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

17、初恋（2）
2007年我在外地出差，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到我手机，我没有接听，因为打错电话是常有的事，接听冤枉花钱。对方继续打进，我发短信问对方找谁，是否打错电话。对方很快回复，竟然用我四十年前的曾用名，我立即主动打电话给对方，原来是我过去的街坊邻居。在我记忆中，当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可能十七岁，看上去个子高高的，已是个亭亭玉立、发育成熟的大姑娘。她在电话中提起我已忘记，经她一说，我就想起来的一件往事。
那时买豆制品需要凭票购买，在闲谈时，我说我家豆制品票用完了。她对我说，她家有多余的可以送给我，我说，你是不是真用不完？她说：是的。第二天她就送给我几份豆制品票。这件事搅乱了我平静的心，这些计划供应票证当时很宝贵，如果她对我不好，是舍不得送给我的。我不禁猜想，她会不会对我有意。我又想她还是个小女孩，不要把别人对我友好都当成那回事。再说街坊邻居很多人都知道我因患精神病未下乡，她也应该听说，即使现在不知道，以后也会知道，与她交朋友是不可能的，不要胡思乱想，自寻烦恼。同样是这个可怕疾病让我丧失自信心，将刚刚冒头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情思掐灭。
这件事情过去快四十年，我已将这事忘掉。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并在电话中说她母亲问她豆制品票怎么没有了，她说搞丢了。这事当年是否也在这位花季少女的心中泛起涟漪，那时我没有去试探，没有去发展，没有勇气续写令人浮想联翩的后续故事，只是留下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好记忆。
我与以上三位姑娘，都是在知道或应该知道我是个精神病患者前提下发生的故事。哪一位才能算是我的初恋呢？为此我查了手头上1983年版的词典，对初恋的一种解释是：“第一次恋爱。”我想后面提到的两位姑娘，只能算是我对她们的单相思，双方的情感不曾共鸣。那位曾经与我约会、写信、互送相片、送我下乡的姑娘，可以算是我的初恋吧。
当年我作为精神病患者经历的初恋，也成了我一生中公开曾经患有精神病的最后一次恋爱。从此以后，我去相亲或者追求对方时，再也没有告诉对方我曾患有精神病。因为在我不可能掩盖曾患有精神病的岁月里，我已失去了找对象的可能性。
我至今也没有与初恋情人再见面，但对她仍怀有感激之情，她给予当年的我，背着精神病这个可怕病名时，曾拥有初恋的美好时光。
下乡之前，我每天都在练哑铃、举重、单双杠，除了锻炼身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追求身体健美。这是在武汉八中受体育课黄老师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好多同学都热衷于练块头比健美。
当我在冬天转入街道接触女生时，我盼望夏天早点到来，可以穿上运动衫、背心，展现健美的体形和肌肉，增加自己魅力。没有想到，仅仅只到五月中旬，还没有到夏天，还没有穿上夏装，还没有轮到我爽一回，仅差一步之遥，我就要离开武汉了。更没有想到，我锻炼身体，不是为了健美，冥冥之中似乎就是为下乡干农活做的体力准备。

顶

18、农村
火车到达枣阳车站，再由大卡车装着五·七干校属于一个公社的老师和家属子女，分别到达指定的生产队，此后又运来了我家的家具。社员们帮助我们搬运家具，他们用手抚摸着我家用了几十年油漆早已掉光的旧饭桌的桌面啧啧称赞，好光滑呀。我们家在村的另一头，紧挨着两户社员家，住在他们腾出的两间小房屋。生产队长安排父亲、我与青壮年社员一起做农活，母亲与年龄大的妇女做一些较轻松的农事。
刚来时社员的面容在我的眼里怎么都像一个样，分不清年龄大小。我看不出来哪些是老太婆，哪些是中年妇女，哪些是年青姑娘。这也可能与我的近视眼有关吧，但我在城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与我们一起下放的其她的干校老师，刚来时也有类似感受。
我早已听下乡的同学说过农村很穷，但穷苦程度仍超过我的想象。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大一点的饭桌、衣柜等木制家具，只有小橙小桌。床是在土砖铺上高梁杆，装粮食（原粮）的柜子也是土砖砌的，靠墙放着锄头、铁锹、木掀等农具和杂物，真可谓家陡四壁。房屋几乎都是土砖砌成的，仅有一家当国家教师的是青砖砌墙的房屋。每到青黄不接时，好多人家就断粮了。
我们家在城里属于一般收入家庭，但在这里，城里下放的五七干校老师是所在小队、大队、公社最富有的家庭。在农村我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吃国家饭的人，什么是农村的人，什么是三大差别。
我做农活不行，多次被派出去修水利，这样可以顶生产队必须派出的修水利劳动力。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12分，下乡一段时间后，我在生产队评工分大会上被评为10分，一天工分价值4角多钱。我坚持每天出工，体验到农忙时栽秧割谷的艰辛。我过去在城市是很难看到太阳下山的，只知道5点钟单位下班，学校放学。在农村的广阔田地上我才知道，夏天的太阳晚上8点钟才落山，盼到太阳下山后才能收工。经过一年农活锻炼，我能从远处的水井挑一担水不歇肩回家，能赤脚在雨天光溜溜、晴天刀割般的田埂上行走。
我在农村为自己前途担忧，根据后来的政策，跟随父母下放已毕业的中学生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我所在公社已经有几次招工了，招工条件主要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有没有政治问题，特别是亲属有没有“杀、关、管”。远在随县的大弟毛弟、大妹毛妹都因父亲和祖父的问题未能招工。

