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贴转此篇论文第一章————————————
————————————《汉代后妃选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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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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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后妃选纳制度是整个后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对后妃的选纳，才能使后宫得以补充，王室家族得以延续，后妃选纳制度是后宫制度的重要方面。后妃选纳制度深受传统的民间婚姻特点的影响，但它又不同于民间一般的娶妻纳妾的婚姻制度。在汉代，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是皇室婚姻制度的存在基础，皇帝后妃的品秩爵位类似于朝廷官员，对后妃的选纳更类似于选拔官员。因此，皇室婚姻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纳制度也有所不同。西汉时期，帝室婚姻极具开放性和自由性，除了对于帝后、妃妾的出身要求不十分严格之外，而且不重贞操，不拘辈分。尤其在西汉初期，只要容貌妓好，即使是再嫁妇也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入主掖庭，甚至登上皇后的宝座。因此西汉并没有严格的选纳制度，以致史书上没有关于西汉选纳的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帝室婚姻就很制度化了，其采选制度也就相应地严格化、程序化和细密化，对后妃的出身、年龄、相貌以及德行都有明确的要求。《后汉书· 皇后纪》：“ 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垂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正说明这一点。

而出身名门望族的后妃之所以多出现在西汉的中、后期，是因为官僚集团的自身实力逐渐强大，皇室有时需要通过婚姻对其拉拢争取。并且，随着武帝尊崇儒学以及儒士的官僚化，儒家学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等级礼法观念渐入人心。以至昭帝之后，皇帝与高官权贵之女结亲者增多。昭帝之后的后妃也有卑贱之女，但是己遭到了当时所非。刘辅谏立赵皇后云：“ 臣闻天之所兴，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 … 虽夙夜自责… … 妙选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潮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 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 天人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这句俚语，正说明了儒家对后妃出身卑贱之攻击，因此，种种的灾异，都被解释为后妃出身卑贱之征。《汉书·五行志》云：“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灾。戊午，戾后园南网灾。是时，赵飞燕大幸，许后既废，上将立之，故天见象于凌室，与惠帝四年同应。… … 又庚后起于微贱，与赵氏同应。天戒若曰：‘微贱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庙，将绝祭祀，有凶恶之祸至。’”微贱无德是儒家礼法观念下最不能容忍的，所以常被作为攻击的口实。观其所攻击者，主要包括讴者出身的卫皇后，以娼得进的李夫人、尹婕好、宫人出身的赵飞燕、卫婕好等，可知“ 微贱” 是指其身份、社会地位。并且提出理想的皇室婚姻，《史记·外戚世家》论武帝后宫云：“ 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好之属，更有宠，然皆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可知其理想之后宫出身，为具有“ 王侯有土之女” 的身份，其理由在于出微贱者，不知贵族礼法。

东汉时期后妃的选纳仅限于良家童女。据刘增贵先生考证，东汉良家不同于西汉的良家。西汉出良家者，仅指其身份清白，其家未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汉书·地理志》云：“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此处“ 良家子” 如淳注曰：“ 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周寿昌以为从军不在七科滴以内者，谓之良家子。七科滴，是指吏有罪者、亡命、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等七项。此虽言从军，而良家之意可见，乃指其身家清白，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家，非必豪富替缨之家也。如文帝窦皇后，赵国清河观津人，吕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然以家贫，其弟少君且为人所掠卖，是贫贱寒微犹得称良家。而东汉的良家除了家世清白之外，而且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东汉的士家大族。东汉后妃的选纳范围之所以仅限于豪族，是为了保证帝室婚姻达到笼络豪族，巩固皇权的政治效应。
根据史料记载，东汉后妃中，除桓帝田贵人卑微，灵帝何皇后家是屠户外，其余二十多人的家庭均属社会上层。如东汉光武帝郭皇后，出身于河北真定的名门显姓，阴皇后是南阳“ 比于邦君” 的大宗族，马氏、窦氏、梁氏、邓氏家族更为显赫。马皇后之父是赫赫有名的“ 伏波将军”；窦氏兴于窦融，本是西北望族；邓皇后的祖父邓禹，官至太尉，列于“ 云台二十八将” 之首；梁氏也是西北大族。这四大家族出了众多的皇后与贵妃，这正是由于婚姻的政治性，导致势力强大的豪族大姓世婚帝室绵延数代。据《后汉书· 皇后纪》可知，后汉共二十七位皇后，七位出自马、窦、邓、梁四家，而窦氏、邓氏、梁氏各占二人，而贵人就难以统计了。由于这些女子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因而大多数形色端庄，并具备良好的儒学素养，自然也不会存在西汉时期的贞操问题。
东汉帝室这种与世家大族累世通婚的现象无疑是婚姻政治化的一种表现。正是由于帝室与世家大族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了门阀世族.的兴起。这一趋势在东汉已经开始，到了中期更为突出。

