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兵法的重要传本之一。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十家孙子会注》，由吉天保辑。注家为：曹操、梁孟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可能刊于南宋孝宗年间，现存主要版本有：宋刊《十一家注本》、中华书局于1961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本。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在许多方面长于他本，对孙子兵法校勘有重要价值。
这本书是一部军事理论书籍，分为上、中、下三卷，也有多个别名，如《孙子注解》、《孙子集注》等。该书由春秋时期的孙武撰写，后经过三国时期的曹操等人注释，并由宋代的吉天保进行编辑整理。其中，孙武的《孙子兵法》和曹操的著作《曹操集》都已经被记录。关于吉天保的生平则没有详细的考证。
书中除了完整地收录了《孙子兵法》的原文之外，还汇集了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晳、张预、贾林、梅尧臣、陈皥、孟氏、何氏等11家的注释。但有一种说法是，原本有十家注释，后由郑友贤编辑并补充，变为11家。然而，余嘉锡在《四库全书辩证》中提出，自曹操至何氏实际上有11家注释，郑友贤所说的十家是因为其中引用的杜佑注释实际上来自《通典》，而杜佑本身并没有为《孙子兵法》做注，所以如果不算杜佑，就正好是十家。因此，《书目》所说的并友贤十一家是错误的，《辩证》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该书在注释时遵循了“注不破经”的原则，也就是注释不会破坏原文的意思。书中对原文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并列举了大量的战例进行解释。有些注释甚至还有针对注释的再注释，同时也有很多的阐发。比如，在注释“兵者，诡道也”这句话时，曹操注解为“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注解为“军不厌诈”，以及其他人的各种注解，都体现了各种军事思想的汇集。
这本书实际上是各家军事思想的汇集，对于研究古代的军事思想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曾经有1961年中华书局的影印宋刻本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铅印本。
计 篇
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
李筌曰：计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计，神加德宫，以断主客成败。故孙子论兵，亦以计为篇首。
杜牧曰：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谓道、大、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耳。王皙曰：计者，谓计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也。
张预曰：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或曰：兵贵临敌制宜，曹公谓计于庙堂者，何也？曰：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安得不先计之？及乎两军相临，变动相应，则在于将之所裁，非可以逾度也。
曹操说：“计”篇讲的是军事指挥者在决策时要考虑选将、衡量敌情、评估地形、估算敌我士卒兵力、考虑作战的远近和难易程度，这些都需要在庙堂之上进行谋划。
李筌说：“计”在兵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太一遁甲》一书中提到，我们按照特定的方法，将‘计神’这个因素加在‘和德宫’这个方位上。同时，观察到‘天目’星宿正照耀着‘高丛卯’这个地点。在敌方的布局中，他们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单四’，并且他们的大将位于第四个宫位，而参将则位于第二个宫位。接着，我们采用‘天乙式’这种占卜方法，发现在立冬节气后的第六天，当太阳位于心宿的位置时，如果在寅时或庚日进行占卜，并加上‘天乙’这个因素，那么预测的结果将会是非常吉利的。以此来判断主客双方的成败。
《四库全书》中关于李筌的记载是这样的：“李筌的籍贯不详，只有《集仙传》中提到他官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并著有《太白阴经》。另外，《神仙感遇传》中说：‘李筌有将帅之才，编写了《太白阴符》十卷，后来进山访道，不知所终。’”
关于《太一遁甲》
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序》
我热爱神仙之道，常常游历名山，广泛搜集各种方术秘籍。有一次，在嵩山的虎口岩石壁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本《阴符经》的原本。这本经书是用绢素书写的，装着朱红色的漆轴，外面还用绛色的丝织品紧紧包裹着。封面上写着：‘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将此经书藏于名山之中，以供志同道合之人共同研习。’然而，这本经书已经相当破旧，当我拿起它时，它就像灰烬一样应手而灭。”
