氏之死上。
如本纪记载，郁久闾氏死于文成帝（高宗）即位元年，当记载为高宗初年，而皇后列传中却记载为：“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河东王毗妹也。少以选入东宫，有宠。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号谥。”世祖末年即拓拔焘末年，若在景穆帝死后，拓拔焘即有以文成帝为继承人的打算，那么由拓拔焘进行“子贵母死”的程序则颇为合理。
然而文成帝本纪却记载生母死于自己登基元年，拓拔焘追封景穆帝为景穆太子在太子死去同年，提出文成帝“不宜在藩”也在此年，而此时距离拓拔焘之死仍有三月，拓拔焘死后被宗爱推举上位的拓跋余又当了七个月皇帝，时间线存在一年左右的误差，虽然一年时间放在平稳上升到王朝说明不了任何事，但对于北魏这个皇权更迭动荡的政权，一年就足够做很多事了。
当然，此处要先对李凭教授在《三后之争》中的论述进行讨论：郁久闾氏的死亡为常太后手笔。这一论述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笔者在前文已经详细讲述了所谓“保母就是下一个保太后”的不合理之处，此处不妨将李凭教授的论证更进一步，如李凭教授所言，“当皇储被确定后，生母即被处死”，并因高宗实际上没有成为新的“太子”而论述恭皇后不可能为拓拔焘所杀，这件事只需用李凭教授自己的例子即可提出疑问。
若一定要确定为皇储，有了明文的身份才可执行子贵母死，那么被纳入讨论的密贵嫔，两位贺夫人，乃至后来的林贞后，都将成为这个论述的反例。
拓拔焘不仅不是太子，反而在密贵嫔死后两年才封王，所谓确立身份才处***何解？清河王绍虽有王爵，最值得一说的身份却是拓跋珪次子，封王晚于长兄，官位亦不如长兄，贺夫人死前更未进一步加封，说他是高于诸王的“太子”，会否过于武断？林贞后太和七年生子即死，“子贵母死”更像是冯太后为了迅速控制下一任继承人的理由，此时距离太和十七年元恂被立为太子尚有十年时间，更是此论断的有力反驳。景穆帝生母贺夫人死于景穆帝出生同年，延和元年立太子两月后追赠贺夫人为皇后，比起子贵母死更像是生育之后的疾病而亡，若是子贵母死，距离儿子被立为太子又有五年时间差。以上所有更进一步的现象都证明，只要当权者有了“欲此子贵”的念头，被选中者的生母都有死掉的可能。
实际上北魏史学界目前对保太后和“太后政治”的探讨颇有武断之处，我们只需从《外戚传》文成帝对生母家的封赏入手，就能发觉其中有不合理之处。
“闾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时自其国来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为平北将军，赐爵河东公；弟纥为宁北将军，赐爵零陵公。其年，并加侍中，进爵为王。毗，征东将军、评尚书事；纥，征西将军、中都大官。自余子弟赐爵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时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当世荣之。和平二年，追谥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赠太尉，追赠毗妻河东王妃。”
“兴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华，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赐爵辽西公。弟喜，镇东大将军、祠曹尚书、带方公。三妹皆封县君，妹夫王睹为平州刺史、辽西公。追赠英祖、父，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辽西兰公，渤海太守澄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辽西献王，英母许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
这两段记载就足以看出文成帝对生母家的尊荣，常氏是不能相比的。文成帝追封常氏先祖，多是已过世之人，论爵位数量也远不如郁久闾氏，而追尊外家时常太后尚且活着，若文成帝真为乳母所把控，常氏又怎能同意如此丰厚的封赏？在太和十六年五等开建之前，北魏封爵都为虚封，自然只能从封爵的等级高低来判断爵位的收益。而闾氏众人获得的爵位赏赐，“四王、五公、六侯、三子”，更要远胜过后来的冯氏。若文成帝对生母毫无感情，这份封赏就太过丰厚，魏收虽以文笔为常氏乃至冯家大肆渲染，却远不如这短短几个字来的更加直接。因此文成帝坐视常氏害***的可能性很小，常氏有保护之功，但恭皇后在文成帝的成长过程中也绝不是查无此人的状态。郁久闾氏的死亡，其实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文成帝自己的手笔，之后视作补偿，方才有如此丰厚的赏赐。提出这样违背人性的可能源于北魏特殊的政治环境——从拓跋珪开始的历代皇帝实际上认为“杀妻立子”是正常现象，他们不必因此陷入任何道德困境，但这一现象是否会延伸至母亲却值得商榷。因此本文只是指出一个现象，新君的母亲要么死在继位之前，要么继位后立刻死去，“子贵母死”是否在文成一朝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双向选择，新君的合法性之一即是生母的死亡，亦是值得讨论的一点。
第二是正常病逝。一直以来，阴谋论长期笼罩整个历史学界，从而让人们忽视了本身的物理可能，恭皇后虽未在文成帝登基后立刻享有尊位，她实际上却是一个既亲且可预见的尊位，赫连太皇太后已经无法对郁久闾氏产生影响，常氏的身份还不足以对其产生影响，应当将正常病逝作为可能的原因之一进行讨论。
第三即是此前论述过的，由拓拔焘进行子贵母死的程序，此处不再赘述。
此后的文成、献文、孝文三朝，子贵母死的执行者是常太后和冯太后，没有可疑者，值得再次讨论一下的只有孝文朝因元恂获罪而有了继位可能的元恪生母高照容。
