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虚度光阴而虚度光阴，并因此惧怕任何开始。对于时间的认识，乃至于对于一切的认识，并不因从种种不同意见的罗列中抽取出一个最适合当前自身的解释的立足就结束，反而仅仅是个开始。比较，太累了，房、车、婚礼或性，物质财富，知识的量的比较，太累了，生命的源泉绝非在此。但物质富裕的存在仍旧是一种存在，为了碎银奔波的付出依旧是可歌可泣的。让人感到惋惜的是，在这中间人与人关系的物化，这点是纯粹的可悲。功名利禄，研究学术，人情世故，诸如此类，一切都是围绕人本真需求出发的，是非对错似乎并无，他人对我的指责或超越也无非是他人之需求——尽管是物化的、去人化的一种病态的需求。
当某人帮助他人时，无法脱离一定的限度，一旦对方在某一方面被认为是超过这个施助者，对他的善意立马就转变为敌意。不甘落于人后，阔阔其谈所谓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种社会达尔文ism，想来这也并非一个人本身的问题。精神同物质的高低的比较本质也是一种社会达尔文ism。物质与意识只有从关系上把握，言外之意，或者说潜在的assumption就是“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高尚本身无法比较，没有充足的物质精神也可高尚，即便有充足的物质财富也不一定有高尚的精神”，而知识等的都只是物质与精神产生的先决条件而已，绝非什么“有了知识就等同于有了高尚的精神”，这个“精神”可以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阳明心学的“心”，是在内又不受内部影响的，“知行合一”似乎是其途径，用Marxism来讲，或许可以称之为“实践”。
无为而无不为，大隐隐于市，似乎就是“放下”社会本身，因为与人交往就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于是就需要一种“不与人交往的与人交往的方式”来“应付”当前的现状。可以说不对任何人有精神上的期待，也可以说是“内观”，但物质层面是永远脱离不开的，也就是所谓“求之有道，求于得无益者也，求在外者也”，我理解为一定社会关系物质作用的一定规律表现，这个规律本身就是无规律的繁杂，即“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相比之下，前一种则是“求有益于得也，求之在我者也”，就是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好像饭，不吃就要饿死，不去想办法获得，它就不会来。
再谈谈痛苦的来源问题。主动与被动的问题，常言道化被动为主动，心理学上讲就是寻找特定的积极动机与积极情绪，进而对信息加工过程产生正向激励，提高整体生理功能水平，但这种提升本身是与一定的人格、智力相互绑定的，就是说你只能依据目前的现有水平去反思或思考，而学习本身正如同吃饭一样，为你的生命本身提供材料，而不是最终的结局，换句话说，学习的过程，包括一切信息的接收过程，是手段，而以行为或潜在的行为的改变为学习的阶段性结果是阶段性目的（就是身心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是为什么中医会讲七情致病，实质上是心理活动导致的生理唤醒，这种唤醒有相当一部分是人无法察觉的，就是说身心之间的联系目前已有生理科学的物质验证了，但仍旧有待进一步认识），手段与目的的实现与更新贯穿生命的始终，所谓痛苦则是这个总的过程中逻辑概念的混淆、手段与目的的不切实际带来的。就是说，这关系到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人们一般所说的认清现实，指的都只是阶级社会与中国特有的人情给他们本人所带来的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已，更深一些就涉及到“天命”，但这本身不是现实的全部，只是片面的现实。如果因此说痛苦源于没有认清现实，在这个层次上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人情世故”就等于现实。
问题接踵而至，如何认清真正的现实？认清后又如何能够接受？接受和改变现实是否相互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