“我虽然大略地抄录了《黄帝阴符经》的内容，并且经常诵读，但竟然无法理解其中的义理。后来，我进入秦国，走到骊山脚下时，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她的头发在头顶梳成一个髽髻，其余的头发则倒垂下来，穿着破旧的衣服，手扶着拐杖站在路旁。我看到有火烧着了树，老妇人自言自语地说：‘火是从木头中生出来的，灾祸一旦发生，就一定会蔓延开来。’我听到后非常惊讶，于是问她：‘这是《黄帝阴符经》上的话，您怎么会知道并说出来呢？’”
老妇人说：“我已经按照《黄帝阴符经》的三元六甲周甲子的方法修行了很久了。根据《太一

遁甲经》的说法，‘一元是六十年，走过一个甲子；三元就是一百八十年，走过三个甲子算是一周；六周累积起来，就是一千零八十年。’你年纪轻轻，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李筌听后，恭敬地磕头再拜，并详细地告诉老妇人自己是如何得到《黄帝阴符经》的。老妇人听后笑着说：“年轻人，你的颧颊部位与生门相连，命轮与月角相齐，血气未减，心智不偏，性格贤良且喜好法术，神勇而又乐于智慧，你是我理想的弟子啊。不过，五十六年后你会遇到一场大难。”
说完，老妇人拿出一道用丹砂写的符咒，将它刺在李筌的口中，并让他跪下吞下去，说：“这样天地就会保佑你了。”
我们去翻阅李筌的各类著作，会发现《太乙遁甲》和《天乙遁甲》的概念，是频频出现在他的著作里的。
杜牧说：“计”就是计算的意思。当被问及需要计算哪些事情时，他回答说需要考虑五个方面的因素：道、天、地、将、法。在朝堂之上，应先根据敌我双方的这五个因素来计算优劣势，然后确定胜负；胜负一旦确定，就可以兴兵动众了。用兵的原则，首要的就是考虑这五个因素，因此孙子将它们放在开篇论述。
张预引用管子的话说：“计策要先在内部确定，然后才能出兵。”因此，用兵之道，以计谋为首。有人可能会问，用兵之道在于临敌时灵活应对，曹操为什么说要在庙堂上策划计策呢？回答说，因为将领的贤愚、敌人的强弱、地形的远近、兵力的众寡，这些都是需要事先进行筹划的。等到两军对峙，需要根据情况灵活应对，这将取决于将领的裁决，不能逾越。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
杜牧曰：《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张预曰：国之安危在兵。故讲武练兵，实先务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系于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轻行者也。 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 贾林曰：地，犹所也，亦谓陈师、振旅、战阵之地。得其利则生，失其便则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权机立胜之道。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曰不可不察也，《书》曰：“有存道者，辅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举，则死生存亡系之。 张预曰：民之死生兆于此，则国之存亡见于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胜负之地，而存亡系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审察乎？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务。”（战争是关系民众生死、国家存亡的关键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仔细研究。）
杜牧说：“《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
张预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军事。因此，讲习武事、训练军队，实际上是国家的重（首）要事务。”
对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解读：
李筌说：“战争是凶险的事情，民众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都与之紧密相连。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战争，唯恐人们轻视它。”
杜牧说：“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生死，都取决于战争。因此，必须仔细审视和研究战争。”
贾林说：“地，可以理解为作战的地点，也指部署军队、整顿军旅、排兵布阵的场所。占据有利地形就能生存，失去有利地形就会失败，因此说战争是关系生死的地方。道，是指掌握时机、制定克敌制胜的策略。掌握它就能生存，失去它就会灭亡，所以说战争是不得不仔细研究的问题。《尚书》说：‘有存在的基础就加以辅助并使其坚固；有灭亡的征兆就推动它加速灭亡。’”
梅尧臣说：“战争地形的选择有“生”地，有“死”地，而战争的策略则关系到存亡。”
王皙说：“一旦发动战争，民众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就与之紧密相连。”
张预说：“民众的生死由此显现，国家的存亡也由此可见。然而，之所以将生死称为地、存亡称为道，是因为生死取决于战场的胜负，而存亡则与战争策略的得失紧密相连。我们能不谨慎仔细地研究战争吗？”
笔者备注：死生之地，古代是军事地形学里面的专业术语。
在《九地》篇里面有：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泛地，有围地，有死地。
还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这些地形都是“敗形”，都要避开，否则就是死地。

笔者备注：死生之地，古代是军事地形学里面的专业术语。
在《九地》篇里面有：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泛地，有围地，有死地。
