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
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事迹加到自己身上，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太宗实录》时，极力渲染他出生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的异象是一致的。他也要求史官们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更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