21、招工未政审
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家建工部102工程指挥部第五团到我们公社招工。文革时许多单位都以部队的编制命名，听说这个单位是搞建筑的非常艰苦，许多知青逃避招工跑回武汉。我想自己家庭出身有问题，只要能参加工作就行。之前我曾主动向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表示只要有招工我愿意去，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他们表示这种意愿，过去只是坐在家里为招工干着急。
招工单位人事干部通过公社证实我是团员后（我的团组织关系已转到农村，招工时公社管知青的干部专门问我是否团员），同意我填写招工表，参加招工体检，经体检合格我当上工人。我非常高兴，在农村仅仅待了一年两个月就参加了工作。
我是如何通过招工政审这道关的？
招工后我猜测公社和招工单位没有对我进行外调政审。我是一九七零年五月随父母下放农村，属于五•七干校的家属子女，不算知青不能招工。后来根据新的政策，我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这样在招工开始之前对所有知青进行“外调”时，就不可能包括我。因此组织上还未对我进行“外调”，还未掌握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政审材料。如果当时专门对我进行“外调”，时间上可能已来不及，再加上许多知青都不愿意到这个单位，招工指标不好完成。因此负责招工的干部想通过证实我是否是共青团员，以此代替招工的政审。按照常理加入团组织的政审要求比招工更严格，能够加入团组织的人招工应没有大问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青团员的身份，让我避免了招工时的“外调”，促成了我被招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看似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必然。
什么原因促使我招工后，猜测招工时未经过政审？

我发了几篇，都发不出来了。

22、取消基干民兵资格
到单位后，公布的参加连队基干民兵训练的名单有我，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要我参加了。我猜测可能招工时没有经过“外调”政审，后来单位又对我进行政审，因家庭出身不好取消了基干民兵资格。
当年的猜测，竟在三、四十年后被证实。我退休时退还给我的个人档案中，没有我在八中加入共青团的任何资料，证实了当年传言学校团员档案丢失确有其事。如果保存有我入团时的入团申请书、志愿书、政审资料，当年也会跟随我转到下放的农村，不知道在招工时会产生什么作用，恐怕是凶多吉少。
档案中最早的“外调”材料是父亲单位武汉市要武中学（原安静街中学），于1971年11月29日出具的。我是1971年7月招工，可以看出，我到单位上班4个月后，招工单位对我父亲单位进行了“外调”，这应该是单位后来没要我参加基干民兵的原因。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工人，也未提出入党等要求，但单位对我进行了“外调”，而且父亲学校提供的资料很全面，重要问题没有遗漏。
有着和我同样家庭出身，在随县下放的毛弟和毛妹，一直未能招工。最后只有通过因病退回城市这条途径回到武汉，由街道安排到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工作，这是当年许多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招工的知青回到城市的一条出路。
我家三个下放知青中，只有我一人是通过国家招工途径，当上国有企业职工，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23、流动的建筑单位
命运再次唤我奔向远方，奔向更遥远的鄂西北崇山峻岭之中的汽车城十堰市。
当年国家从战备考虑进行“三线建设”，选择在交通不便的内陆腹地、一个个群山怀抱的盆地山谷中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了当初的决策，经过数十万建设者艰苦卓绝长期奋战，一个偏僻落后山区小镇，现已成为交通便利，拥有现代汽车制造工业的汽车城，在绵绵起伏的群山之中创造出这举世罕见的奇迹。
到单位以后才了解，这是一个最初由工程兵改制，属建工部领导，在我国大陆广大范围内流动，从事工业土建工程施工的基本建设单位。在完成大庆石油城会战后，又转战到深山掩蔽之中的十堰车城。
我参加的是一支由开拓者组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走遍天涯的队伍。我们迎来的是荒山野地，送走的是厂房楼群，建设好一个地方，又要奔赴新的荒原。在这诗情画意和豪言壮语之中却蕴含着外人难以体验的辛酸和无奈。