还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这些地形都是“敗形”，都要避开，否则就是死地。
笔者备注：
兵法上说：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这六种地形，对行军作战来说是非常有害的，遇到了就要迅速离开，千万不要靠近。所谓“绝涧”，就是指那种山势险峻、水深流急的地方；“天井”，则是指那种地形低洼、四周地势高峻，积水能流进来的地方；“天牢”，是指那种林木茂密、芦苇丛生、地势广阔而隐蔽的地方；“天罗”，则是指那种山涧狭窄、地势险要，能够用罗网来围困敌人的地方；“天陷”，是指那种道路泥泞不堪、人马都难以通行的地方；“天隙”，则是指那种地形复杂、沟坑坎坷、多隔木石的地方。对于这些地形，我们要让自己的军队远离它们，而设法让敌人靠近它们；我们要面向这些地形来迎击敌人，而让敌人背靠这些地形。
军队在行军过程中，如果遇到有险阻的地方，或者是芦苇丛生、山林茂密的地方，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进行搜索和侦察，因为这些都是敌人可能设伏和隐藏奸细的地方。所以，军队在行军过程中，有些城池是可以不去攻打的，有些地域是可以不去争夺的，指的就是这些有害的地形。
另外，出兵打仗时，有主客之分；用兵时，有步兵和骑兵之别。这些不同的因素，都要根据地形来灵活运用。在行军作战中，一定要重视地形的选择和利用，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就是《计》篇篇题的十一家注的内容，分享结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所以，要通过敌我双方的五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用计谋来校验这些分析的准确性，从而探究战争胜负的情形。这里的“五事”指的是前文提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因素，即“道、天、地、将、法”。通过深入了解和比较这些因素，将领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战争的胜负可能性。
笔者备注：
织物的纵线称为“经”，必须先有经线然后才有纬线。因此，三纲、五常、六艺被称为天地的常规法则。在《大戴礼记》中说：南北方向称为“经”，东西方向称为“纬”。另外，许慎说“縊”就是上吊的意思，上吊也称为“经”，所以说上吊而死也可以说成是“经死”。这是因为上吊是用绳子直挂而死，这是从“经”字表示织物的纵线的意义引申而来的。无论是平放的还是竖立的，都可以称为“经”。
“校”这个字，表示的是用木头制成的囚具。囚，就是束缚的意思。本来所谓“囚”的人，就是用木头制成的脚镣来束缚他。《易经》上说：“屨校灭趾”，“何校灭耳”。这里的“屨校”就像现在军队里流放犯人新到时给他们穿的木鞋，“何校”就像现在犯人带的枷锁。此处“校”翻译为“校验”。
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谓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计逺近，而求物情以应敌。◯杜牧曰：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
曹操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通过考察敌我双方的‘五事’和‘七计’，来深入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在这里，“五事”指的是前文提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因素，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则是另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考量，虽然在此处未详细展开，下文指的是对敌我双方各种条件的全面分析和比较。
李筌说：“这句话说的是要考察‘五事’。‘校’就是衡量的意思。通过衡量计算敌我双方的远近等条件，来探究敌情以应对敌人。”李筌强调了“校”即衡量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敌情。
杜牧说：“‘经’就是经度的意思，这里指的是要全面考察。‘五’就是下面所说的‘五事’。‘校’是校量的意思。‘计’就是这篇兵法开头所提到的计算。‘索’是搜索的意思。‘情’指的是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这句话的意思是，首先要全面考察五事的优劣，其次再校量计算的得失，然后才能开始搜索探究敌我双方胜负的真实情况。”杜牧对这句话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强调了全面考察、精确计算和深入探究敌我情况的重要性。

◯贾林曰：校量彼我之计谋，搜索两军之情实，则长短可知，胜负易见。◯梅尧臣曰：经纪五事，校定计利。◯王晳曰：经，常也，又经纬也。计者，谓下七计。索，尽也。兵之大经，不出道、天、地、将、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计，然后能尽彼己胜负之情状也。◯张预曰：经，经纬也。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
贾林说：“要衡量敌我双方的计谋，深入探究两军的真实情况。这样，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就可以知道了，胜负也就容易判断了。”贾林强调了衡量计谋和探究军情的重要性。
梅尧臣说：“要全面考察五事，并校定计算的利弊。”梅尧臣注重于对五事的全面考察和对计算利弊的校定。
