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强有力的观念。它由技术创新、资本躁动不安的寻找投资机遇、地缘政治的野心、热诚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甚至由旅行的欲望和冒险推动，是现代性的一道多面难题（hydra）[1]。无论是将其描绘为（信息、货物）加速流转的布满错杂网络的球形，还是遭受压榨与过度开发的星体，全球化正是从地球的图像中汲取富有表现力而具有政治性的力量。甚至只消漫不经心地瞥向报刊杂志、电视或者是广告，便能看出地球图像对千禧年想象施加的吸引力有多么显著。
[1]这个说法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许德拉。它的头颅砍下一个还能复生，作者借以表示全球化的问题错综复杂，具有多个方面，不能够轻易、迅速解决。——译者注

地理学声称对地球有特别的占有权。根据定义，其智力任务是描述地球的表面。本书起源自（他人向我）对一场包含地球卫星图片的摄影展的地理学解读的请求。从我瞥见地球那看似简单的形状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复杂性开始，一开始似乎容易的任务很快变得极具压倒性。我的根本问题很简单：西方将地球设想、表现为统一的规则的球状体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无法同时拥抱地球表面上两块狭小的区域，但是在想象中他们却能把握住整个地球，并将其置于无限的宇宙中，交流与分享地球的图像，无论是将其理解为平面抑或是实心体。直到20世纪晚期才有人实实在在目睹宇宙中旋转的地球整体，而这项成就的冲击通过全球化的语言与图像（犹然）回响。然而，略微思考便能揭示出：见到地球虽属全新，但实际上终结了想象与思考如此可能性的漫长谱系。在（人类）拍下地球照片之前，此举意义早已为人预见。

当代的全球化在起源上是西方性的，并与现代化的过程整合为一体，而“西方”的概念也正是由此过程在同一个地球表面得以区分开来。“全球化”打破了“西方与其他地区”，核心与边缘，“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般稳定的、将诸多不平等归因于自然因素（naturalizing）的地理模型。全球化的空间以流转、交换、汇聚为特征，在或疏或密、或高效或低效的网络中不平衡地流动，产生了多样且错杂的结果。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许多交往互动都是如此，但在地的、辖域化的经验意味着在想象中，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与文化认同早已是围绕着假想的社会-空间的中心地位而组织起来。

历史地说，宇宙地理学（cosmography）是对于地球（earthly sphere）与天球的综合研究的名字。作为一门科学，宇宙地理学在早期近代欧洲人努力设法应对他们知识空间的扩张中吸引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并反映了在大千世界（creation）的多样性中把握统一与将人类置于其中的渴望。由宗教愿望、对普遍知识的渴求、全球性启蒙的梦想以及地缘政治的（建立）帝国的迫切需要种种因素推动的宇宙地理学，是在以浮在宇宙中的地球表现的全球主义与全球化背后，在不经意间一闪而过的持久诱惑。宇宙地理学的谱系有许多部分，每一个都是拥有庞大、专业化文献的科目。其持久存在的问题、其产生与需要的大量知识技能同样挑战着书写其故事的尝试。科学、哲学、制图学、文艺、探险、地理和物质文化的历史都有专门的资料。没有一者能独立于更广阔的经济与政治背景；所有这些都在“西方”与其既是想象也是实际的“他者”间的人种交往中受到了深刻影响。在最简单的技术层面上，地球与地外空间的形状的表现本身即已展示了复杂的历史问题。无论是碟形还是球形，无论是制成模型、画出抑或是利用数学方法投影成地图，地球总是通过自己的表现形式为人所知。而表现形式对于塑造对世界本身的理解与进一步行动有着能动性。

