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时期，朝鲜统治者更以箕子之“移种”自居，强调自己的文明史，并将自己的“事大”和“尊周”联系起来，使得中朝关系更具深层含义。
同时，这也使得朝鲜人对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文明历史感到更加自信和自豪。 然而，尽管朝鲜已经脱离“鸿荒之俗”，成为了礼仪之邦，但朝鲜上层社会对女真人的看法却充满了偏见。
他们将女真人称为“夷狄”、“藩胡”、“贼胡”，认为女真“贪而多诈”，“饥来饱去,见利忘耻”，甚至认为女真“终不可信”。
更糟糕的是，自新罗末高丽初，女真族就在朝鲜半岛北部定居下来，对高丽和李朝的边境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并妨碍了他们的北进政策。
尽管永乐朝时，朝鲜半岛东北的女真聚居区已经被划归朝鲜，但女真问题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朝鲜不得不采取恩威并施的传统政策来应对女真问题，将其视为威胁或边境不安定因素。
为了解除这一“门庭之患”，朝鲜曾多次入侵建州卫，试图消灭鸭绿江以北的女真地方政权。其中，第一次入侵建州卫发生在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李朝世宗十四年）11月，忽剌温兀狄哈率领一百五十余人马在鸭绿江南岸的闾延、江界作乱，掠夺了男妇六十四名。
2月29日，暖秃指挥官吒纳奴差人向李满住报告了这一事件，并说忽剌温野人将经过暖秃地面。李满住得此消息之后，率领本卫三百多人在夜晚赶往忽刺温所经暖秃地面，恰巧遇上了正要赴京的明朝使臣张童儿和猛哥帖木儿一行。
猛哥帖木儿与李满住联手追击忽剌温人，在守定山口将他们围住，并将他们所抢夺的人口全部夺回，然后派手下官员前往朝鲜归还被俘的人口。
在这次事件中，李满住为了保持同朝鲜的友好关系，挺身而出，应该得到朝鲜的赞赏和回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朝鲜以怨报德，竟然用各种手段栽赃给建州卫，并向明朝上奏，歪曲事实真相，为入侵建州卫制造舆论。
为了进攻建州卫，朝鲜事先派人进行了侦察。宣德八年2月，朝鲜派遣朴好问、林原茂前往李满住、沈吒纳奴、林哈剌等处进行访问，骗取了他们的热情接待。
同时派人分别前往大明和猛哥帖木儿、权豆父子处进行外交活动，为这次军事行动打掩护。3月壬申，朝鲜国王李祹“因征讨野人而向宗庙和社稷报告”；戊寅，李祹指示平安道节制使崔润德说：“童猛哥帖木儿从北京回来时，应当在婆猪江进行征讨。
如果帮助野贼，那么就应该假装不知情而杀死他们。如果不帮助野贼而真心归顺，那么就不应该杀他们。请你秘密地藏在心里，不要让别人知道。
3月27日，总指挥崔润德立即命令三军节制使李顺蒙等分兵进攻建州卫各部：崔润德亲自率领2590多人攻击林哈剌寨；中军节制使李顺蒙率领2500多人攻击李满住寨；左军节制使崔海山率领2070多人攻击东余等处；右军节制使李格率领1700多人攻击马迁等处；助战节制使李澄石率领3000多人进攻兀刺等处，助战节制使金孝诚率领1800多人进攻林哈刺父母寨：助战节制使洪师锡率领1100多人进攻八里水等寨。
朝鲜共投入兵力15000人。在这次战斗中，有183名建州人被杀害，240人被俘，177匹牛马被掠。此事发生后，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向朝廷上奏，指责朝鲜“擅自发起攻击进入国境”。
在建州卫遭受朝鲜打击不久，建州左卫又遭到了杨木答兀和探州嫌真兀秋哈的打击，损失惨重。杨木答兀是辽东开原三万卫干户，曾于永乐20年发动叛乱，攻陷开原，翌年又掳掠大批汉人，煽动大批军人叛逃于图们江一带，居于古庆源之地。
明朝多次派人前往招安，要求刷还被掳人口。在朝鲜当局的协助及猛哥帖木儿的周旋之下，有些叛逃的军官重新归顺大明，并发还一批被虏人口。
猛哥帖木儿父子是为效忠于大明而献出生命的。由于朝鲜在斡木河置镇设官，“凡察反侧未安”，便决定率部迁住婆猪江居住。
建州左卫之人的迁移早在宣德七年就开始了。
建州左卫在迁移途中遭到了朝鲜的第二次进攻。朝鲜军在李满住的预料和戒备下，虽然进行了充分的侦察和准备，但转战近10天所获不多。
建州卫在遭受第二次袭击后，迁移到了灶突山东南的浑河。然而，景泰二年由于脱脱马击海西卫，建州卫不得安宁，于是满住于3月再次迁回兀剌山城瓮村。
在建州左卫内部，由于童猛哥帖木儿之次子童仓被“七姓野人”虏去后被赎回并被明廷任命为建州卫指挥使，建州左卫内部出现了凡察和童仓叔侄二人各掌一印、相互争权的情况。
经过明廷的讨论，建州左卫被分为建州卫和建州右卫。
李成桂从立国之初就努力拉拢女真，希望能让女真人“畏威怀德”，臣服于自己。即使面对“江外殊俗”，李成桂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如让女真人“亲来朝”、“遣子弟”、“委质随侍”、“请受爵命”、“徙内地”或“进土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
即使在中朝边界基本确定之后，李成桂依然努力争取更多的女真人，以构建一个稳固的“藩篱体系”，保证国家北方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