王晳说：“‘经’是常规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经纬。这里的‘计’指的是下面所说的七计。‘索’是穷尽的意思。兵法的大致内容，离不开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接着用七计来校定这些方面，然后才能穷尽敌我双方胜负的真实情况。”王晳对“经”和“索”进行了解释，并强调了七计在兵法中的运用。
张预说：“‘经’是经纬的意思。上面先按照次序经纬了五事，下面再用五事来校定敌我双方的优劣，探索胜负的真实情况。”张预注重于五事的次序和用五事来校定敌我优劣的方法。
一曰道，张预曰：恩信使民。二曰天，张预曰：上顺天时。三曰地，张预曰：下知地利。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王晳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兵举，必须将能；将能然后法修。孙子所次，此之谓矣。
这段文字是对《孙子兵法》中“五事”的详细解释
张预说：“五事中的第一事是‘道’，指的是要用恩信来役使民众，使他们与君主同心同德。”在这里，“道”被解释为政治状况，特别是民众与君主之间的关系。
“第二事是‘天’，指的是要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时节的变化来作战。”张预将“天”解释为天时，即气候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作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第三事是‘地’，指的是要了解地利，利用地形的险易、广狭等条件来辅助作战。”张预将“地”解释为地利，即地形的优势和劣势，这是选择战场和部署兵力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四事是‘将’，指的是要委任贤能的人来担任将领，他们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等品质。”张预将“将”解释为将领的选择和品质要求，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五事是‘法’。”虽然张预在这里没有直接解释“法”，但根据上下文可以得知，广义“法”指的是军队的法制和规章制度，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军官的职责范围、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制度等。狭义“法”张预说的是“节制严明”。
杜牧说：“这就是所说的五事。”他对张预的解释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强调了五事在军事策略中的重要性。
王晳说：“这是经纬五事的内容。用兵的原则，以人为本，天时和地利是辅助因素。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然后才可以考虑发动战争。战争一旦发动，就必须有贤能的将领来指挥；有了贤能的将领，然后才能制定和执行严明的法制。孙子所列举的这些因素，就是这个意思。”

◯贾林曰：校量彼我之计谋，搜索两军之情实，则长短可知，胜负易见。◯梅尧臣曰：经纪五事，校定计利。◯王晳曰：经，常也，又经纬也。计者，谓下七计。索，尽也。兵之大经，不出道、天、地、将、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计，然后能尽彼己胜负之情状也。◯张预曰：经，经纬也。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
贾林说：“要衡量敌我双方的计谋，深入探究两军的真实情况。这样，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就可以知道了，胜负也就容易判断了。”贾林强调了衡量计谋和探究军情的重要性。
梅尧臣说：“要全面考察五事，并校定计算的利弊。”梅尧臣注重于对五事的全面考察和对计算利弊的校定。
王晳说：“‘经’是常规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经纬。这里的‘计’指的是下面所说的七计。‘索’是穷尽的意思。兵法的大致内容，离不开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接着用七计来校定这些方面，然后才能穷尽敌我双方胜负的真实情况。”王晳对“经”和“索”进行了解释，并强调了七计在兵法中的运用。
张预说：“‘经’是经纬的意思。上面先按照次序经纬了五事，下面再用五事来校定敌我双方的优劣，探索胜负的真实情况。”张预注重于五事的次序和用五事来校定敌我优劣的方法。
一曰道，张预曰：恩信使民。二曰天，张预曰：上顺天时。三曰地，张预曰：下知地利。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王晳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兵举，必须将能；将能然后法修。孙子所次，此之谓矣。
这段文字是对《孙子兵法》中“五事”的详细解释
张预说：“五事中的第一事是‘道’，指的是要用恩信来役使民众，使他们与君主同心同德。”在这里，“道”被解释为政治状况，特别是民众与君主之间的关系。