笔者在前面的帖子已经几次论述高照容不可能为冯幽后所杀的理由，从元宏给的谥号和元恪朝的表现也可以进行分析。高照容之死或为病逝，或为子贵母死，以下将给出证明。
高照容在魏书中记载了三次生育，分别是483年生下元恪，488年生下元怀，489年生下元瑛（此皆为墓志出土后的生年推断），可以看出之后的两次生育时间间隔非常短，即使是现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两次生育都会对人的身体形成巨大压力，更何况医术短缺的古代，且从魏书所记载的高照容梦境来看，高照容的性格当较易受惊，（此处排除李凭教授对高照容之梦的解析，过于狗血），迁都后或水土不服（元恂即为此例），于是病逝在洛阳宫中。我们可从高照容的山陵志进行一些基本分析。
“皇太后高氏，讳照容，冀州勃海条人，高祖孝文皇帝之贵人，世宗宣武皇帝之母也。遥源绵绪，方载史册，岂寄略陈。弱禀渊懿之灵，夙体疏通之俗，机明入神，幼处素闬，庶族仰德，爰接帝幄，椒口枢之灵，迈庆都之感。是以延宠高祖，诞裁口口，母养万国。曾未龙飞，遗弃万寿，以太和廿口口口四更时薨于洛宫，悼轸皇闱，慕切储禁。爰口口武旦系运，乃追尊曰皇太后。时以军国口口，口饰旧茔，两纪于兹，皇上追先帝之遗口，口口口邈，粤筮三龟，协从吉兆。以神龟二年口口口口口衬高组长陵之右。天长地永，大口口口，口口口口。乃镌其铭曰:口口口口，口口有凭，于铄我口，口口口口口。母则姜口，山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中“曾未龙飞，遗弃万寿，以太和廿口口口四更时薨于洛宫，悼轸皇闱，慕切储禁。”显示了高照容的死亡时间，刻碑上三个缺失文字应为“廿年x月”且当不为十月以后，但太和二十年八月后，元恂的北叛行为实际上让储位由元恂身上空缺出来，虽十二月底才正式行废，但八月到十二月期间，元宏和大臣应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和商议，否则十二月才确定废太子，次年正月就有了新太子，实在过于匆忙。
在高照容病逝后，有司给高照容上谥号“文昭”，元宏同意了这一谥号，这里要先指出双谥在元宏朝是绝对褒奖的存在，元宏一朝拿到双谥的人寥寥无几，而元宏对谥号的看重则更甚北魏前朝。
“汝阴王天赐卒，高祖哭于思政观，赠本爵，葬从王礼，谥曰灵王。”
“齐郡王简二十三年薨。时高祖不豫，诏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绝，不自胜任，但虚顿床枕，未堪奉赴，当力疾发哀。”谥曰灵王。”
“(郑羲)太和十六年卒，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缪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元宏的眼泪尚且不能阻止他给两位长辈一人一个“灵”的谥号，又驳回尚书给郑羲的“宣”，虽给双谥又于其后加上“灵”，可见元宏对于谥号之准确性的看重。高照容的“文昭”双字褒奖，元宏既然首肯，当至少对高照容并非恶感，更甚有褒奖之意，可与幽后谥号“幽”而元恪一言不发形成对照。
至于学界部分学者试图论证元恪与幽后之间存在感情，更甚于论证文昭皇后礼佛图上的人物是幽后，笔者加以证明的同时要先批评。
北魏史学界长期以来被各种狗血推断霸占，诸如“文成帝被常太后架空”，“献文与冯太后的小妈文学”，“孝文为冯太后私生子”等言论层出不穷，而文成、孝文等实权皇帝在学者的渲染下势弱更甚清末光绪帝，幽后一个待遇排北魏倒数的皇后在学者笔下摇身一变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何等可笑自不必展开论述。
好事者多以元恪上位后未立刻将高照容葬于长陵之侧论证他对高照容全无感情，而对魏收的阴阳和冷幽默视而不见。只需与窦太后作为对比，即可知道元恪对母亲有相当深厚的感情。
“故葬焉。别立后寝庙于崞山，建碑颂德。”（窦太后）
“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常太后）
“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高照容）
请问拓拔焘之于窦太后是真是假，文成帝之于常太后又是真是假？元恪此后葬于顺后的行为即证明他认为妃嫔不必和皇帝合葬。
“葬永泰陵，谥曰顺皇后。”
于顺后当毫无疑问以皇后礼节下葬，但元恪之帝陵却为景陵，元恪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妨再次将视线回到幽后故事的末尾，“及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世宗之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导隆备。”
为何笔者说这一段是魏收对元恪和幽后两人的冷幽默？皆因北魏的“尊卑制度”和实际考虑。
太和二十二年幽后通奸，揭发此事的人是彭城公主，小黄门苏兴寿，中黄门刘腾，若元恪真与幽后如此熟悉，宫人具知皇后丑事，太子反而不知？留守后方的李冲元详等人都与幽后没有任何关系，彭城前往前线的事都有哪些人知道？彭城不能久留前线，必然还要返回洛阳，返回洛阳后幽后敢对彭城进行任何处理吗？幽后不敢。而元恪若先知幽后事，后又一言不发，似乎对幽后被赐死一事别无态度，又作何解？
再来看北魏的“尊卑制度”，实际上，北魏嫡母与庶子之间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唯独在幽后身上出现了不同。
如元干传记载：
“子谧，世宗初袭封。干妃穆氏表谧母赵等悖礼愆常，不逊日甚，尊卑义阻，母子道绝。诏曰：“妾之于女君，犹妇人事舅姑，君臣之礼，义无乖二。妾子之于君母，礼加如子之恭，何得黩我风政！可付宗正，依礼治罪。”谧在母丧，听音声饮戏，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