( 二) 选纳标准
西汉时期，皇室婚姻没有具体的选纳后妃的标准，史书上所记载的西汉后妃，多是以色艺进入后宫的。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戚夫人，就是一位“ 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唱《出塞》、《入塞》、《望归》之曲” 的风流女子。武帝卫皇后原是平阳公主家的歌奴，姿色艳丽，能歌善舞。李夫人也是一位“ 妙丽善舞” 的歌舞伎。成帝赵皇后歌伎出身，得幸爱，立为皇后，其妹也“ 以倡进” ，姐妹横行后宫。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皇室婚姻自由、疏阔的西汉，选纳后妃主要是色艺为标准。《汉书·外戚传》载：“( 卫)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为太子。后色衰，赵之王夫人、中夫人有宠，皆蚤卒。后有尹婕好、钩戈夫人更幸。” 就是一例。由于皇后地位尊贵以及职责重大，选立皇后要比一般的妃殡严格。

东汉后妃的选纳有了具体标准。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东汉规定入宫女子年龄为“ 十三以上，二十以下。” 相貌要求是“ 姿色端丽，合法相者。”所谓“ 姿色端丽” 就是容貌端庄秀丽，具有庄重之美：“ 合法相” 即合乎相面术，汉代人迷信相面之术，皇室婚姻也是通过相面来定夺。同时、对后妃的品行也提出了要求。如《后汉书·皇后纪》云：“登建殡后，必先令德。”东汉皇室总结西汉时的教训，提出“ 明慎聘纳，详求淑哲”，遴选贤德的后妃，以便辅佐皇帝执政，把选妃制度与维护封建统治联系起来。如明德马皇后，深受儒家礼教熏陶，自觉地辅佐汉明帝，常有良策为汉明帝采纳，正是由于马皇后能够按照礼教、妇德的要求辅佐丈夫治理国家、维护汉家天下，因而被史家称赞为“贤后”。和熹帝邓皇后尊崇儒术，请班昭入宫教授经史。她经常“昼背王政，夜则诵读”，并请大儒们为皇室子弟传授儒家经典，让他们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和学习统治经验。邓皇后也被史家认为是德、容兼备的有为之主。但是到了章帝时期，光武帝所规定的选拔妃妾要德貌并重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对宫女的品德不再考核了，以至出现“ 汉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赂遗主者以求入也。”“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遂忘淄蠢”。的情况。

东汉立后的标准不同于西汉，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皇室婚姻为政治服务，立后的标准由西汉的“ 母以子贵” 转变为“ 良家有德”。《后汉书·胡广传》：“ 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算，以神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书谏曰：“……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 ，帝从之，以梁贵人良家子，定为皇后。此处提出立后之四项标准，其顺序为：良家、有德、年和貌。良家居首，梁贵人得立为后，实以梁氏为东汉之大族，故优先考虑。由于东汉的后宫女子几乎皆来自于良家。因此，这里的良家仅是指后宫中最有地位和势力的豪族外戚。就是选后宫中出身最为尊贵，外家最有权势，最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女子。对于贵族来讲，婚姻具有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深刻地指出 “ 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其次，如果后宫中女子出身地位相当，就依德立皇后。《后汉书·皇后纪》：“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 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 遂立为皇后。” 可见，婚姻还具有“ 求内助” 的传统意义。《礼记·祭统》云：“ 即内自尽，又外内助，婚礼是也。” 对于皇室来说，“内助”的作用主要是皇后协助皇帝管理后宫，如正位宫闹，以听内治。再次是年和貌。此种情形尤以东汉之末为然，《后汉书·桓帝纪》：“( 窦武) 长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辅大族，武有盛名，后入掖庭逾月，立为皇后。” 就是明证。