“第二事是‘天’，指的是要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时节的变化来作战。”张预将“天”解释为天时，即气候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作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第三事是‘地’，指的是要了解地利，利用地形的险易、广狭等条件来辅助作战。”张预将“地”解释为地利，即地形的优势和劣势，这是选择战场和部署兵力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四事是‘将’，指的是要委任贤能的人来担任将领，他们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等品质。”张预将“将”解释为将领的选择和品质要求，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五事是‘法’。”虽然张预在这里没有直接解释“法”，但根据上下文可以得知，广义“法”指的是军队的法制和规章制度，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军官的职责范围、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制度等。狭义“法”张预说的是“节制严明”。
杜牧说：“这就是所说的五事。”他对张预的解释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强调了五事在军事策略中的重要性。
王晳说：“这是经纬五事的内容。用兵的原则，以人为本，天时和地利是辅助因素。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然后才可以考虑发动战争。战争一旦发动，就必须有贤能的将领来指挥；有了贤能的将领，然后才能制定和执行严明的法制。孙子所列举的这些因素，就是这个意思。”
◯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逆顺，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旣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
张预说：“所谓的‘法’，指的是军队的节制要严明。在五事中，‘将’与‘法’位于末尾，这是因为凡是举兵伐罪，首先在庙堂之上，要先考察恩信的厚薄，即民众对君主的忠诚和支持程度；接着要度量天时的逆顺，即气候和季节是否有利于作战；然后再审视地形的险易，即战场的地形条件是否对己方有利。这三个方面都已经熟悉并考虑周全之后，然后才会任命将领去征战。当军队已经出境，开始作战时，那么一切法令都要听从将领的指挥。这就是五事的次序和用兵的道理。”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衆，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易》曰：「说以犯难，民忘其死。」（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句话，强调的是政治状况在军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民众与君主之间的思想统一。
张预说：“用恩信和道义来抚慰民众，那么全军就会团结一心，乐意为君主效命。《易经》上说：‘民众如果乐于接受挑战，就会忘记生死的危险。’所以，这样的民众既可以与他们共赴生死，又因为他们不会畏惧危难。”
曹操曰：谓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义也。李斯间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也。◯陈皥注同杜牧。
曹操说：“‘道’是指用教令来引导民众。所谓的‘危’，指的是危疑不定的情况。”曹操强调了教令在引导民众、统一思想方面的重要性，并指出在危疑不定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道”来凝聚民心。
李筌说：“‘危’指的是灭亡。如果用道理来引导民众，人们自然会受到感化，与君主同心同德，共同为国家的存亡而奋斗，又怎么会有灭亡的危险呢！”李筌从道理引导民众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道”在凝聚民心、防止国家灭亡方面的作用。
杜牧说：“‘道’就是仁义。李斯曾经向荀卿请教过用兵之道，荀卿回答说：‘仁义是用来修明政治的。政治修明了，民众就会亲近他们的上司，乐意为他们的君主效力，甚至轻易地为他去死。’李斯又曾经对赵孝成王谈论过用兵之道，他说：‘如果全体将领都一心一意，全军上下都同心协力，那么臣子对于君主，下级对于上级，就会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一样，就会像手臂保护头目、胸臆一样。’这样，才可以让民众与君主思想统一，生死与共，不会畏惧任何危疑不定的情况。”杜牧通过引用李斯与荀卿、赵孝成王的对话，进一步阐述了“道”即仁义在修明政治、凝聚民心、激发民众战斗意志方面的作用。
陈皥的注解与杜牧相同，也强调了“道”即仁义在军事策略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仁义的教化和引导，才能让民众与君主思想统一，共同为国家的存亡而奋斗。

◯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谓始终无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与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大道沦替，人情讹伪，非以权数而取之，则不得其欲也。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故人心归于德，得人之力，无私之至也。故百万之衆，其心如一，可与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臣之于君，下之于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与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