面对这样的宇宙学问题，我选择追溯地球（globe）与寰宇（whole earth）[2]的图像，因为它们建构并传达了位于当代全球主义的普世主义主张后鲜明的西方思想观念。正如我已说过的，“西方”本身就是在历史中形成、变化的建构物，形塑了地球并从一个已经被意指的地球中区分出来。必然为一个被定位的（positioned）地点而宣称普遍性的悖论为本书提供了一个重要主题：阿波罗之眼的主题，（也就是）位于地球之上的视角，宣称（自己）为超然理性客观的遍及地球表面的深思熟虑。理性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宣称客观知识（的存在）的局限性广受承认，但他们的思想和物质影响对塑造西方的地球观念十分关键。与阿波罗式视阈（Apollonian vision）及其普世主张紧密联系的，是区分自我与人类的流变话语。与地球整体的图像紧密相连的人类团结统一概念深深塑造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易。
[2]作者将这两个词语并置，疑是有意区别二者。后者盖指未能明确指出地球是一个球体，但仍然以整体性的视角认知、表现地球。——译者注

作为太阳神，阿波罗同天体的形状与规律性运动直接相关，而天体长久以来提供了和谐的范本和隐喻，这种和谐既能从视觉上理解也能从听觉上理解。以数学形式表达的音乐一直与行星形状联系在一起，而行星运动则通过超验的狂喜状态与星球与个体灵魂无中介的联系产生了关系。对宇宙之梦（somnium）的看法与经历是对于地球的理解与表现中反复出现的特征，而这构成了这项研究的第三个部分。

将地球上多样的生命统辖为统一的画面的阿波罗式的凝视，是个体化的（individualized），是从单一视角出发的神性的、宰制一切的视阈。那样的视阈同时是放权（empowering）与捉权的（visionary），暗示了从地球进入行星与恒星的领域的飞升。这飞升的主题联系了地球与天球，以致于在飞行中升入地球之上成为了全球性思考与想象的长久元素。对灵魂飞升的坚信，亦即对人类生命的命运是进入地球表面之上的天国而超脱的坚信，与宇宙之梦欣然接受的和谐之形而上学相连。又或者，阿波罗式的凝视为自己攫取神性的权威，从神圣的中心将权力辐射遍地球表面，帝王般地将人类的权威施加与投射到地球的最远端。在透过希腊罗马的遗产而折射出的将基督形容为神人（God-man）二性的叙事中，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成就了西方基督教的普世性目的论。帝国的当务之急通过地球的图像描绘出来，并以以世俗与宗教权力为轴的地球表面为中心。两千年以来，凯撒与教皇之城罗马在西方想象中一直被描绘成典型的全球性城市。

在西方想象与思考中，这些主题在地球的图像、含义和道德解读中相互结合。我在书写它们时，试图忠实于想象、道德思考与描绘地球中明显可见的实际举动的不可分割性。以下九章构建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二十世纪的地球图像与含义谱系。它们并不暗含线性或进步的历史叙事，尽管这样的叙事在地球概念与全球化本身那里总是隐蔽的，时常又清楚明白。我最仔细关注的是早期近代阶段，围绕欧洲人首次环游地球、将其重新安置于他们对宇宙的理解中并彻底变革其在模型与地图上的表现形式的十六世纪。章节标题指涉地球与西方经历的重要联系：帝国与诗性的、古典的、基督教的、海洋的、视觉的、象征的、启蒙的、现代的和虚拟的。每一章都关注一定数量的地球或寰宇的具体图像，以此组织对于宇宙地理学观点的讨论。我的目的是揭示当代全球性思考的深层根源，承认如今地理想象植根于的在某种程度上异常复杂的宇宙地理学传统。地球的表现形式对西方想象施加了特别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鉴于西方文化的主动全球化，这不足为奇。

致谢

在书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受到了许多帮助，无法一一致谢。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度过了这个由纳菲尔德基金会（The Nuffield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使我有机会查阅各式各样人文科学方面的地球文本和图像。其后我利用了伦敦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人员的资源和技能，尤其是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Catherine Delano Smith)在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地图室和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组织开展的制图学历史研讨。本书的各个部分都在大学学系的研讨会与英国美国的会议上的汇报（presentation）中得到了改进。

