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年，灾难袭击了宋朝。狂暴的女真军队从东北而来，席卷中国北部平原，包围开封，俘虏了在位的、退位的两个皇帝，而后继续南侵。一位宗王在南方重建了宋王朝，但是它的存亡仍然悬于一线，直到1142年和约签订，才获得了稍许喘息机会。

1126年，天潢贵胄们——至少是作为一个特权宗族——也和江山社稷一样，走到了灭绝的边缘。当3000名宗室、皇亲国戚和官员被女真人从开封掠走，沦为臣虏，末日似乎已经来临。对这些人来说，事情的确如此。但是，悲剧也伴随着机遇，许多有幸逃过女真劫掠的宗室逃到南方，参加到抵抗侵略的斗争中。有人在抗击女真的战斗中牺牲，成为忠义。南渡宗室显示出新的社会、政治作用。宗室越来越不再仅仅是专制王权的附庸，他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史无前例的活跃，促使南宋朝廷重新界定宗室与皇帝、官僚的关系，以此来限定宗室的角色。本章将要论述北宋灭亡前后的政治、军事事件，南渡的过程，大多数宗室沦为臣虏的惨剧，宗室官员的抵抗活动，以及宋王朝在中国南方的中兴。

战争概况
短期地观察，宋朝之丧失中国北部，是一场错打算盘的结盟行动的灾难性后果。在宋朝领导人看来，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1115建立汉化的金王朝)提供了一个击败宿敌辽朝的大好机会。1120年，双方达成协议，两国共同击辽，共享战果。1123年，辽朝全面败退(由于金而不是宋的打击)，宋金就燕京和十六州之地归宋问题达成协议。1125年，金俘虏辽主，宋朝抱怨自己所得的辽的领土份额不足，金朝迅速转而攻宋。1125年夏历十二月，女真兵分两路，攻占了宋朝的两个州，包围北部中心城市太原，占领了华北平原东部黄河以北地区。尽管在渡河时遭到暂时挫败，金朝还是在第二年卷土重来。1126年夏历四月，金人包围开封，得到巨额赔款之后撤军，八月间回师，开始第二次围城，历时四月，最终导致了宋王朝的投降