孟氏说：“关于‘道’，有一种解释是‘人不疑’，这意味着始终如一，没有二心；另一种解释是‘人不危’，即人们不会感到危难。而‘道’的本质，是通过政令来引导，用礼教来统一，这样才能感化并征服士民，使上下一心。因此，用兵的最高境界，是以权术为‘道’。当大道被废弃时，就需要有法；法被废弃时，就需要有权；权被废弃时，就需要有势；势被废弃时，就需要有术；术被废弃时，就只有依赖数了。当大道沦丧，人情虚伪时，如果不运用权术，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权术之道的核心，是让民众与领导者有共同的追求和爱憎，利害一致。这样，人心就会归向于德行，就能得到人们的全力支持，达到无私的最高境界。因此，即使是百万大军，也能心如一人，共同奋力作战，而不会陷入危亡。臣子对于君主，下级对于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一样，就像手臂保护头目、胸臆一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上下一心、生死与共，不畏惧任何危疑不定的情况。”
◯贾林曰：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使士卒怀我如父母，视敌如仇雠者，非道不能也。黄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谓导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与处存亡之难，不畏倾危之败。若晋阳之围，沈灶产蛙，人无叛疑心矣。
贾林说：“如果将领能够把‘道’作为内心的准则，与士兵同甘共苦，那么士兵就会心悦诚服，自然与将领心心相印。要让士兵像怀念父母一样怀念我们，像看待仇敌一样看待敌人，没有‘道’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黄石公曾经说过：‘掌握‘道’的人能够兴旺，失去‘道’的人则会灭亡。’”贾林强调了“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认为将领只有遵循“道”，才能赢得士兵的忠诚和信任，从而共同面对战争的挑战。
杜佑说：“‘道’就是引导士兵遵循政令，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行为。所谓的‘危’，指的是疑虑。如果上级能够仁爱地对待下级，那么下级就会愿意为上级拼死效力。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就不会畏惧倾覆和危险。就像晋阳之围时，即使灶台被淹没，青蛙在灶台上产卵，人们也不会有背叛和疑虑的心思。”

笔者备注：
《国语》晋语·晋阳之围
译文 ：
在晋阳被围困的时候，张谈对赵襄子说：“先主曾经置办了各种贵重的礼器，就是为了在国家危难之时能够派上用场。现在何不暂且不要吝惜这些财宝，向诸侯求援呢？”赵襄子回答说：“我没有合适的使者去办这件事。”张谈建议说：“可以用土地作为交换条件。”但赵襄子却表示：“不幸的是我德行有亏，比不上我的先人。我没有德行，却想用土地去贿赂诸侯以求得他们的帮助，这无疑是助长我的过失，并以此来求取我的俸禄。我不能这样做，否则大家都会跟我一起败亡。”
随后，赵襄子准备逃离晋阳，他问道：“我应该逃到哪里去呢？”侍从建议说：“长子的封邑距离较近，而且城墙厚实完整，可以作为一个避难之所。”但赵襄子却摇头说：“民众已经精疲力竭地修筑了这座城，如果我再让他们卖命守卫它，谁还肯与我同心协力呢？”侍从又提议说：“邯郸的仓库很充实，我们可以逃到那里去。”但赵襄子还是拒绝了：“那是榨取了民脂民膏才充实起来的仓库，现在又要让他们的性命受到伤害，谁还肯帮我出力呢？”
最后，赵襄子决定前往晋阳：“还是先主赵简子嘱咐过的地方好啊！尹铎在那里对百姓又宽厚又爱护，人民必定能跟他同心同德。我还是逃到晋阳去吧！”于是，他逃到了晋阳。晋国的军队随后包围了晋阳，并用水灌城，情况十分危急，灶台都被水淹没了，青蛙也在城里到处乱跳。但是，晋阳的民众却并没有背叛赵襄子的意思，他们依然坚守着这座城。
笔者备注育儿经：
赵襄子为赵鞅之子，因母是从妾，又是狄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属于地位最低的那类庶子。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但是，毋恤从小就敏而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纨绔，久而久之，引起赵氏家臣姑布子卿的注意。子卿素以善相取信于赵鞅。有一天，赵鞅召诸子前来，请子卿看相，子卿趁机举荐了毋恤。赵鞅注重对儿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他曾将训诫之辞，书于若干竹板上，分授诸子，要求他们认真习读，领悟其要旨。并告诉他们三年之后要逐一考查。然而，在考查时，他的儿子们，甚至连世子伯鲁，也背诵不出，以至连竹板也不知遗失何处。只有毋恤对竹板上的训诫背诵如流，而且始终将竹板携藏于身，经常检点自己。于是，赵鞅始信子卿所荐，认为毋恤为贤。及至诸子长大成人，赵鞅又对他们进行更深的考察。有一天，他召见儿子们说：“我将一宝符藏于常山（今大茂山即河北古恒山，在河北阜平西北境）之上，你们去寻找吧，先得者有赏。”于是，诸子乘骑前往，寻宝符于常山。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找到宝符，只得空手而归。只有毋恤说：“我得到了宝符。”赵鞅闻听便让他将情况道来。毋恤说：“凭常山之险攻代，代国即可归赵所有。”赵鞅听罢高兴异常，顿觉只有毋恤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是赵氏大业难得的继承人。遂废掉世子赵伯鲁，破例立毋恤为世子。
公元前476年，赵简子卒 ，毋恤承袭简子晋卿之职，史称赵襄子。

