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余华的《活着》有着非常相似的结构，都是一个年长的人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这个年长的人主要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非常丰富，占据了书籍很大的篇幅。而越往后故事越简略，直到最后变成了几句话的粗线条描述。而且在后期的故事中，往往伴随着许多人物的死亡，长辈、同辈，甚至晚辈的死亡都被着重讲述。
这与人的回忆是相符的，年轻时总会拥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人格，而越往后这样的经历便越少。随之而来的便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们一个个地离去，最后孑然一身。这便是人生都会有的经历，活得越久这样的经历便越多。
当然本书与《活着》还是有些不同之处。《活着》中的“我”并不是故事讲述者福贵本人，而是一个“民间歌谣收集者”。这个收集者遇到了福贵，听他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而本书中并没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我们其实可以从文中许多地方看出这个隐藏叙事者的存在。鄂温克女人“我”并不是主动将自己的故事讲出的，而是在隐藏叙事者的循循诱导下才愿意一点点把故事讲出来。隐藏叙事者带走了鄂温克女人的故事，再将它呈现给读者（中间可能有不少润色）。这才是这个故事原本的叙事逻辑。

我们不妨将这一类小说称为“口述史小说”。口述史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不少社科都有使用这一概念。“口述史以历史重建为目，建基于对过去事件亲历者的采访，更强调访谈对象的平民性、边缘性。”本书的叙事角度与口述史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作者本人也有像学者那般进行调查研究。在本书的跋中迟子建提到，自己在鄂温克人聚居地调查过一段时间，又花了三个多月阅读鄂温克族的资料。这其实已经有不少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味道了。
这让我想起一部人类学著作《妮萨》，这是一部讲述博茨瓦纳昆族女人的民族志。在许多方面，它其实比《活着》更像本书，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两个学科。《妮萨》中的叙述者“妮萨”是一名年长的昆族妇女，在作者到昆族聚居地调查的时候，妮萨总是喋喋不休地缠着作者，之后作者才决定将妮萨的故事写成一部民族志。这本书里同样有许多普通妇女该有的经历，出生、成长、玩耍、性意识觉醒、结婚、生子、孩子的成长以及死亡。
当然人类学家要比小说家更“诚实”一些。他们做的是讲述故事，挖掘真相，文学的润色是不允许的（至少是不能过分修饰的）。在这方面，《妮萨》比本书要粗糙许多。但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两本书的相通之处，那些经历、那些情感，那些欢乐与苦闷都在不断地重复。我们很容易看到相同的东西，也会为同样的内容而感动。

文学毕竟允许虚构。本书中的鄂温克女人“我”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她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共同构成了整个鄂温克族群的生活史。但《妮萨》也未尝不是如此，“妮萨”并未叙述者的本名，她的故事也远远不止关乎她个人，也是关于一个族群的故事。拿掉那些表面的区别，拿掉学科的隔阂，拿掉地域与种族的区别，拿掉叙述方式的不同，拿掉真实与虚构的区分，还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原原本本的普通人的一生，是我们习以为常，时常忽略的那些真实情感。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大约只是喜欢这份情感，喜欢这份本初的动力。无论是本书还是《妮萨》都能带给我这般感受，尽管它们都与我非常遥远。我不曾，也不可能拥有她们的经历，可这份直抵心底的触动却终究难以忘记。

作者：Jerry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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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说不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