可知北魏“妾子之于君母，礼加如子之恭”才是常态，另元恂传“ 然母见必拜，兄弟必敬，责以成人之礼。”，此时元恂之“母”当为第一任皇后小冯，而幽后“亲视栉沐”的记载多出于保母之身，此前及此后的任何一任嫡后都没有相关记载，不可不说是魏收的极大讽刺。
将话再说明白一些，元询朝见小冯尚且知道衣物端庄，轮到元恪朝见幽后，就连梳头洗脸这种基本礼仪都懒得做了吗？
又幽后传中“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单看“葬以后礼”或许以为是留有余情的论述，然而纵观《二十四史》，妃嫔传记中出现这一记载，只分两种情况：生前并非皇后，皇帝追封，其次就是非正常死亡。曹睿赐死毛皇后，亦有相同礼节，而胡灵后死于河阴之变，也同上述。
“出帝时，始葬以后礼而追加谥。”元恪景陵无皇后陵，当知“葬以后礼”与袱葬相去甚远，又何谈合葬。
因元恪朝实际上出现了“子贵母死”制度下的存活者，对这一制度的讨论只到孝文朝为止。
我们最后进入外戚的专题。
首先出场的是明元帝姚皇后的弟弟姚黄眉：
“姚黄眉，姚兴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灭，黄眉间来归，太宗厚礼待之，赐爵陇西公，尚阳翟公主，拜驸马都尉，赐隶户二百。世祖即位，迁内都大官，后拜太常卿。卒，赠雍州刺史、陇西王，谥曰献，陪葬金陵。黄眉宽和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赠有加礼。”
成功迎娶公主，公主并未见不愿意，下一朝仍旧显贵，追赠职事官+王爵。
再是冯太后为皇后时的冯熙：
“使人外访，知熙所在，征赴京师，拜冠军将军，赐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
成功迎娶公主，公主未见不愿意，进爵昌黎王，之后的献文孝文两朝都位极人臣，不做赘述。
再是小冯之兄冯聿：
“修弟聿，字宝兴，废后同产兄也。位黄门郎、信都伯。后坐妹废，免为长乐百姓。世宗时，卒于河南尹。”
又冯聿墓志：《魏故给事黄门侍郎太中大夫征虏将军兖州刺史信都伯冯顺公》可见官职为给事黄门侍郎，太中大夫，追赠征虏将军、兖州刺史，即追赠将军号+职事官。儿子冯孝篡迎娶元显魏之女元孟容，考虑冯聿小元宏8岁，元显魏小元宏19岁，冯孝篡当为冯聿小儿子，元显魏（景穆帝之孙，元鸾之子）亦迎娶冯家女，考虑前八位都已出嫁，元显魏与冯七年龄相仿，当迎娶冯九或冯十。
河南尹，三品之官，治理洛阳，高级官员之一。
要先指出北魏追封的三个等级：
1. 职事官，多为某州刺史或某郡太守或中央职事官。
2. 职事官+将军号，因太和十六年五等开建同时更进一步收拢军权，前有将军号的人并去将军号，再赐下将军号就当然变成了一种恩宠。
3. 职事官+将军号+爵位，追封的最高档，多为重臣所有。
再是幽后之弟冯夙：
“幼养于宫，文明太后特加爱念。数岁，赐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闼，宠侔二兄。高祖亲政后，恩宠稍衰，降爵为侯。幽后立，乃复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赠青州刺史。”
真实时间线：太和二年封为北平王，太和十六年例降为公，太和十八年免太子中庶子，削爵两任为侯，太和二十一年已经二十多岁仍是婚姻情况未知，以绝对的晚婚晚育从一众外戚中脱颖而出，彭城嫁给刘昶有先天疾病的儿子没有半个字（考虑彭城年龄在太和十年以前出嫁），元恪补偿王肃将她嫁出亦没有半句不愿，唯独冯夙不惜跑到前线也不愿意。
太和二十一年元宏前往前线，刘昶死于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史书写明刘承绪死于刘昶之前，又“彭城年少寡居”，刘承绪当死在太和十几年，即此庄看上去板上钉钉的婚事却拖到了太和二十二年八月后彭城前往前线告状还未结成，而一个青州刺史也仅是北魏最低一档的追封，冯辅兴于魏书中无传记记载，照样是个相州刺史，追封刺史放在一众追封中也是泯然众人。
其后的于顺后和高皇后成功让幽后当了两次陪衬，于顺后虽记载“性不妒忌”却暴打杨奥妃并将其毁容，元愉虽为亲王却无可奈何，高皇后背靠高肇，亦是威行一方，唯独幽后宠爱不如姚皇后，又无于家高家这样的外戚，当然泯然众人，无法在权力场上真正发挥任何作用，而《南齐书》所言北魏历史本就多有错漏，后妃部分多次出现时间线的错误，当然不足以取信。
外戚的鼎盛多只有一两代则止，而冯家最鼎盛的时候还没有幽后的参与，反而在冯聿传中昭示了幽后和冯夙甚至不能进入讨论的尴尬：“时熙为太保，诞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书，聿黄门。废后在位，礼爱未弛。是后岁余，修以罪弃，熙、诞丧亡，后废，聿退。时人以为盛必衰也。”
魏收写《魏书》之时早已知道冯家还会再有一个皇后，何至时人便下定论“盛必衰也”？可见所谓“规为内主”的左昭仪本质上无人关心，正因无法在正史中找到任何与幽后有关系的朝廷重臣，司马光遂大笔一挥，在《资治通鉴》中将上述句中“后废”改为“幽后废”，并将冯太后在世时只是一个秘书丞并无爵位的李彪划入幽后门下，以示幽后没有那么可怜。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若仅以李彪从高闾处举孝廉出身便推断他是冯太后宠臣，那他和幽后简直同出一脉的爱打白工，既无爵位，又不居心腹之位，却堂而皇之划给幽后，李冲进言认为王遇当死，两人同为冯太后盖章宠臣，何不把李冲也扯入后宫之中呢？朝廷不是刘星分饼，政治也不能一会儿幼稚一会儿高深，笃信这一论断本身就是一场笑话。
在此之前要先反驳因为北魏有选“保母”的制度，所以“窦太后”的出现标志着“保母”天然有权力，甚至将注定成为和“虚尊皇后”抗争的一种力量的说法。