当然，导致大厦崩塌的绝不会只是一纸错误的盟约。宋朝军队的腐败无能，朝廷面临金朝入侵时的摇摆不定，宦官对政治的干扰(特别是臭名昭著的童贯，金军攻击太原时，他正是宋军的主帅，却临阵脱逃)，还有弥漫在徽宗朝廷的奢侈浪费对国力的削弱，所有这些都是崩塌的原因。[2]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拿出宋朝最杰出的政治智慧，恐怕也难以遏制金朝的军事力量和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我们今天可以从容分析女真入侵的种种原因，但是在1125年岁尾，许多人都认为天子应当为灾难负责。忠诚的大臣李纲(1083—1140)把皇帝比作历史上的唐玄宗，指出，775年，玄宗逃离洛阳时未能及时退位，致使叛将安禄山把下一代皇帝肃宗的局面弄得更为错综复杂。1125年腊月，徽宗作出承担所有责任的姿态，封长子赵桓(1100—1161)为太子，一个月后，他宣布禅位给赵桓。赵桓成为宋代的第九个皇帝，史称钦宗。此事在宋代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遭。约翰·黑格尔(John Haeger) 认为它对宋代的专制皇权造成了危机。徽宗很顺利地将权力全部移交给儿子，甚至离开开封，前往南京，以便新皇帝能够自主掌权。在同期的平安时代的日本，皇帝退位机制源远流长，而宋朝却没有这样的传统。徽宗更是以自己的存在纵容了对钦宗权威的怀疑。[3]据说，钦宗受到大多数朝廷官员和为数不少的开封居民的欢迎，他清洗了徽宗那些令人讨厌的大臣，限制了宦官的权力。[4]但是，钦宗在对金战争方面也并不比他父亲成功多少，这多半是因为朝廷继续在抵抗与媾和之间摇摆不定。1126年，女真在包围开封33天、从宋朝勒索了巨额赔款之后撤退。八月间，钦宗拒绝了金人的和约条款，新一轮挑衅又开始了。女真军队回到开封，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宋朝的反击失败，情况变得越来越悲惨，有人饿死，有人吃人，城市终于陷落。1127年初，钦宗、徽宗(围城之前回到开封)、1300名皇室成员，900—3000名宗室以及众多官员、侍从和仆人被赶到北方的燕京，大部分人在那里、在囚禁中终了残生。[5]
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1107—1187)在南方重建了王朝。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早在1126年，金人要求宋朝以王子为人质，这位康王便随同宋朝的外交使团到了女真人帐中，但却被女真人释放。有记载说康王在一次射箭比赛中表现太过出色，以至于金朝的司令官相信他一定是位受过军事训练的宗室，而非皇子，[6]所以才放了他。但是康王却没有回开封，而是活跃在河北，致力于团结忠义武装保卫朝廷。1126年末，钦宗授予他兵马元帅的头衔。得知开封陷落和二帝被掳的消息之后，追随赵构的官员人等请求他称帝，呼声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1127年五月初一，赵构最终顺应了众人的请求，在南京称帝，成为宋朝的第十代皇帝，史称高宗(在位期间，11—1162)。[7]当皇帝不等于坐江山，南宋帝国要树立其正统性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艰难度过许多关系社稷存亡的危机。对金战争还要持续15年，直到1142年才暂告结束。最初的四年至关重要，1128年初，一支金朝军队几乎占领了高宗的临时首都扬州，幸亏他在几个月前逃走了。高宗和一小撮追随者夜间坐船渡过长江，先到建康(今南京)，而后向南转到杭州。1129年初，杭州的一支军队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禅位给他三岁的幼子。在忠诚的大臣和将军们的帮助下，兵变被兵不血刃地成功平息，但高宗统治的脆弱性也暴露无遗。同年的晚些时候，女真大军再一次跨过长江，差一点就结果了宋王朝。女真军队击败了浙江的宋军，转向长江三角洲，高宗先是逃到海边，而后逃到海上，一直逃到温州。金兵追到海上，几乎就追上了高宗的座船。就这样，高宗逃过了女真军队的追击。幸好，这是一支远征军而非占领军，1130年春天，它退回北方。[8]

接下来的12年战争不断，战况几乎全部都像上面所描述的遭遇战那样一边倒。随着时间的推移，隔离带终于出现，淮河成了两国东部的大致分界。1140年，宋将岳飞(1104—1142)成功地反击了来犯金军，把他的军队推进到开封12英里范围内，但却被高宗和宰相秦桧(1090—1155)召还。[9]杭州此时已经成为南宋的首都。岳飞在那里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杀害。岳飞的冤狱结束了宋代一次真正有威胁力的收复失地活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谴责这场冤狱，把岳飞当作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标志。但是对于高宗来说，同金朝媾和、控制军队要比收复北方重要得多。更何况和约还附加了一项好处，这就是继续囚禁钦宗。钦宗于1156年去世，直到死，他都是高宗皇位正统性的潜在威胁。[10]
除了上文所描述的宋金之间的冲突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此期的整个中国都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在1120年代晚期。金朝占领开封、俘获帝国朝廷，并不能保证他们对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控制。至少在几年之内，宋朝的忠义军民继续控制北方的一些州，拥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与此类似，在南方，女真人也不是宋朝统治的唯一威胁。反叛和暴乱不断冲击着这个国家，同金相比，它们对宋朝统治的挑战更为紧迫。

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与骚乱的背景下，宗室的人生变得丰富而坎坷，经常是悲剧性的。大多数宗室沦为臣虏，但还有许多人积极投入了抗金斗争，不少人英勇捐躯。宗室家庭——至少那些逃过了女真劫难的家庭——和宗室机构的南迁路线复杂，实际上几乎涉及到帝国南方的每一个地区。宗室们在陌生的地方定居，改变的不止是周围景物，还有政治和社会现实，他们应对变化所带来的危险，并开始探究这变化的一切所蕴含的种种可能。