献纳：是郡国或个人向皇家进献女子的纳妃形式。西汉献纳性质复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地方政府献纳，此种献纳可称作贡纳，是地方在行政上从属于中央的一种表现方式。例如，《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注应助语有“郡国献女”之说。另一种是个人的献纳，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假官员之手，《论衡·骨相》载王禁献女，“ 乃因魏郡都尉纳之。” 二是直接进献，这只有接近宫廷的上层人物才能办到。平阳公主献卫子夫就属于这种情况。
就个人献纳的目的而言，个人献纳又可分为普通性献纳和政治性献纳。普通性献纳无非是贪图富贵，为了取悦皇帝，以求荣达显贵，必然会以皇帝的嗜好为进献准则。据史料记载，这样献纳的多为姿色艳丽，会鼓瑟的倡优。汉武帝时有一位因罪而处腐身之刑的倡优，名叫李延年，它的妹妹是一位“妙丽善舞”的歌舞伎。李延年把妹妹献纳给武帝以求固宠，李氏芳容皎丽，二能歌善舞，很得武帝的欢心，受到武帝的专宠，被封为夫人，后来，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命为贰师将军，封海息侯，李延年被任命为协律都尉。下层人家都将向后宫进献女子作为“ 由至微而体至尊”的途径。汉代之家，凡有美色绝伦的女子，便教习歌舞和礼仪。《汉书·元后传》载：“ ( 王禁) 使卜数者相政君，‘当大贵，不可言’，禁心以为然，乃教书，学鼓瑟。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社会上也设有专门机构，到各地收买美女，待艺成之后，就卖与官府，或径直贡献于后宫。《汉书·外戚传》载邯郸就有一位专门贮养歌儿舞女的贾长儿，他与宫廷中采买美女的官员有着固定的业务关系。宣帝的母亲王翁须便是由贾长儿卖给宫廷的一名歌伎。
政治性献纳则是出于政治需要。宣帝时期，霍显欲倚中宫椒房之重，固其权位，送女入宫，立为皇后。又《汉书·王商传》载：“ 先是，皇太后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后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见考，自知为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及因新幸李婕好家白见其女。”

1、政治方面的原因
西汉政权起于布衣，建立者大都是奋竞草泽的“群盗壮士”和“亡命无赖之徒” ，他们“起于间巷”，“无土而王”，形成了汉初布衣卯阱目的政治格局。清代史学家赵翼有一篇《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文中列举的封爵列侯绝大多数是“布衣”，而出身较贵者很少，仅留侯张良和北平侯张苍两人，地方小吏、无功名的“白徒”，出身低下者最多。其中，酂侯萧何，“为沛主吏椽”、“泗水卒史”；广阿侯任敖，“ 少为狱吏”；曲逆侯陈平，“ 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家乃负郭穷巷，以敝席为门。”郦食其“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颖阴侯灌婴，“ 睢阳贩缯者。”
这些没有家势的功臣构成了汉初的统治集团，他们最初无权无势，因跟随刘邦定天下，攀龙鳞，而致身将相，成为权贵。但是，皇帝可使贱者贵为王侯，也可使贵者贱为匹夫，这些人的命运完全掌控在皇帝手中。武帝时期，为强化皇权，启用的官员更是多出寒微。如：宰相公孙弘、家贫，曾牧豖海上。御史大夫倪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皇帝近臣朱买臣，“ 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另外，还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一大批皇帝近臣也出身寒微。他们为官小心谨慎，“ 不庭辩”，“ 顺上旨”，对皇帝惟命是从。西汉初期，皇权被皇帝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无需通过缔结政治婚姻来稳定大权，因此政治上不要求婚姻的等级性。

东汉政权是在刘秀依靠豪族的支持和拥戴下得以建立的。豪族的势力经过西汉一代的积蓄与发展，在两汉之际，已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高贵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知识的独占，而且，在西汉末年动乱的环境下，豪族还具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
在王莽垮台和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豪族扮演了重要角色。王莽与豪族的对抗最终导致王莽政权的垮台，就是因为他所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触犯了豪族的根本利益，故招致豪族的强烈反对。而刘秀则取得南阳、河北等地豪族的支持，最后问鼎中原，取得天下，建立了东汉政权。刘秀正是利用与豪强士族联姻的方式取得他们的支持。如刘秀的两支妻族一郭氏和阴氏就是在他起兵反莽后一婚姻形式联结的两支军事力量，郭氏是河北真定的“郡著姓”；阴氏是南阳“ 比于邦君”的大宗族。东汉政权建立后，跟随刘秀定天下的豪强士族，构成了东汉统治力量的中坚，并演化为官僚世家，成为门阀世族的前身。如：耿氏家族，自中兴以后迄建安之末，前后大将军两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窦氏家族，则出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牌以千数，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东汉豪族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了东汉的政局，而且，在经济上拥有成百上千顷的大田庄，部署大批宗族，宾客和奴隶从事生产；在社会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其势力足以同东汉政府相抗衡，汉朝统治阶级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维护东汉政权，在婚姻上往往采取了与世族豪强政治联姻的方式。因而，出于政治需要，帝王婚姻完全要求门当户对，婚姻的等级性也就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