要先讲明白一件事，北魏有选择保母的传统，因为北魏最开始设立子贵母死和之后普遍出现的皇后虚尊即不生育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在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角色进行切分，本意是为了使无论哪一位“母”都不能对皇帝产生过大影响——皇后虚尊但不抚养太子或皇长子，保母行抚养之实但缺乏法理和名分，生母有法理和名分但被赐死。从拓跋嗣（明元帝）开始，北魏的“子贵母死”才真正成为一种可说的“故事”，但还没有成为制度。因为在其后的普遍执行中，子贵母死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执行人，都是有很大可操作空间和水分的。
拓拔焘有保母“窦太后”，文成帝有保母“常太后”，夹在其中的景穆帝保母为何人，却不为人所知，其后若有墓志出土，此人的影响力也远不如以上两位保太后，可见“保母等于保太后”，“保母早跟随在幼主身边可以接触到很多政治势力，有天然的力量”，都是无法成立、过于武断的猜测。
这里不得不提到北魏皇权更迭动荡是早期的普遍现象，而封建时期，除了拳头硬之外，只有制度赋予的权力是可以稳定传承的，“保母等于保太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制度，这两位保太后的上台，都是当时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拓拔焘泰常七年当上泰平王时，姚皇后两年前已经病死，杜贵嫔也在同年死去，杜贵嫔之死会在之后展开详细论述，此处暂且按下不表。在这样的情况下，拓拔焘即位后，与他有联系的年长“三母”中仅剩下保母一人，而在随后的文成帝一朝又复刻了这一场面。姚皇后之死当无疑问是病逝，文成帝的嫡祖母，拓拔焘的皇后赫连氏，在宗爱作乱时被“假皇太后诏令”，宗爱之乱平定后染上了“罪人”色彩，生母恭皇后的死之后也将展开叙述，最后又只剩下身为“保母”的常氏一人，期间发生的事是颇为复杂的。
随后冯太后开始亲自抚养继承人，促使保母的职能回归皇后，但又仅仅回归了献文及孝文两朝，元恪朝又开始为继承人选取保母，而此前文成一朝献文帝保母为何人，亦不为人所知，此后元诩保母又为何人，也同上述。
保母的强势与皇帝息息相关，只有当皇帝真正稳定掌有权柄且愿意表露出对保母抚养之恩的感谢时，保母才能与嫡后或尚且活着的生母有一争的权力，归其原因，保母的出身普遍弱势。
“先是，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太宗命为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抚导。”
“高宗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
“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
北魏的权力核心早期一直被代北及宗室占据，到元宏朝更是大力提拔宗室以对抗代北贵族，保母的出身都只能说是“良家子”而无任何过人之处，其中更不乏窦太后此“以罪牵连”者，而保太后的家族都在皇帝的封赏后才见显贵，更证明他们本身不具备值得一提的政治资本。
渤海小吏及部分学者所谓“常太后背后是代北陆家”，给出的证明仅是“常太后为辽西人”，而此前拓拔焘“秋七月，田于棝杨。己卯，丕等至于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就纯粹是发散过度的胡扯了，宗爱之乱之后可能会具体再写，此处只提出一个问题，两位保母虽都登上皇太后位，两人的权职却在史书记载上存在差异，窦太后“太后训厘内外，甚有声称……世祖征凉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诸将击走之。”而到常太后时，情况则变成仅处理后宫内廷之事，若常太后背后真有这样强力的政治力量，何以不能成为下一个窦太后？
在总结上述这些情况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正题，“子贵母死的发展”。
拓跋珪首先提出：“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这句话似乎预示着凡生育长子的后妃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但结合《魏书·皇后列传》中所提到的几位后妃及时间线来看，有几位后妃的死颇为可疑。
北魏早期皇帝普遍服食五石散，因此导致皇帝的“中晚年”精神状态相当堪忧，北魏皇帝的普遍早逝，或许也与此有关。元宏虽然也有此打算，但却因徐謇技术不佳炼丹未成而找不到明确的记载。
拓跋珪本纪中提到：“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
随后拓跋嗣生母刘贵人即被赐死，虽然符合“子贵母死”的基本条件，但此时拓跋嗣已经十几岁，刘贵人的死远远晚于后来皇长子生母被赐死的时间，当属事物早期的探索过程。又拓跋嗣“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于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
继承人的离去使拓跋珪随后“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此处虽未写明想要立拓跋绍为新的继承人，但拓跋珪最终却因贺夫人不愿就此死去而死于拓跋绍之手，侧面反映了北魏早期的皇权更迭极不稳定，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元宏朝都未解决。但值得一提的是，所谓“贺夫人有谴”或许是贺夫人犯下不为人所知之罪的隐笔，然而贺夫人被处理的时机过于巧合，暂且将两种猜测都写出。
而拓跋嗣即位后，当初不愿执行“子贵母死”的他，随后又执行了这一政策。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薨，谥曰密贵嫔，葬云中金陵。”