囚禁与逃亡

史料的性质使我们只能靠想像去推测，在开封和其他的地方遭到掳掠的宗室感到了怎样的屈辱与恐惧。首先，宋朝政府洗劫了他们的家园来满足金人的赔款要求，而后，他们遭到监禁、成为囚徒，被送往北方。从一些宗王的记载来看，那种恐怖的感觉始终留存。
1127年，开封陷落后不久，金人命令宋朝交出当时只有七虚岁的太子赵谌(钦A，1117年生)。枢密院同知兼太子少傅孙傅(1078—1128)密谋找一个长相酷似太子的孩子杀了，把尸首送给金人，但是未能成功。五天之后，太子的命运已经成为全城关注的焦点。为避免因此发生民变，几名官员决定顺从金人的要求。卫士捉住太子和他的母亲，载在车里。根据《宋史》的记载，百官军吏追着车子抗议，太学生在车前拥拜。太子喊着“百姓救我!”哭声震天。然而车子还是向北方去了。[11]
赵谌不是一个人北去的。根据一份当时的数字记录，仅皇室成员就包括2名皇帝，23名皇子，7名宗王，16名皇孙[12](包括赵谌)，8名驸马都尉，181名后妃(143名来自徽宗的后宫，38名来自钦宗后宫)，21名公主，30名皇孙女，52名王妃，23名郡主。此外，还有146名宦官、832名宫女。[13]
我们对诸王北迁的旅程只有零散的印象。景王赵杞(徽D)曾经出使金营，徽宗[14]北迁，一路上，他每天服侍左右，衣不解带，食不茹肉，到北方时头发胡子都白了。[15]徽宗在路上还遇到他的两个弟弟，神宗的第十子赵俣(神B)和十二子赵偲(神C)，对他们说:“真希望我们可以死在一起。[16]”走到庆源府的时候，赵俣因为没吃的，饿死了;赵偲到北方后不久去世。[17]

一些皇子和宗室想办法中途逃跑。最有名的例子是钦宗的弟弟信王赵榛(徽O)，他隐匿在河北真定府，在那里团结忠于宋朝的力量，下文将会详述信王的事迹。[18]赵士皘(BCBLHE)在随二帝北迁途中，乘机逃入佛寺，落发装扮成僧人。他身披僧衣，逃到南方，在绍兴找到了高宗的朝廷，受到礼遇。[19]赵士跂(BCB -GCB)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他逃脱以后，在邢州(河北)土豪的帮助下抵抗金军，不久被捕遇害。[20]
金人对这批皇家囚徒的处置办法各不相同。两个皇帝被封了爵位，[21]金人对二帝及其亲随多少还存着一层表面的尊重，然而这层尊重其薄如纸。南方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高宗的生母韦氏曾经被一名女真将军纳作小妾。刘子健驳斥了这个传说，但是指出，许多宫廷妇女饱受欺凌，这一事实使得当时的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个传说。[22]钦宗的弟弟沂王赵㮙(徽L)和驸马刘彦文揭发徽宗的左右近臣谋变，金朝当局命令徽宗调查此事。三天之后，徽宗委派的两名宋朝官员——其中之一为蔡京之子、驸马都尉蔡鞗——却从赵㮙和刘彦文的嘴里诱出了供状，金人随即处死了这两个人。[23]这件事在当时必定会引起极大的不和。事件的处理权交给了徽宗，但是结果却毫无疑问是早就确定的。
所有其他囚徒——诸王、宗室、宦官、官员——都被当作奴隶，生活费用少得可怜，还要全看金人的脸色行事。赵子砥(AADBDEB，1128年卒)想尽办法逃回南方参加了高宗的朝廷，并写书记录了在北方的见闻。书中写到，濮王赵仲理(BCBGN)以下1800名宗室和姻亲被安置在燕山(辽燕京，金中都)的仙露寺中，每日供给米一升(不到一夸脱)，每月供给盐一升。这些人很不走运。濮王和他的兵卒(可能还有随行宗室，尽管没有直接提到)[24]受到拘管、捆绑和监视，“困于道途，苦于寂寞”。一年之后，80%的人都死了，只剩下398人