○梅尧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故主安与安，主危与危。○王晳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如是，则安畏危难之事乎？◯张预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与上同之，决然无所疑惧。
梅尧臣说：“‘危’就是‘戾’，意味着危险、疑虑。当君主有道时，政令和教化就能得到执行；当人心齐一时，危险和疑虑就会消散。因此，君主的安危与国家的安危是紧密相连的。”梅尧臣强调了君主之道和人心向背对国家安危的影响。
王晳说：“‘道’指的是君主有道，能够赢得民心。赢得民心，就能得到民众拼死的支持；得到民众拼死的支持，就能共渡患难。《易经》上说：‘民众如果乐于接受挑战，就会忘记生死的危险。’如果做到这样，又何必害怕危难之事呢？”王晳进一步阐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并引用了《易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张预说：“‘危’就是疑虑。当士卒感激君主的恩情时，他们就会在生死存亡上与君主同心同德，坚决无畏，没有任何疑虑和恐惧。”张预从士卒与君主的关系出发，解释了“危”的含义，并强调了感恩之心在凝聚军心、消除疑虑方面的作用。
笔者备注：
“戾”这个字，表示弯曲的意思。像“了戾”、“乖戾”、“很戾”这些词都包含了弯曲的意义。引申开来，它也可以表示罪责，这在《尔雅·释诂》和《诗经》的毛传中都有提到。它还可以表示到达、到来、停止、等待、确定等意义，这些也都在《尔雅·释诂》和毛传中出现过。这些都是从“弯曲”这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因为弯曲的事物必然会有一个终点，所以它的引申意义就像这样。

天者，隂阳、寒暑、时制也。曹操曰：顺天行诛，因隂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李筌曰：应天顺人，因时制敌。
◯杜牧曰：隂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今五纬行止，最可据验。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稗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称秘奥，察其指归，皆本人事。
【白话文翻译】
“天”，指的是阴阳、寒暑以及时令等自然现象和规律。
曹操说：顺应天时来实施军事行动，就是要依据阴阳四时的变化来制定策略。因此，《司马法》中说：“冬天和夏天不发动战争，这是为了兼顾爱护民众。”这是强调在不利的天时条件下避免战争，以保护民众的利益。
李筌说：顺应天时、符合人心，根据时令来制定对付敌人的策略。这是强调在军事行动中要考虑天时、人心和时令的因素，以制定合适的策略。
杜牧说：阴阳涵盖了五行、刑德、向背等诸多方面。现在五星的运行和停留，是最可以依据来验证这些理论的。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稗竈这些人，都有相关的著作，他们都声称自己的理论深奥秘密。但仔细观察他们的主旨，其实都是以人为本，关注人事的。
笔者备注：
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兵阴阳家如此描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
1. 顺时而发：意味着根据天时，选择吉利的时机发兵，这与古代的天文历法有关，强调顺应自然规律。
2. 推刑德：刑德是古代兵阴阳中的一种术数，涉及到根据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来决定军事行动的吉凶。刑德的概念在政治和思想层面上也有其意义，代表着治国的两大权柄，即杀戮与庆赏。
3. 随斗击：推算北斗星所指的方位，古人认为顺应北斗指向的方向可以无往不胜。这与道教中的天罡指向有关，代表了杀气所在。
4. 因五胜：指五行相胜的学说，即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来决定战争的策略。如虎溪山汉简中的《阎氏五胜》
“衡平力钧则能相胜，衡不平力［不］钧则不［能］相胜。……水之数胜火，万石之积燔，一石水弗能胜；金之数胜木，一斧之力，不能辟一山之林；土之数胜水，一絫［不之］壤，不能止一河之原（源）；火之数胜金，一據之火，不能熛千钧之金；木之数胜土，［一］围之木，不能任万石之土。……是故十火难一水，十木难一金，十水难一土，十金难一火，十土难一木。”

意思是：
如果两边的力量是平衡的，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相互战胜；如果两边的力量不平衡，那么它们就不可能相互战胜。例如，水在数量上通常能够战胜火，但是如果有万石（极大量的）柴火在燃烧，那么仅仅一石（相对较少量的）水是无法将其扑灭的。同样地，金在数量上通常能够战胜木，但是一把斧头（代表金的力量）是无法劈开一整座山的树林的。土在数量上通常能够战胜水，但是一絫（极少量的）土壤是无法阻止一条大河的源头的。火在数量上通常能够战胜金，但是一小堆火（一據之火）是无法熔化千钧（极大量的）金属的。木在数量上通常能够战胜土，但是一棵树的树干（一围之木）是无法支撑起万石（极大量的）土壤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火在性质上能够战胜水，但是十份火也难以战胜一份大量的水；同样地，十份木也难以战胜一份金；十份水也难以战胜一份土；十份金也难以战胜一份火；十份土也难以战胜一份木。强调了在实际应用中，数量和条件的平衡对于决定胜负至关重要。
5. 假鬼神以为助者也：除了天时地利，兵阴阳家还可能通过祭礼或厌胜术法等，来获得鬼神的辅助，这体现了古代人们在军事行动中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
上文中提到“刑德”
在古代
1、刑罚与教化；刑罚与恩赏。
