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大清王朝，乾隆年间，为清朝诛杀大臣最多时期，“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

注意防微杜渐。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础，乾隆即位之时，官场风纪较好。但是乾隆并不满足。他为人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小吃小喝不处理，最后就会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他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乾隆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

第二，惩贪立法从严。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严厉于雍正朝，主要体现在弥补亏空的措施上。乾隆以前，大臣侵蚀国库，通常可因赔补上窟窿而免死。因为雍正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应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乾隆对侵蚀爱新觉罗家产者恨之入骨，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他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之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即判处斩首，绝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索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之严厉者，除朱元璋外，乾隆可排第二名。

除了立法上做到的这两点外，乾隆在执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二是不避皇亲国戚。
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操守不佳，就任不久，就大肆贪腐，总计“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于心颇为不忍，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惩贪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直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家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

清代总督养廉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