朋友与同事们慷慨给予了我诸多具体的点子和帮助，其中有史蒂夫·丹尼尔斯（Steve Daniels）、伯纳德·德巴尔比厄（Bernard Debarbieux）、安妮·戈德莱夫斯卡（Anne Godlewska）、迈克·赫弗南（Mike Heffernan）、里克·贾泽勒（Rik Jazeel）、帕蒂·凯尔纳（Patty Kellner）、卢西亚娜·德利马·马丁斯（Luciana de Lima Martins）、苏珊娜·莫顿-布朗德（Susanna Morton-Braund）、亚历山德罗·斯卡菲（Allessandro Scafi）、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和阿图罗·托西（Arturo Tosi）。我要特别感谢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点子，还有勒拉尔热（Le Large）对克罗内利（Coronelli）的地球仪的评论。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和费利克斯·德赖弗（Felix Driver）阅读了原稿的绝大部分，他们的评论也填补了我地图知识的空白，使我得以（修正）许多鲁莽的论断。奥利·德尔齐（Orly Derzie）寻找并取得复制图像的许可，做得很棒。所有错误和误解都只代表我个人的缺点。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地理系社会文化小组的同事和研究生提供了振奋人心的知识环境，而且在院系（的努力下），提供了公休假以便完成我的著作。但是首先与最持续推动我的工作的是我的妻子，卡门（Carmen）。不仅她家在休斯顿的房子和船使得研究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图像成为可能，她还是这本“地球之书”最长久的支持者。在把本书题献给她时，我希望她会感受到等待是值得的。

帝国与诗性的地球

谁能理解？在这里，圆能够说话，
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没有双翼，
把自己的空间与世界隔绝
只是为了纯粹的游戏[1]。
在这里没有谁懂得
谎言。一个未知的概念
在这个完美的圆环中清晰可见。
是谁把它描画出来？是鸟，还是几何学家？
一个追赶自己的人。
不休息，除了存在，
除了穿越自己的对立面与自己重逢别无目标的运动员。
它是眼球。它是日月。
它的领地由众星描画。
只有上帝能抹去它，并创造出乌有这个词汇。
我们赞颂，我们崇敬圆。[2][3]
——罗贝尔·萨巴捷[4]（Robert Sabatier）《伊卡洛斯》（Icare）[5]
[1]此处原书作jour，注释译为day，有误。原文为jeu，表示游戏、玩耍、娱乐。——译者注
[2]大体参考本书注释译出，部分语句参考了机翻和法语词典。原注所附诗歌翻译删去。——译者注
[3]罗贝尔·萨巴捷（Robert Sabatier），《伊卡洛斯》（Icare），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1976年，再版于让-皮埃尔·卢米涅(Jean-Pierre Luminet)，《诗人和宇宙》（Les poètes et l’universe），巴黎：谢尔什·米迪出版社（Le Cherche Midi），1996年，203页，作者自译。
[4]罗贝尔·萨巴捷（1923-2012），是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5]诗歌原名Icare是拉丁语Icarus的单数呼格形式。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人物，在逃离克里特岛的过程中因距离太阳过近，假翼上的蜡融化而落水致死。——译者注

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体系中，福玻斯·阿波罗（Phoebus Apollo）驾着金色的太阳战车（chariot）从地球上驶过，勾画出昼夜往复（diurnal）的弧线。他从苍穹不动感情发出的箭为世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祸。在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 Barbari）[6]的版画中，阿波罗骑在球体上，而夜晚的月神狄安娜悄声往西进入林荫中。（图1.1）在基督教图像中，阿波罗变成了复活的基督，通过肉体的复活与升天救赎人类，使天和地重归于一。文艺复兴时代的王子们在修辞学方面相互竞争，以追求阿波罗式的对于环游过的地球的概览式（synoptic）的理解，而潇洒的王牌飞行员和宇航员作为现代阿波罗、先前只在梦境与想象中可见的球体的亲见者而名噪一时。与地球分开而不隔绝，阿波罗代表了对完整性的渴望、对权力的期望、超验的梦想和对辐射（意象）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