杜贵嫔即死因蹊跷的第一人，拓拔焘在泰常七年封为“泰平王”，随后即记载“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泰平王摄政。”但此时北魏还未出现立太子的书面仪式，拓跋嗣本人亦是如此，他并未有明确的记载，正式书面记载在拓拔焘一朝：“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立皇后赫连氏，立皇子晃为皇太子，谒于太庙，大赦，改年。”，拓跋嗣的书面身份是“冬十月，起西昭阳殿。乙卯，立皇子嗣为齐王，加车骑大将军，位相国”，可见北魏此时虽没有名分上的太子，但有实际的太子，即“皇长子+第一位封王的皇子”双重身份叠加，可视作“太子”。因此魏收此处写“太子宫”令人殊不可解，拓跋嗣本人并无明文的太子身份，居住宫殿却称作“太子宫”，要么是北魏前期礼制过于混乱，要么是魏收本人颇不严谨所致。
在解释了上述背景后，密贵嫔死因从她的谥号可以稍作怀疑，她的谥号与此前或此后子贵母死的妃嫔颇为不同，刘贵人谥号“宣穆”，景穆帝生母谥号“敬哀”，文成帝生母谥号“恭”，献文帝生母谥号“元”，孝文帝生母谥号“思”，元询生母谥号“贞”，唯独“密”这一字贬斥意味更多，而北魏一直看重谥号，两位保母分别谥号“惠”“昭”，姚皇后谥号“昭哀”，但史书并未记载其他原因，且其后拓拔焘亦未改谥，姑且讨论为子贵母死。
随后即是发生在拓拔焘末年的太子景穆帝之死，史书记载：“恭宗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为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作为内侍的宗爱与东宫官员不睦，畏惧太子登基后会处理自己，随后诬告太子，并导致了景穆帝的死亡。这段记载中重要的是拓拔焘的态度，“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或者这段记载正是众人推断拓拔焘对日渐势大的太子不满的理由。
又拓拔焘本纪载：“癸未，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阳王羯儿，仪同三司、高凉王那有罪赐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于金陵。”可见正平元年的二月，景穆帝还活动正常，六月却死，即宗爱诬告之事当发生于正平元年的二月至六月期间，东宫的官员在此次事件中也死了一大半。
然而同年十二月，立刻出现了以下记载：“十有二月丁丑，车驾还宫。封皇孙浚为高阳王。寻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蕃，乃止。”，此处的皇孙即为景穆帝长子，后来的文成帝。这项记载不可不视为拓拔焘在太子死后的同年已经有立文成帝为继承人的打算，因此景穆帝之死更像是拓拔焘一时气盛操作失误的表现。
在景穆帝去世的五年前，即太平真君七年，父子二人因对佛的态度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拓拔焘本人厌斥佛法， 认为“佛法虚诞，为世废害”，甚有“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的处理，而作为太子的拓跋晃却笃信佛法（当时的北魏上层贵族大多如此，自文成帝后更甚），甚至不惜与拓拔焘相悖：“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魏书未见载，见于元代《佛祖历代通载》），这样的冲突会否是拓拔焘相信宗爱构陷之词的理由，亦不得知全貌。
在景穆帝死后，拓拔焘立刻追封起陵，又在同年肯定了文成帝的正统身份，因此魏收以汉武帝太子刘据比景穆帝是颇不合适的，拓拔焘并未有立其他儿子为太子的打算，文成帝此时的身份，更像是明朝的朱允炆。
时间随后来到了宗爱之乱后的太皇太后赫连氏，新帝生母郁久闾氏，保母常氏身上。此时赫连太皇太后虽为长辈，但身份已不光彩。文成帝本纪记载：“二年闰月乙亥，太皇太后赫连氏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太皇太后的赫连氏，实际上死在了文成帝生母郁久闾氏之后。
早在文成帝即位元年，本纪有以下记载：“兴安元年冬十月，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有一月丙子，二人争权，并赐死。癸未，广阳王建薨，临淮王谭薨。甲申，皇妣薨。”此处“皇妣”即指郁久闾氏。但郁久闾氏的死亡时间却在本纪和皇后列传中出现了差异。
在解释这段差异之前，不妨先来注意死于郁久闾氏之前的拓跋建和拓跋谭。北魏至孝文朝，存活的皇室长辈仍会在法理上威胁年幼的新帝，北魏早期自游牧民族衍生出“兄终弟及”的习俗仍未彻底革除。孝文朝的代北贵族谋反一事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现象，代北贵族在选取当时的储君元恂作为抵抗迁都的准备后，仍然准备了辈分颇高的南安王元祯（景穆帝之子，孝文帝祖辈，太子元恂曾祖辈）作为第一备胎，可惜在造反四月前的八月，元祯因寿命已尽而死。
不独皇室如此，代北贵族之间的爵位传承，亦体现出这一现象，如代北陆家：“馛有以爵传琇之意。琇年九岁，馛谓之曰：“汝祖东闰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虽然只是陆馥和第五子陆琇之间的谈话，却颇可深究。统计北魏王爵承袭可发现，北魏普遍选取长子（或嫡子，嫡子优先于长子）继承爵位，立幼子反而是极少数，年龄和“嫡庶”尊卑之分，成为权力承袭体系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北魏前中期的皇权更迭中，除了“子贵母死”这一为了快速由部落制进入封建化需要的手段，其实还隐约配备了一些辅助手段——自拓跋嗣一朝以后普遍出现的，新帝即位后长辈死亡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元恪朝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元恪亲政后，身为皇叔的元禧、元勰、元详皆相死去，本质上即是为了防止这些年长且有声望的长辈，威胁到新帝行使皇权。而因平庸活过元恪朝的皇叔元雍，在随后的元诩朝因辈分提升被宗室和皇帝倚重，一路位至宰辅。
