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他穿漂灰色的卫衣，软牛仔质地上有几处破洞装饰。黑色工装裤，搭配荧光绿间深灰的布面运动鞋。天明跟我强调，“这一身都是我自己买的”。天明从不用盲杖。“用着不习惯”，他说。

我们慢慢走向停在路边的出租车，我在前，天明在后。我松手，看着他摸索地开门坐进车里。他一如既往，坚持坐在副驾驶座。系上安全带，天明拿出手机，仰着头，双臂将手机捧到下巴前方，用面部识别解锁，摆弄很久，迟迟没能让屏幕前端的摄像头扫描到他的脸庞。他用的是苹果的最新款，刚到手一两天，还不上手。

屏幕解锁了。天明把手机抬到左耳的高度，右手手指在没有亮光的屏幕上反复滑动，扬声器随之跳跃出旁白。手机旁白语速被他调得很快，以缩短播报时间。因为大脑的视觉皮层参与了听觉信息的处理，盲人的听觉处理语言的速度比非视力障碍者要快得多，这个接续不绝传出的机械性女声，除了天明，司机和我显然都没能听懂。

“这个大桥快要修好了。能省好多车程，对不对？”放下手机，天明主动和司机聊天。“我听微信群里人说的，从今以后要方便多了。”天明做了十几年的播音工作，说话洪亮，话音上扬，又在句尾收拢，给人清朗俏皮之感，讨人喜欢。两人谈话的间隙，司机好几次转过头去看天明的脸，又很快回头，仿佛在确认什么。

藉助旁白功能，天明和“健全人”一样熟稔地使用手机和计算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享有智能手机的种种便利。当然，天明作为视障者，要完全独立地生活，是困难重重的。目前社会所提供的合理便利，远远不够保障残障人群“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确保生活在“机会均等”、“无障碍”的环境中。

打车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他的出行。在这个城市，打车是他最常用的出行方式；如果在残障设施发达一些的北京，他可能会选择自己搭乘地铁。出租车是天明自己在APP上叫来的。

一个常拉天明到省会机场去的拼车师傅就向我夸赞：“天明可厉害了！他用手机比我用得还要好。”他载天明，有情义在其中。有些司机是不愿意拉一个盲人的。“我要是载他去，只能载他一个，不能拼车。”到了机场，他要把车停到地下车库，然后扶着天明到登机口去。“毕竟，他和别人还是不一样嘛。”

问起有没有因为视力障碍而被歧视过，天明的回答很干脆：“不会啊，我有很多健全人朋友。我的生活圈都是健全人。”天明在这座城市开过按摩店，顾客时间长了就成为朋友。“还有的朋友是别人介绍的，有的是坐车认识的，有的是网上聊天、微信加好友认识的，在小蓝（Blued）认识的。多的去呢。”

天明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剪辑音频和做自媒体主播。但在中国大陆，绝大部分的盲人从事按摩业，囿于狭小的生活范围，“他们不出门，365天都呆在店里”。

中国***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上，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岗位仅占不到百分之六，而其中最多的职业类型是工人、按摩师和文员。不止选择少，实际招聘的过程中对视障者的隐形门槛也时时存在。视障者职业选择的单一性，自然让中国的视障人群缺乏更加多元化生活的可能。

天明不喜欢和视障者来往，因为“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天明口中的视障者们日会交谈的内容无非按摩的生意或生活的琐屑，“你想他们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按摩、上班、下班、睡觉，平时也没有事，就跟怨妇一样去说一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天明若是说自己到哪儿逛街去了，会被冷嘲热讽：“眼睛都看不见了，还要出去，真会折腾。”对此天明的体会是，视障者的内心要“更加的阴暗”——当然，他是例外。

现在的残障者“在电视上给社会传递的是我们特别可怜的感觉”，但“其实这所有的东西本身都是他们这些***自己造成的”。天明提及，国家对公司接纳残障者的单位有优惠政策和补贴，却发展出很多挂职的黑中介产业链，残障者“挂职在家里屁也不干，一个月好几千，还能买五险”。的确，残障就业市场上挂职已成风气，实干的岗位虽薪资更高，却鲜有人问津。在天明看来，这个局面主要是残障者本身导致的。

“我不靠政府，我靠自己的努力。”歧视和制度性问题的确存在，天明对此的态度是，“没有办法”。他觉得，制度改变是政府的事情，只能适应社会。而政府的行为也“和我没关系”，就像可以从残联领取的每月两百块救济金，“少得可怜”，天明从来没有去领过。

残联开展的活动天明也不喜欢参加，象是盲人围棋比赛、盲人卡拉OK比赛，“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残障。我觉得很无聊，没有任何意义。”他说，如果不限定是不是残障人士参加的话，他会有点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