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还记载了一个秦朝的五大夫，因为女奴“丙”不听话，就将她送往官府，处以“黥劓”的刑罚，即割掉她的鼻子，再在脸上刺上侮辱性质的纹身。秦朝统治下的女性，生活痛苦，因此也有选择自杀的。里耶秦简9—1322记载， 9—1497+9-2236记载女奴婢“红”自杀后，她仅有的两件衣服也被少内官没收。
湖南益阳兔子山九号古井中出土“女子尊择不取行钱”木简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或三十三、三十四年的十月，有人揭发一个叫“尊”的女子，拒绝使用秦朝强制推行的一些劣质货币“行钱”。十天之后的己未这天，益阳县的长官起，县丞章、史完这三个秦官，一起根据秦律作出判决：“刑杀尊市，即弃死市。盈十日，令徒徙弃冢间”（邱建明：《益阳兔子山秦代“女子尊择不取行钱”木简研究》，段晓明主编：《湖南博物院院刊》第十八辑，岳麓书社，2003年，第247—252页）。即将“尊”这位女性在市场当众杀死，将她的尸体在市场暴尸十天，以震慑民众。十天后，派囚徒将她的残尸丢弃在乱葬岗。秦始皇时代，这种严酷残杀女性，侮辱女性尸体的行为，就在光天化日和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行。 为了逃出秦的统治，秦国女性往往铤而走险。岳麓秦简《多小未能与谋案》中记载，一位叫“儿”的秦国女性，带着自己的孩子“邦亡荆”，冒险逃往楚国。但在十年后，秦兵攻占楚地，逮捕了她的儿子。这位叫“儿”的秦女是幸运的，在秦攻占楚地之前就死去了，否则她将会被按照秦律处以酷刑。但她的孩子，后来被秦兵逮捕，面临着被“黥为城旦”的惩罚（《岳麓书院藏秦简（参）》，第141—142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也记载着一个秦末女奴婢逃亡的案件，一名叫“媚”的女婢，在楚人覆灭秦的机会中逃出，“楚时去亡”。
了解到这些背景，那么你还会认为兵马俑里面没有女性，是因为秦朝“尊重女性”的结果吗？这个问题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女性的体力本来就不适合野战，秦朝是觉得她们不是合格的炮灰而已。那么秦朝女性，是否能作为一种战争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赵佗领秦兵在岭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显然，秦朝、秦军是将女性作为一种奖赏给士兵的资源，一个大手笔就能从民间榨取出一万五千名未出嫁的女性，被迫告别父母和家人，被送往遥远陌生的地方，再分配给陌生的士兵。在强大国家权力之手来包办婚姻面前，不知道这和“婚姻自由”到底有何关系？ 此外，《商君书·去强》中明确要求，要登记秦国的“壮男壮女之数”，要掌握“壮女”的名籍，显然也是作为后备炮灰资源的考虑。《商君书·兵守》中，就规定了秦国女性用作守城战争，“壮女为一军”，她们负责“作土以为险阻”、“发梁撤屋”，即守城时筑造墙壁，拆毁城内建筑，提供防守的土石。显然，这些“壮女”都是战争资源和劳力，和“秦朝尊重女性”没半毛线关系。
成文于秦墨的《墨子·备城门》也记载，秦国、秦朝是要用女性参与守城军事任务的，防守五十步要布置“丁女二十人”，其武器是“人一矛”。造防御共事，也是“男女相半”。在秦皇的眼中，男女都是炮灰和劳动力资源而已，没啥区别，只是男的更适合野战而已。
至于“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更是和“尊重女性”没半毛线关系。秦会稽刻石上面这些话，是秦朝强调男权社会，必须以夫权为核心的内容，指的是赘婿，即男子到女方家庭去当赘婿，这种人就该杀。云梦秦简中就纳入了一条魏律，将“赘婿后父”拿去当战争中的炮灰，所谓“将军以堙豪(壕)”，把他们拿去填壕沟就行了。与“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相对的，是另一句话“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即如果妻子敢改嫁，那么她在前夫家的儿女，就不允许将她再当作母亲，维系的价值观也和前一句一样，都是以夫权为中心，和“尊重女性”、“婚姻自由”没任何关系。对此，杨宽先生早已指出，秦始皇的这些刻石，表明“随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女子的迫害也更加厉害”（《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