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要审核，不知道吐不吐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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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出征求书家高手执笔誊写，这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仅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是不低的。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文化人总是把文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文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文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靖康城陷议和，赵恒(钦宗)递降表，文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罢，“失德”也罢， 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恒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下了一道注脚。
     还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得清，早几年在山西晋祠发现了他写的一副对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就说得再明了不过了，文章固然需要，但天下毕竟是打出来的，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武器的批判”。不过这副对联是集的杜诗，唐太宗在杜甫之前差不多100年，当然不可能出自他的手中。但即使是后人的假冒，也假冒得很得体，太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强梁霸气。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甲申秋月，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三
     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阴小石湾。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文书画和歌吹人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文化的渊薮，是令帝王、文士、妓女们销魂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点头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要排遣胸中块垒，他宁愿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你说怪也不怪?在文人眼中，江阴显得有点尴尬。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诗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怀。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他们的这种人格气韵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小匹，“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誉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后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丄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丄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忠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列青史之榜。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联一副于囚室门枋上，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在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孝陵，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为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这篇文章收录于湮没的辉煌一书中，高中看过

南明有多少个十万军队，能培养多少个史可法？？？？？？？？/

我认为应该多宣传阎应元，少宣传或者不宣传史可法。

南明有多少个十万军队，能培养多少个史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