①上古 黄帝《黄帝四经·十大经·观》：“是故赢阴布德，重阳长，昼气开民功者，所以食之也；宿阳修刑，童阴长，夜气闭地绳者，所以继之也。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得后刑以养生。姓生已定，而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而盈屈无匡。”
意思是：因此，在阴气盛行、阳气开始增长、白昼时间逐渐延长、民众开始劳作的时候，应该施行德政来滋养百姓，这是“食之以时”的策略；而在阳气衰退、阴气开始增长、夜晚时间逐渐延长、大地开始收敛的时候，则应该修明刑罚来约束百姓，这是“继之以刑”的策略。不是通过靡费或者黑暗的手段，而是通过刑罚与德政来正确地治理国家。
春夏季节适宜施行德政，秋冬季节则适宜施用刑罚。先施德政再辅以刑罚，这样可以更好地养育百姓。百姓的生活已经安定之后，如果敌人来侵扰，那么就不能不认真对待，必须坚决抵抗。凡是认真对待抵抗敌人的事情，都离不开刑罚与德政。刑罚与德政应该光明正大，就像日月交替一样，明确它们的适用时机，而无论是盈满还是亏缺，都没有固定的界限。
战国时期的韩非在《韩非子·二柄》中明确指出了“刑德”的含义：“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也就是说，刑罚是指杀戮、惩罚等严厉手段，而德政则是指奖赏、恩赐等温和手段。
同样是战国时期的尉缭，在《尉缭子·天官第一》中，通过梁惠王与尉缭子的对话，进一步阐述了“刑德”在军事和政治中的应用。尉缭子强调，“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即刑罚用于攻击，德政用于防守，这与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迷信观念无关。
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广譬》中提到，“二仪不能废春秋以成岁，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这表示，就像天地不能废除春秋四季来构成一年一样，明智的君主也不能舍弃刑罚和德政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南朝齐的王融在《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中写道，“改宪敕法，审刑德之原。”这意味着在改革法律和制度时，需要仔细审视刑罚和德政的根源和本质。

2、古人以刑为阴克，以德为阳生，附会五行生克之说。
①《史记·龟策列传》：“明於阴阳，审於刑德。”
②三国 魏 阮侃 《宅无吉凶摄生论》：“世有安宅、葬埋、阴阳、度数、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
3.为马王堆出土的数术帛书文献之一，《刑德》甲、乙、丙3种
马王堆汉帛书《刑德》，涉及“宇宙图式”的图有二种，即《岁徙图》(“大游”图)和《日徙图》(“小游”图)。在《岁徙图》中，“宇宙图式”的定位对象是“刑”、“德”二神，它可用来推定两神在各年中所处位置，进而求得刑德左、右、向、背的态势及吉凶情况。配图的文字云：“刑德始子甲子。删德之岁徙也，必以日至之后七日之子、午、卯、酉。德之徙也，子若午j刑之徙也，卯若酉。刑德之行也，岁徙所不胜而刑不人宫中，居四隅
《史记·龟策列传》中的“明於阴阳，审於刑德”表明，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明智的人应该精通阴阳之道，同时深刻理解刑罚与德政的运用。
三国时期魏国阮侃的《宅无吉凶摄生论》提到“世有安宅、葬埋、阴阳、度数、刑德之忌”，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住宅选择、葬礼安排、阴阳学说、数理以及刑罚与德政的禁忌和讲究。
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文献《刑德》甲、乙、丙三种，特别是其中的《岁徙图》和《日徙图》，展示了古代中国对于“宇宙图式”的独特理解。在这两幅图中，“刑”和“德”被定位为宇宙中的两位重要神灵，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两神在不同年份中的位置变化，来推断刑德左、右、向、背的态势以及相应的吉凶情况。配图的文字进一步说明了刑德之神的起始位置是甲子，以及他们徙动的规律和特点。这表明古代中国人试图通过观测天文现象来预测和解释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显示了刑罚与德政在古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聚焦在在兵阴阳的主要应用中，有天之刑德，即刑德九宫占，还有就是地理上的刑德。
首先浅谈一下兵家地理上的刑德。
银雀山汉简中地典是黄帝的部下，《汉书·艺文志》载《地典》六篇。
《汉书·艺文志》在五行类中提及了《黄帝诸子论阴阳》，这是一部共有二十五卷的著作。这里的“黄帝诸子”指的是黄帝的众多臣子或后代，他们包括封胡、大挠（也被称为大填）、大山稽（也被称为太山稽）、力牧（也被称为力黑）、风后、大鸿（也被称为鬼臾区）、孔甲、岐伯、伶伦（也被称为泠沦）、天老、五圣、知命、规纪、地典、常先、羲和、隶首、容成、俞拊等人。
银雀山汉墓出土《地典》一文，内容为黄帝与地典的问对。
1. 《地典》中的刑德论述：“高生为德，下死为刑”：在兵阴阳的地理学中，选择高处作为阵地是吉祥的（德），而选择低处则被认为是不吉的（刑）。“四两顺生，此谓黄帝之胜经”：顺应自然规律和地理条件，是黄帝取胜的策略。
李零先生说：
阴阳，以方位论，是左前为阳，右背为阴。山的阴阳是以日照论。山之南向阳，叫阳；山之北背阴，叫阴。水的阴阳是和水的流向有关。中国的水，多半是从西往东流，或从北往南流。水之西北，往往是上游，叫阳；水之东南，往往是下游，叫阴。居山北，容易挨冻（冬天）；居水南，容易被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