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前天查阅时,发现的一篇关于毁书的学术期刊中的一些节选内容:
以江西为例子:
江西在古代素来是经济和文化大省,文人著作不计其数,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而江西在《四库全书》纂修中,献书与毁书都不在少数。
这里面有一个叫海成的官员。舒穆禄·海成(?-1794),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大臣。初任刑部笔帖式、刑部堂主事、山东督粮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任江西巡抚,四十三年(1778年)转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四十九年(1784年)任军机章京上行走,后转为屯田司员外郎、车驾司员外郎。江西巡抚海成是满族人,胸无点墨但对查禁禁书逆书向来热心,到乾隆四十一年底江西省已经查缴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之首,受到乾隆的信任
海成深谙百姓心理,并不厉风疾行、以势欺民,而是诱之以利,派遣州县地方官吏与民众进行沟通,“按书时值,偿以倍价”,再将书籍交由省书局查验。其中违碍之书黏签进呈,不堪入选者发还州县。为能尽心尽力,海成甚至特意委任人员分往各府州查办书籍。在海成的大力推动之下,江西的禁书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海成此举,功效卓著,截至其被革职为止,江西共奏缴10次,奏缴违碍书籍10113部,书板2025块。在此期间,江西因之成为全国的禁书主力,禁书数量远超江浙。海成也获得了乾隆“所办颇好”的表扬,而其开创的“倍价收购法”,也经由乾隆之手,向全国大力推广。《字贯》一案,乾隆亲手树立了海成这一禁书功臣“典型”。这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极大不安,人人自危,于是在禁书事项上再也不敢怠慢,各省的禁书数量较之前都有所增长。“时外省查办者,江西最为出力”[4],由此,全国的禁书活动也来到了高潮。
江西禁书活动“传旨褒美”江西禁书进行得突然且猛烈。章炳麟在其《哀焚书》一文中写道:“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2]仅一年就奏缴八千余部,江西禁书力度可想而知。禁书活动伊始,江西巡抚海成最先响应号召,以其开创性的“倍价购买”法提升了全国范围内的禁书效率。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十二日,乾隆帝对地方官员发出了“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的质问。海成立即对乾隆进行回应,“臣现在率同两司,于试用知县内遴选诚妥数员,分派各府,恪谨遵办,仍严谕以不得假手胥役,稍事滋扰”[3],并且于同年十二月开始,在江西范围内访购遗书。他的禁书工作非常细致。
乾隆在奏折中也是对三省寄予厚望:“江苏、江西、浙江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薮,民间书籍繁多,何以近来总未据该督等续行查缴,岂该三省于应缴之书业已搜查净尽,抑该督抚于此等事件视为无关紧要,竟不饬属认真查办耶?着传谕书麟、闵鹗元、何裕城、琅玕等,各严饬所属,悉心查察。”
乾隆在对待各朝书籍的态度上还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本朝还是其他朝代,择善而收,择不善而毁,并不特重本朝之书,“前以历代流传旧书及国朝儒林撰述,向来未登大内收藏书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抚会同各学政通行购访,汇列书名奏闻,再令廷臣检核,行知取进”[12],其搜访遗书如此,搜缴禁书亦也是如此。
更进一步的考核之后,可以获知,在江西奏缴的禁书中,共有176位赣籍文人的210种著作被抽毁甚至销毁,禁毁本省文人著述的比例在全国来说也是十分惊人的。当然,这仅仅是在江西一省之地的被禁数量,江右文人在全国范围内被禁毁的书籍数量更是远远不止这个数量,因为数量众多、时间久远、资料缺乏,很多书籍都逐渐消亡,难以统计完全,只能就江西禁毁情况见微知著了。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19年间江西奏缴30次,包括《通鉴纲目续编》在内共奏缴违碍书籍27884部、书板12653块,给江西书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乾隆禁书政策实施以来,对文化事业及社会风气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大量文献典籍遭到焚毁,尤其是很多记载明末清初地方及边事史实的史籍十不存一;而地方文人所作的诗文集、选集等又因审查制度,或是“语句违碍”,或是存有悖逆之人诗文,能保存至今的也是少数。而在社会心理与文学创作方面造成的影响更是隐秘而深远。由于文化的专制,文字案件频发,社会心理异化的现象时有出现,挟恨攻讦竟成一时社会风气,这也导致文人在创作时异常谨慎,唯恐因文获罪。
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文字狱最早开始于顺治二年(1645),最后一次发生于光绪末年,期间共发生文字狱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前中期。顺治朝有7次,康熙朝有12次,雍正朝有17次,乾隆朝足足有130余次。
所以说,现在那些吹乾隆,吹清朝的人,不知道你们在看完这个资料之后,还有没有兴趣继续尬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