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前，陈岱孙月薪400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万元，生活比较宽裕，课余也好运动：篮球，网球，高尔夫球，游泳，跳舞，打猎，尤其桥牌打得精彩。但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月薪仅够饭费。
1942年，西南联大将原来计划开办航空研究所而租用的云南都督唐继尧祝寿戏楼，改作单身教职员宿舍，陈岱孙与李继侗、朱自清、陈福田、金岳霖五人同居一个包厢。大家公推生物系主任李继侗为饭团总干事，在领到薪水的当天就交给饭团，由总干事立即率厨师上街采购。
发现戏楼旁边有两亩多业已荒废的花圃，大家又选举耶鲁大学生物学博士李继侗为种菜组长，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博士沈同为助理。陈福田从旧金山的家里寄来菜种，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不择时令地种起各种蔬菜，陈岱孙则从事锄地、收割等任务，自力更生改善伙食。
吃饭如此困难，日常花销就更加拮据，陈岱孙连抽烟也只能从地摊上一支支地买，一支烟还要分几次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