24、当上抹灰工
来到单位我当上一名抹灰工。抹灰工是建筑物主体结构完成后，用水泥砂浆、石灰砂浆、水刷石、水磨石、磁砖等材料为建筑物穿衣服，简称粉刷的工种。在南方瓦工砌砖和抹灰工粉刷属一个工种叫泥瓦工，在北方抹灰工与瓦工是分开的。
抹灰工是我自己挑选的。当时在枣阳基地分配工种时，负责招工的人事干部说，由于我们是单位从知青中招收的第一批工人，几个主要土建工种如架子工、砼工、瓦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可以由我们自己挑选。
这一批招工来的多数是老三届男知青，考虑年龄已大，除我之外都选择了不需学陡的熟练工种架子工和砼工，参加工作就是一级工，一年后转为二级工。在老三届知青中，我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相比较我的年龄还大些，已过21周岁。
抹灰工属于技术工种，须经过三年学徒后才能定为一级工，再过一年转为二级工，比熟练工种少挣不少钱。我想俗话说“艺不压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掌握一门手艺走到哪儿也不怕没饭吃。再说每天一边干活挣钱，一边也学习了一项技术，否则太乏味了。
现在回顾自己当初的选择，当时想法虽说有道理，但我后来并未靠这个技术吃饭。我用这个手艺曾经为自己和朋友做了一点粉刷房屋的活，给自家的灶台贴瓷砖，检查施工单位工程的外观质量。
我当上抹灰工，分配到三营七连抹灰班，穿上新的工作服，领取人生第一次工资，没高兴多久，又陷入新的苦恼中。
抹灰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我每天与水泥、石灰、沙浆打交道，在高高脚手架跳板上不是在抹灰，就是手推沉重的装满沙浆或砖块的独轮车，稍不注意就容易出事故。我所在抹灰小队，曾发生两起工人从约二十米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的事故。
一次是一个青工在脚手架跳板上抹灰时，从高空摔下来。他掉到地上后人已昏迷，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毛发未损，估计是中间被什么绊了一下。师傅们都说：“这小子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摔下来，像没事一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他后来被单位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上海读大学。
另一次也是一个青工从高空的脚手架跳板上掉下来，他就没有那么幸运，落地后人事不省、多处骨折、摔成重伤。经医院大力抢救，恢复得不错，能够行走，生活自理，单位给他改换了工种，做砼试验工。
这两人都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捡了一条命回来，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在一次施工中，由于厂房的轻钢屋架发生断裂，在屋面作业的三位木工，与屋面瓦一起堕落，摔死在水泥地坪上。单位用既厚又好的跳板木料做成棺材，将他们安葬在附近山上。
他们为了今天繁华的车城，献出年青生命，长眠在异乡。我不知，在如今已让人认不出原来模样的十堰市某个角落，还能否找到他们安息之处。我也不知，在这片热土上是否有一座烈士纪念碑，让后人凭吊那些挖隧道、架桥梁、建楼房、劈山填谷、开拓荒山野岭的英灵。
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在我们招工到单位不久，整个连队都笼罩在悲哀气氛中。建筑工作的脏累危险在我未来单位之前，就已经想象到，但是一个流动建筑单位男职工所面临的苦恼，却是未曾想到的。

25、男职工的苦恼
我们单位未婚男职工找对象难，已婚男职工普遍过的是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生活。这种有违人性现象几十年长期存在，是由计划经济年代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大环境，和流动建筑单位的小环境，结合在一起造成的。
建筑行业劳动强度大，单位绝大多数是男职工，女职工非常少。除了老职工子女是在本单位找对象，外面招来的、本来就少的未婚女工，多数人都不愿意嫁给本单位，更不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她们也想通过结婚等途径跳出本单位。
这样一来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的女工，就成了凤毛麟角。哪怕是一个长相丑的女工，也可以在本单位挑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小伙子，这儿的未婚女性都成了皇帝女儿不愁嫁。由于男女比例悬殊，只有极个别的男工有幸与本单位女工结婚成为双职工。只要是双职工，不管女方是什么情况，只要是个带饭票的（有工作），都会让老婆在农村的单职工羡慕不已。
如果我们单位男职工想在当地其他单位找一位女朋友，对方也往往考虑我们单位几年后要离开当地，到时男方很难留下来，女方又不肯跟随男方浪迹天涯，因而不愿意与我们单位的人谈朋友。姑且不说脏累危险、被人瞧不起的建筑工人职业，给找对象造成的困难。
我们单位男职工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招工来的，基本上都是在家乡找一个媳妇，留在家务农，每年利用探亲假回家团聚。那些两地分居老职工结婚几十年，数得清在家呆了多长时间。
由于我家在武汉市，要找一个在家乡女朋友几乎不可能，谁又愿意嫁一个远在山区当泥水匠的人呢？我们武汉老乡也有极少的人在武汉谈了女朋友，有的是过去谈朋友生米已煮成熟饭，有的是女方条件比男方差，如男方长得比女方漂亮，而且暂时未将单位情况实话实说。
我的外貌不仅不好看，而且与所从事职业不匹配，显得不伦不类。当个泥水匠，为何要戴一幅近视眼镜，又为何前额没有头发，年轻轻就开了顶。当年有建工部干部下放在我们单位劳动锻炼，我在干活时几次被不了解情况的人当成下放劳动的干部。同事将这事告诉我时，开始我以为他们在取笑我，次数多了，知道是确有此事时，却感叹生不逢时。
身为知识分子父亲不仅把家庭出身不好的无形烙印，无法拒绝遗传给我，而且将秃顶、近视眼这些知识分子外貌特征也一样不少的遗传给我。我外表虽然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却是山沟里一个泥水匠，连对象也找不到。
我如果找一个农村女朋友，结婚后在哪儿安家呢，老婆小孩都没有户口，城市里要有户口才能有粮票和找到工作，我一人工作养不活全家。我还不如一个家在农村的人，可以找一个农村姑娘在家务农。