讲完这些背景，再回到恭皇后郁久闾氏之死上。
如本纪记载，郁久闾氏死于文成帝（高宗）即位元年，当记载为高宗初年，而皇后列传中却记载为：“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河东王毗妹也。少以选入东宫，有宠。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号谥。”世祖末年即拓拔焘末年，若在景穆帝死后，拓拔焘即有以文成帝为继承人的打算，那么由拓拔焘进行“子贵母死”的程序则颇为合理。
然而文成帝本纪却记载生母死于自己登基元年，拓拔焘追封景穆帝为景穆太子在太子死去同年，提出文成帝“不宜在藩”也在此年，而此时距离拓拔焘之死仍有三月，拓拔焘死后被宗爱推举上位的拓跋余又当了七个月皇帝，时间线存在一年左右的误差，虽然一年时间放在平稳上升到王朝说明不了任何事，但对于北魏这个皇权更迭动荡的政权，一年就足够做很多事了。
当然，此处要先对李凭教授在《三后之争》中的论述进行讨论：郁久闾氏的死亡为常太后手笔。这一论述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笔者在前文已经详细讲述了所谓“保母就是下一个保太后”的不合理之处，此处不妨将李凭教授的论证更进一步，如李凭教授所言，“当皇储被确定后，生母即被处死”，并因高宗实际上没有成为新的“太子”而论述恭皇后不可能为拓拔焘所杀，这件事只需用李凭教授自己的例子即可提出疑问。
若一定要确定为皇储，有了明文的身份才可执行子贵母死，那么被纳入讨论的密贵嫔，两位贺夫人，乃至后来的林贞后，都将成为这个论述的反例。
拓拔焘不仅不是太子，反而在密贵嫔死后两年才封王，所谓确立身份才处***何解？清河王绍虽有王爵，最值得一说的身份却是拓跋珪次子，封王晚于长兄，官位亦不如长兄，贺夫人死前更未进一步加封，说他是高于诸王的“太子”，会否过于武断？林贞后太和七年生子即死，“子贵母死”更像是冯太后为了迅速控制下一任继承人的理由，此时距离太和十七年元恂被立为太子尚有十年时间，更是此论断的有力反驳。景穆帝生母贺夫人死于景穆帝出生同年，延和元年立太子两月后追赠贺夫人为皇后，比起子贵母死更像是生育之后的疾病而亡，若是子贵母死，距离儿子被立为太子又有五年时间差。以上所有更进一步的现象都证明，只要当权者有了“欲此子贵”的念头，被选中者的生母都有死掉的可能。
实际上北魏史学界目前对保太后和“太后政治”的探讨颇有武断之处，我们只需从《外戚传》文成帝对生母家的封赏入手，就能发觉其中有不合理之处。
“闾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时自其国来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为平北将军，赐爵河东公；弟纥为宁北将军，赐爵零陵公。其年，并加侍中，进爵为王。毗，征东将军、评尚书事；纥，征西将军、中都大官。自余子弟赐爵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时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当世荣之。和平二年，追谥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赠太尉，追赠毗妻河东王妃。”
“兴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华，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赐爵辽西公。弟喜，镇东大将军、祠曹尚书、带方公。三妹皆封县君，妹夫王睹为平州刺史、辽西公。追赠英祖、父，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辽西兰公，渤海太守澄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辽西献王，英母许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
这两段记载就足以看出文成帝对生母家的尊荣，常氏是不能相比的。文成帝追封常氏先祖，多是已过世之人，论爵位数量也远不如郁久闾氏，而追尊外家时常太后尚且活着，若文成帝真为乳母所把控，常氏又怎能同意如此丰厚的封赏？在太和十六年五等开建之前，北魏封爵都为虚封，自然只能从封爵的等级高低来判断爵位的收益。而闾氏众人获得的爵位赏赐，“四王、五公、六侯、三子”，更要远胜过后来的冯氏。若文成帝对生母毫无感情，这份封赏就太过丰厚，魏收虽以文笔为常氏乃至冯家大肆渲染，却远不如这短短几个字来的更加直接。因此文成帝坐视常氏害***的可能性很小，常氏有保护之功，但恭皇后在文成帝的成长过程中也绝不是查无此人的状态。郁久闾氏的死亡，其实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文成帝自己的手笔，之后视作补偿，方才有如此丰厚的赏赐。提出这样违背人性的可能源于北魏特殊的政治环境——从拓跋珪开始的历代皇帝实际上认为“杀妻立子”是正常现象，他们不必因此陷入任何道德困境，但这一现象是否会延伸至母亲却值得商榷。因此本文只是指出一个现象，新君的母亲要么死在继位之前，要么继位后立刻死去，“子贵母死”是否在文成一朝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双向选择，新君的合法性之一即是生母的死亡，亦是值得讨论的一点。
第二是正常病逝。一直以来，阴谋论长期笼罩整个历史学界，从而让人们忽视了本身的物理可能，恭皇后虽未在文成帝登基后立刻享有尊位，她实际上却是一个既亲且可预见的尊位，赫连太皇太后已经无法对郁久闾氏产生影响，常氏的身份还不足以对其产生影响，应当将正常病逝作为可能的原因之一进行讨论。