逃过了女真劫掠的宗室单独或结伴南渡，开始出现在中国南部的每一片土地上。他们最初的明确目的地是高宗的朝廷。高宗即位三个月后，也就是1127年夏历八月，知南外宗正事赵士㒟(BCBIAG)在奏疏中叙述了当时的概况。宗室成员进入淮南寻求安置，但在淮南路，只有扬州有足够的地方和物资。士㒟对这些人滞留江北的艰难处境表示担忧，建议说，如果宗室成员渡江到镇江府(他使用了当时的名字润州)，就可以不再单纯依赖淮南。应此要求，高宗下令，来自南京的宗室迁往镇江，来自西京的宗室迁往扬州，来自开封的宗室在江宁府安置。[26]
这里应当指出两点。第一，宗室成员不是典型的难民。他们是帝王家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叶，因此政府会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住房、食品和衣物。关于宗室在途中的情况，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记载，但估计他们都带着尽可能多的金银细软。再有，这些人到哪儿都是伸手派，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从头到脚地接受供给。供给的担子当然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因此出于经济理由，实在应该把他们分散开。第二，宗室集团是非常显眼的，因此也很容易成为女真人的攻击对象。因为，每一名宗室都代表着赵宋皇权一个潜在的继承人。南迁宗室的理由很多，这一点是首当其冲的。让他们离女真人远一点，越远越好。
在此后的几年中，南迁政策与种种突发事件结合在一起，使宗室出现了大分裂。1128年初，淮南东路西京宗室的管理机构分为两支，赵士从(BCBGFA)掌管高邮军的一支，赵令(AADF -CH，1069—1143)掌管泰州的一支。[27]1129年夏历四月，知大宗正事赵仲琮上章，描述了江宁府在安置宗室中所遇到的问题。由于军队的需求致使住房缺乏，他们不得不将宗室安置在寺庙等公共建筑中，但是宗室的人口太多，仍旧难以全部安置。因此，仲琮请求将他们再往南迁，或是到江南东路的信州，或是到江南西路南部的虔州。朝廷选定了虔州，但环卫官宗室继续留在皇帝身边。[28]

三个月以后，来自江宁的宗室和大宗正司官员已经越过虔州，到了更南方的广州。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广州成为大宗正司的所在地。允许部分宗室留在朝廷的做法受到了攻击，一方面是因为临时首都(此时为杭州)住房困难、物价上涨、生活费用过高;另一方面，南班官已经成了大宗正司在宗室中最主要的管理对象，因此大宗正司官员不希望他们悬隔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因此，大宗正司打算把杭州的南班官宗室也移往广州，高宗表示同意。但这个计划是否实施，我们就不得而知了。[29]
1129年腊月，在扬州的南京宗室机构和宗室成员又从海上到了福建南部的大城市泉州。[30]尽管事先有所计划，发给宗司官员租船的资金，还派人去打前站;但此事正好发生在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而避难海上的时候，因此南京宗室实际上也是逃亡队伍的一部分。不管去泉州的动机如何，南京宗室却在泉州安顿了下来，泉州也将成为南宋宗室的超级中心。
在其他地方，局势仍然混乱，不少地方涌现出临时宗室机构，来管理、照顾那些分散的宗室。这些地方包括洪州(江西)，那里的临时机构(置司所[31])得到权力，依照江宁的先例向地方官吏征用住房，寻求经济支持。[32]1130年下半年，在虔州的宗司官员请求将机构北迁到吉州，原因是虔州的烟瘴气候和土匪的威胁。[33]在虔州南边属于广东的南雄州，大宗正司官员请求对来自西京的宗室发放救济钱物。[34]1131年的一则报告指出西外宗正司已经搬到两浙路的湖州，为西京宗室的流徙又增加了新的曲折。[35]
1129年的一则诏书很不寻常地提到了宗女和宗室妻子与家中男人离散后，独自南迁的困境。诏书指示州县官吏为她们提供盘缠和食物。家中有人做官的去投靠家人，其他人则分别前往西外、南外两个宗正司。[36]赵伯深的遭遇是一个离散家庭的典型。他的父亲子迴在棣州(河北东路)军中。战争爆发时，子迴遭女真俘虏。年纪尚幼的伯深和母亲张氏到棣州去，在那里等待父亲被释放。但父亲却遭到杀害。[37]女真人渡过黄河以后，伯深又和母亲失散了。到南方以后，伯深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走遍了帝国的山山水水去寻找母亲。1151年，伯深终于在四川找到了母亲。母子重逢，抱头痛哭

这学术败类是不是用了《靖康碑史》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