顶

26、调动工作难
单位许多职工都想调回家乡工作，这必须要单位同意放人。这事搁在其他单位可能不算太难的事，但在我们单位却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几乎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事了。这也不能怪单位领导，如果对想调走的人都放行，可能这个单位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为了达到调离单位目的，有的人长期泡病号拿工资不上班，即使这样单位宁愿养着，也不同意放人。有的人回老家探亲多年不回单位，单位始终坚持不同意调动，他在外面也就找不到工作，耗到最后只能回到单位。有的人要求辞职回家，单位依然不给户口和档案，让你走不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调出了本单位，那就需要有过硬的门路。有权领导干部肯出面为你说话，单位领导迫于压力或单位为了求别人办事，作为一种交换条件而答应放人。在我们职工中不时传说，哪位职工手眼通天，中央某部委某领导为他写了一张条子，立马就办手续走人；当地掌握实权某领导为哪位职工说了话，因为我们单位也有事求他，也同意调走。这些调动成功案例不径而走，令想调走的人羡慕不已、津津乐道，因此想调走又有一点门路可钻的人，纷纷在活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也想调回老家武汉工作，但在当时从三线城市调进大城市，要武汉市同意接收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再加上还需要这边同意放人，那就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我的父母和亲戚无权无势无门路，调回武汉我不敢奢望。

27、步步走错
在农村时，我天天盼望招工，以为当了工人跳出农村就有前途，个人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现在当了一个全国流动建筑单位的工人，却失去了希望，没有了盼头。
招工后不久，我父母弟妹随五·七干校所有下放的教师和家属子女回到武汉，凡是跟随父母下放还未招工的知青子女由街道安排工作。已经招工的知青，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了，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处境。
回想那次招工我走错了一步。如果我没有被招工，就会随全家回武汉；如果我等到以后被其他单位招工，也不会到这样一个与其它单位格外不同的单位。
回想一九六八年底我作为学校老三届毕业生，该下乡时我因病留城，导致后来全家下放；一九七零年我作为转街道病残学生，该留城时我下乡，失去留城分配工作；一九七一年我作为跟随父母下放的子女，该留在乡下时我被招工，不能随父母回城。
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差，怎么这么倒霉背时。虽然我总是朝好的方向努力，但是每一步都走错，好事都与我擦肩而过。每次在人生十字路口，我自愿或被迫偏偏走上了对我最不利的一步，以致今天陷入难以逆转困境。殊不知，我还在不断走向噩梦。

顶

28、第二次精神境界“亡国”（1）
我变得爱照镜子，集体宿舍没人时，常偷偷照镜子。我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宽宽高高的光额头，却配一个尖尖的下巴，还要戴一幅近视眼镜，成了一个倒三角形。经过多次照镜子，反复看自己模样，我渐渐觉得自己五官端正，长得还可以，在光线柔和时，越看越觉得自己长相不错，身材也匀称健美。
晚上在食堂召开全营职工大会时，我的目光偶尔碰到哪位姑娘目光，发现她也在看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人长得漂亮，才有人偷偷在注视我。我再试着看看其她姑娘，我目光又与她们目光相碰，发现她们也在瞧我。有时在食堂排队买饭，看到女孩站在我后面排队，我也以为是自己有魅力。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自己长得挺漂亮，能够吸引姑娘们注意。我在给父母信中写道：“您们应该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一改悲观失望自卑的心态，自以为了不得。现在回忆当年写给父母的信，我的父母在有生之年不曾想到，让他们操碎心的患精神病儿子，却是他们值得骄傲的有幸得到启示真理的儿子。我也不曾料到，当年处在糊涂中的我，有幸从另一个角度言中，我是值得父母引以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