第三即是此前论述过的，由拓拔焘进行子贵母死的程序，此处不再赘述。
此后的文成、献文、孝文三朝，子贵母死的执行者是常太后和冯太后，没有可疑者，值得再次讨论一下的只有孝文朝因元恂获罪而有了继位可能的元恪生母高照容。
笔者在前面的帖子已经几次论述高照容不可能为冯幽后所杀的理由，从元宏给的谥号和元恪朝的表现也可以进行分析。高照容之死或为病逝，或为子贵母死，以下将给出证明。
高照容在魏书中记载了三次生育，分别是483年生下元恪，488年生下元怀，489年生下元瑛（此皆为墓志出土后的生年推断），可以看出之后的两次生育时间间隔非常短，即使是现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两次生育都会对人的身体形成巨大压力，更何况医术短缺的古代，且从魏书所记载的高照容梦境来看，高照容的性格当较易受惊，（此处排除李凭教授对高照容之梦的解析，过于狗血），迁都后或水土不服（元恂即为此例），于是病逝在洛阳宫中。我们可从高照容的山陵志进行一些基本分析。
“皇太后高氏，讳照容，冀州勃海条人，高祖孝文皇帝之贵人，世宗宣武皇帝之母也。遥源绵绪，方载史册，岂寄略陈。弱禀渊懿之灵，夙体疏通之俗，机明入神，幼处素闬，庶族仰德，爰接帝幄，椒口枢之灵，迈庆都之感。是以延宠高祖，诞裁口口，母养万国。曾未龙飞，遗弃万寿，以太和廿口口口四更时薨于洛宫，悼轸皇闱，慕切储禁。爰口口武旦系运，乃追尊曰皇太后。时以军国口口，口饰旧茔，两纪于兹，皇上追先帝之遗口，口口口邈，粤筮三龟，协从吉兆。以神龟二年口口口口口衬高组长陵之右。天长地永，大口口口，口口口口。乃镌其铭曰:口口口口，口口有凭，于铄我口，口口口口口。母则姜口，山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中“曾未龙飞，遗弃万寿，以太和廿口口口四更时薨于洛宫，悼轸皇闱，慕切储禁。”显示了高照容的死亡时间，刻碑上三个缺失文字应为“廿年x月”且当不为十月以后，但太和二十年八月后，元恂的北叛行为实际上让储位由元恂身上空缺出来，虽十二月底才正式行废，但八月到十二月期间，元宏和大臣应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和商议，否则十二月才确定废太子，次年正月就有了新太子，实在过于匆忙。
在高照容病逝后，有司给高照容上谥号“文昭”，元宏同意了这一谥号，这里要先指出双谥在元宏朝是绝对褒奖的存在，元宏一朝拿到双谥的人寥寥无几，而元宏对谥号的看重则更甚北魏前朝。
“汝阴王天赐卒，高祖哭于思政观，赠本爵，葬从王礼，谥曰灵王。”
“齐郡王简二十三年薨。时高祖不豫，诏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绝，不自胜任，但虚顿床枕，未堪奉赴，当力疾发哀。”谥曰灵王。”
“(郑羲)太和十六年卒，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缪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元宏的眼泪尚且不能阻止他给两位长辈一人一个“灵”的谥号，又驳回尚书给郑羲的“宣”，虽给双谥又于其后加上“灵”，可见元宏对于谥号之准确性的看重。高照容的“文昭”双字褒奖，元宏既然首肯，当至少对高照容并非恶感，更甚有褒奖之意，可与幽后谥号“幽”而元恪一言不发形成对照。
至于学界部分学者试图论证元恪与幽后之间存在感情，更甚于论证文昭皇后礼佛图上的人物是幽后，笔者加以证明的同时要先批评。
北魏史学界长期以来被各种狗血推断霸占，诸如“文成帝被常太后架空”，“献文与冯太后的小妈文学”，“孝文为冯太后私生子”等言论层出不穷，而文成、孝文等实权皇帝在学者的渲染下势弱更甚清末光绪帝，幽后一个待遇排北魏倒数的皇后在学者笔下摇身一变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何等可笑自不必展开论述。
好事者多以元恪上位后未立刻将高照容葬于长陵之侧论证他对高照容全无感情，而对魏收的阴阳和冷幽默视而不见。只需与窦太后作为对比，即可知道元恪对母亲有相当深厚的感情。
“故葬焉。别立后寝庙于崞山，建碑颂德。”（窦太后）
“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常太后）
“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高照容）
请问拓拔焘之于窦太后是真是假，文成帝之于常太后又是真是假？元恪此后葬于顺后的行为即证明他认为妃嫔不必和皇帝合葬。
“葬永泰陵，谥曰顺皇后。”
于顺后当毫无疑问以皇后礼节下葬，但元恪之帝陵却为景陵，元恪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妨再次将视线回到幽后故事的末尾，“及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世宗之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导隆备。”
为何笔者说这一段是魏收对元恪和幽后两人的冷幽默？皆因北魏的“尊卑制度”和实际考虑。
太和二十二年幽后通奸，揭发此事的人是彭城公主，小黄门苏兴寿，中黄门刘腾，若元恪真与幽后如此熟悉，宫人具知皇后丑事，太子反而不知？留守后方的李冲元详等人都与幽后没有任何关系，彭城前往前线的事都有哪些人知道？彭城不能久留前线，必然还要返回洛阳，返回洛阳后幽后敢对彭城进行任何处理吗？幽后不敢。而元恪若先知幽后事，后又一言不发，似乎对幽后被赐死一事别无态度，又作何解？
再来看北魏的“尊卑制度”，实际上，北魏嫡母与庶子之间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唯独在幽后身上出现了不同。
如元干传记载：
