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晚清史的著名学者孔祥吉先生，曾经在氏著《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书背写过一句话，“欲了解一个人，必先细读其日记”。此言大抵是不差的。担任过两朝帝师的翁同龢，曾留下煌煌几百万字的《翁文恭公日记》，是研究晚清政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手资料。但是如果你细读这部日记的话，会发现这部煌煌巨作中有一些难以理解的anachronism（年代错误）。如日记中记载，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李慈铭曾在晚饭后拜访过翁同龢。但熟知晚清史的都应该知道，李慈铭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年（1894年）就已经驾鹤了（指过世）。翁同龢实际上是在日记中借已经去世的“李慈铭”之名指代他的政敌康有为，如此“借尸还魂”，实在是翁同龢担心政敌得知他曾与康有为的往来，以此成为攻讦他的口实。
说到康有为，他也给后世留下了一部日记，取名《康南海自编年谱》，“南海”指的是康有为的故乡，广东省南海县（现属佛山市）。这部“年谱”又被称之为《我史》，记载着康有为从出生到后来东渡日本的生平事迹。由于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中扮演中心角色，特别是戊戌变法时，他是维新变法派的领袖人物，所以后来很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都绕不开这部《我史》。实际上据著名学者茅海建教授考证，康有为的这部《我史》，其实问题很大，存在误记不说，还有很多杜撰、故意误导的成分，如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公车上书”事件，就连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已经写明了是康有为领导的，实情却是事件的发起和康有为无关，康有为不过在事后通过这部《我史》假造自己在“公车上书”事件中的“领导权”。
日记造假，古即有之。康有为不是第一位，也自然不是最后一位。要说到近代以降日记造假的“集大成者”，可能非胡适先生莫属。胡适生前爱写日记，这个人所共知。话说胡适经常是写完日记后，请人誊抄一份，然后寄给相熟的小伙伴们欣赏。如果凭此就判断胡适毫不保留自己的隐私，那就大错特错。实际上，胡适可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视保护自己隐私的名人之一。胡适非常明白他日记里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之所以留下厚厚的几大册日记，是因为为了让后人能够凭此“塑造出一个胡适心目中的胡适”。易言之，胡适是在刻意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他所认同的“素材”。曾在台湾读书，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的江勇振教授，是现今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他现正撰写、出版二百余万字的四部《胡适传》，而在之前出版有《太阳·星星·月亮——胡适的情感世界》，从复杂繁多的“胡适档案”中，挖掘出了胡适的六七位情人。可见，胡适到底还是小看了后来的研究者。
说来，以前也正好读到一篇有趣的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陈红民教授，以“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的日记相互校勘，发现两人在日记中对彼此有非常迥异的看法，论文篇目是《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原刊《近代史研究》）。陈教授发现，这一时期胡适日记中的蒋介石，形象永远是正面的，至少胡适在日记中对蒋介石尊敬有加。但是同一时期里，蒋介石的日记却处处辱骂胡适，甚至在胡适逝世当日，认为此乃人生之一快事。陈教授能够撰就此文，和《蒋介石日记》的刊布是分不开的。作为民国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也同样有写日记的习惯。蒋的日记从何时写起，我记不得了，但反正写了六十三册，除了每天记录之外，还有周自省栏和月自省栏，用以践行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蒋介石的日记，生前由身边亲密幕僚保管，生后交给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再之后日记被捐赠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年来开始向来访者开放。研读蒋介石日记，有助于重新解释民国史，但如果单纯认为，蒋介石日记在撰写过程中，毫无保留，那就太天真了。
既然提到蒋介石，那不得不说说蒋介石曾经的“小伙伴”汪兆铭。相比“汪兆铭”，世人可能更加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汪精卫。而世人知道这么个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超级大汉奸。但没有规定汉奸就不能写日记，事实上汪兆铭还真写过几年日记，只是知之者不多而已。相传汪兆铭的日记是由曾任他秘书的曾仲鸣的夫人方君璧收藏。曾仲鸣因为做了对不起国家的卖国行为，被国民党的特务刺杀于1939年，他的夫人方君璧则在此次刺杀活动侥幸活了下来，而且一活就活到了1986年，比夫君多活了47年，比汪精卫则多活了42年。方君璧逝世后，她的亲属将日记捐赠给了上海市档案馆，在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与历史》杂志上曾短暂连载过，后来该档案馆称，杂志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停刊，我猜可能和当时的出版经费短缺有关。至于现在，上海市政府财大气粗，想必市档案馆也沾光不少，应该有足够的经费应付杂志的复刊，只是今日不知官僚们有否此决心，能让如此重要的现代史珍稀史料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