“子谧，世宗初袭封。干妃穆氏表谧母赵等悖礼愆常，不逊日甚，尊卑义阻，母子道绝。诏曰：“妾之于女君，犹妇人事舅姑，君臣之礼，义无乖二。妾子之于君母，礼加如子之恭，何得黩我风政！可付宗正，依礼治罪。”谧在母丧，听音声饮戏，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
可知北魏“妾子之于君母，礼加如子之恭”才是常态，另元恂传“ 然母见必拜，兄弟必敬，责以成人之礼。”，此时元恂之“母”当为第一任皇后小冯，而幽后“亲视栉沐”的记载多出于保母之身，此前及此后的任何一任嫡后都没有相关记载，不可不说是魏收的极大讽刺。
将话再说明白一些，元询朝见小冯尚且知道衣物端庄，轮到元恪朝见幽后，就连梳头洗脸这种基本礼仪都懒得做了吗？
又幽后传中“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单看“葬以后礼”或许以为是留有余情的论述，然而纵观《二十四史》，妃嫔传记中出现这一记载，只分两种情况：生前并非皇后，皇帝追封，其次就是非正常死亡。曹睿赐死毛皇后，亦有相同礼节，而胡灵后死于河阴之变，也同上述。
“出帝时，始葬以后礼而追加谥。”元恪景陵无皇后陵，当知“葬以后礼”与袱葬相去甚远，又何谈合葬。
因元恪朝实际上出现了“子贵母死”制度下的存活者，对这一制度的讨论只到孝文朝为止。
我们最后进入外戚的专题。
首先出场的是明元帝姚皇后的弟弟姚黄眉：
“姚黄眉，姚兴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灭，黄眉间来归，太宗厚礼待之，赐爵陇西公，尚阳翟公主，拜驸马都尉，赐隶户二百。世祖即位，迁内都大官，后拜太常卿。卒，赠雍州刺史、陇西王，谥曰献，陪葬金陵。黄眉宽和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赠有加礼。”
成功迎娶公主，公主并未见不愿意，下一朝仍旧显贵，追赠职事官+王爵。
再是冯太后为皇后时的冯熙：
“使人外访，知熙所在，征赴京师，拜冠军将军，赐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
成功迎娶公主，公主未见不愿意，进爵昌黎王，之后的献文孝文两朝都位极人臣，不做赘述。
再是小冯之兄冯聿：
“修弟聿，字宝兴，废后同产兄也。位黄门郎、信都伯。后坐妹废，免为长乐百姓。世宗时，卒于河南尹。”
又冯聿墓志：《魏故给事黄门侍郎太中大夫征虏将军兖州刺史信都伯冯顺公》可见官职为给事黄门侍郎，太中大夫，追赠征虏将军、兖州刺史，即追赠将军号+职事官。儿子冯孝篡迎娶元显魏之女元孟容，考虑冯聿小元宏8岁，元显魏小元宏19岁，冯孝篡当为冯聿小儿子，元显魏（景穆帝之孙，元鸾之子）亦迎娶冯家女，考虑前八位都已出嫁，元显魏与冯七年龄相仿，当迎娶冯九或冯十。
河南尹，三品之官，治理洛阳，高级官员之一。
要先指出北魏追封的三个等级：
1. 职事官，多为某州刺史或某郡太守或中央职事官。
2. 职事官+将军号，因太和十六年五等开建同时更进一步收拢军权，前有将军号的人并去将军号，再赐下将军号就当然变成了一种恩宠。
3. 职事官+将军号+爵位，追封的最高档，多为重臣所有。
再是幽后之弟冯夙：
“幼养于宫，文明太后特加爱念。数岁，赐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闼，宠侔二兄。高祖亲政后，恩宠稍衰，降爵为侯。幽后立，乃复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赠青州刺史。”
真实时间线：太和二年封为北平王，太和十六年例降为公，太和十八年免太子中庶子，削爵两任为侯，太和二十一年已经二十多岁仍是婚姻情况未知，以绝对的晚婚晚育从一众外戚中脱颖而出，彭城嫁给刘昶有先天疾病的儿子没有半个字（考虑彭城年龄在太和十年以前出嫁），元恪补偿王肃将她嫁出亦没有半句不愿，唯独冯夙不惜跑到前线也不愿意。
太和二十一年元宏前往前线，刘昶死于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史书写明刘承绪死于刘昶之前，又“彭城年少寡居”，刘承绪当死在太和十几年，即此庄看上去板上钉钉的婚事却拖到了太和二十二年八月后彭城前往前线告状还未结成，而一个青州刺史也仅是北魏最低一档的追封，冯辅兴于魏书中无传记记载，照样是个相州刺史，追封刺史放在一众追封中也是泯然众人。
其后的于顺后和高皇后成功让幽后当了两次陪衬，于顺后虽记载“性不妒忌”却暴打杨奥妃并将其毁容，元愉虽为亲王却无可奈何，高皇后背靠高肇，亦是威行一方，唯独幽后宠爱不如姚皇后，又无于家高家这样的外戚，当然泯然众人，无法在权力场上真正发挥任何作用，而《南齐书》所言北魏历史本就多有错漏，后妃部分多次出现时间线的错误，当然不足以取信。
外戚的鼎盛多只有一两代则止，而冯家最鼎盛的时候还没有幽后的参与，反而在冯聿传中昭示了幽后和冯夙甚至不能进入讨论的尴尬：“时熙为太保，诞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书，聿黄门。废后在位，礼爱未弛。是后岁余，修以罪弃，熙、诞丧亡，后废，聿退。时人以为盛必衰也。”
魏收写《魏书》之时早已知道冯家还会再有一个皇后，何至时人便下定论“盛必衰也”？可见所谓“规为内主”的左昭仪本质上无人关心，正因无法在正史中找到任何与幽后有关系的朝廷重臣，司马光遂大笔一挥，在《资治通鉴》中将上述句中“后废”改为“幽后废”，并将冯太后在世时只是一个秘书丞并无爵位的李彪划入幽后门下，以示幽后没有那么可怜。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若仅以李彪从高闾处举孝廉出身便推断他是冯太后宠臣，那他和幽后简直同出一脉的爱打白工，既无爵位，又不居心腹之位，却堂而皇之划给幽后，李冲进言认为王遇当死，两人同为冯太后盖章宠臣，何不把李冲也扯入后宫之中呢？朝廷不是刘星分饼，政治也不能一会儿幼稚一会儿高深，笃信这一论断本身就是一场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