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裳

过去逛旧书铺，大抵是“有啥买啥”的时候居多，店员也很少问起“您要什么书”，只是说“请随便看看”。这是深得旧书的三昧的。抱着一定的目的，想去搜寻某种书或某类书的顾客也不是没有，但除了《渔洋精华录》[1]之类的大路货外，往往淘不到什么东西。不过铺子里也时常有好书出现，几种或一大批，几乎全是出人意料的东西。这就为旧书铺增加了神秘的吸引力，使你总是牵挂着，常常要去“逛”。
注释：
[1]即《渔洋山人精华录》。清王士禛撰诗集，十卷。

好象也只有这样无意中得来的书，才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

不用说，用这种方法买来的旧书，那特征必然是“杂”，没有系统，没有标准，鱼龙混杂，泥沙杂下。特别是初上手的时候是如此。后来得书渐多，也就自然可以分别部居，形成统系。因为个人兴趣的制约，也会逐渐出现了“特点”。譬如，关于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事情，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一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1]，想多知道一些，于是就尽力收求这方面的史料、文集，不久就得到了一大堆。不过别致的、少见的书还是很少。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
注释：
[1]时民国末共和国初，蒋匪败逃，文武多投诚。黄先生时撰有《吴昌时事辑》等。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象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间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入《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1]与阮大铖[2]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像陈子龙[3]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注释：
[1]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弘光时内阁首辅，与东林不和，弄权纳贿，朝野大哗。后殉节。其人入《明史·奸臣传》。
[2]阮大铖，字圆海，桐城人。天启初为东林，后与魏大中争官未果，附魏忠贤。崇祯初入逆案，人颇轻之。怀野望，屡图起复。时人有《留都防乱公揭》击之。弘光立，以马士英夤缘起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翻逆案，欲兴大狱。士英沮之，遂止。后随方国安降清，以争功病死军中。
[3]陈子龙（1608年－1647年），字卧子，号轶符，晚号大樽，明末政治家、诗人。屡次起兵抗清，后联络太湖反清武装，图谋起事，最终兵败逃亡。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的仆人刘驯家里躲避，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不久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操江都御史陈锦所逮捕，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6月15日夜间，在登船前往江宁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投河自杀死，被割下首级，抛尸河中。陈子龙的学生们捞其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乾隆间追谥忠裕。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为害也并不小。

二十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偶然走过旧书店，那是已将打烊的时候，店中也没有什么顾客了。向书架上张望了一下，就发现了三本诗集。取下来看，是清初的写刻本，颜体字，相当精致。每种前面都有一两通序文，都是手书上板的。作者是张缙彦，我记得这个名字。许多年前读《玄览堂丛书》[1]中的《怀陵流寇始终录》[2]，在《将亡妖孽》一节中见到有关张缙彦的故事，以为非常出奇。这故事又见于《蕉廊脞录》[3]所引《流寇长编》所记甲申三月甲辰日事中：
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4]，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5]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6]，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
注释：
[1]古籍整理丛书。分正、续、三3集，郑振铎辑，共计71种。内容以史学为主，包括杂史、传记、奏议、律例、方志、地理图标等，亦兼收子集部书，如算法、宫谱之类，所收为研究明史的珍贵史料。
[2]清初戴笠撰、吴殳删定。又名《寇事编年》、《流寇长编》、《流寇编年》等。多述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事迹。
[3]清吴庆坻撰。
[4]指管理塘务之官员，在明清时期地位不高，但职能重要。
[5]旧时京官的随身仆从。
[6]曹化淳（1589年－1662年），字如，号止虚子，武清王庆坨（今属天津市）人。宦官。《甲申传信录》卷九《宛平县民人杨时茂上疏》：“……曹化淳以亲近内臣，尝妄奏招募夷汉官丁，又请建营房，縻费币饷，卒之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入朝。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则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兆民之心。”然一说其未尝开门。

这种传单后来亦称知单，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家中不时有人送了这种知单来，但并非议论军国大事，多半只不过是请酒，在大红折子上写了一排“某大人”、“某老爷”的“衔姓”，收到后或写“知”字，或写“谢”字，被列在第一名的往往还要客气地写“敬陪末座”字样。今读晚明野史，知道这种风俗已是好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了。从此就记得张缙彦的名字，觉得他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晚明人物。以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而领衔倡议投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在偶然遇到了他的诗集，自然非常高兴，买下了。

这书共包含三种诗集：

《徵音诗集》不分卷，题“河北张缙彦坦公著，侄欲含萝月录”，前有“南州年盟弟熊文举[1]拜撰”叙。次目录。卷首大题下有小字自序四行：
自甲申以后，丙戌以前，流离间关，痛遭贼虐。偶记于襟袂间。迨归命大清【抬头。】，山高海旷，痛定而思，涓滴未答，聊存岁月焉。
可见这是他在甲申后两年多时间中所作，主要的用意是剖明心迹，也就是熊序中所说“当世何遂无一能言者，剖心以相明，泣血以相信”的意思。当然中间也保留了一些史料，但不少已被篡改了。如第一首诗题《庆都道中语友》【贼骑押变产纳响——原注，下同。】就说明他以开门迎降的首功，也不曾得到怎样的优待，还是被抄了家并变卖家产。
注释：
[1]熊文举（1595年－1668年），字公远，号雪堂。江西新建人。崇祯四年进士，工部观政，五年授合肥县知县。因抵抗农民军有功，九年擢吏部验封司主事，十一年升迁稽勋司郎中，十二年任陕西乡试正主考。明亡降清，官至吏部左侍郎，一度辞归。后起补吏部左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卒于任上。工书法。著有《守城记》、《荀香剩》、《使秦杂吟》、《墨盾草》、《耻庐集》等。有《雪堂全集》。

关于他开门迎降一事，《国榷》[1]还记有下文，李自成命明臣入朝，仍给官做。此时“太监王德化[2]从十余人内出，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诟曰：‘尔犹在耶！国家大事，尔与魏阁下[3]二人坏之。’呼从者批其颊，缙彦至垂涕。”另一种说法是在三月十九日，“本晚，百官出，始言太监王德化数十人拥打兵部尚书张缙彦，责其开门迎贼”【《国变录》[4]。】。像这样的丑事，他就一概赖得干干净净。在《述变歌》里他说：
天地自定位，日月忽阴晴。
造化岂云异，坚脆各自成。
嗟我觏凶会，天柱忽西倾。
赤羽势已极，苫块泪尚盈。
愿言赴国难，辞墓戚子情。
旬月瘁臣心，四郊遍鼓钲。
降臣捧檄至，谁使瞷孤城【监视杜勋[5]降贼，贼遣至城下，京营王德化缒与偶语。】。
惟我执愚昧，羞此城下盟。
黑风西头急，饱绝全军惊。
国亡身亦尽，朝房执硁硁。
沉业绵未已，乱我死复生【城破，入朝房自缢。窗棂折，李桂解救。】。
徒为举朝哭，无以报圣明。
彼相前致辞，款曲如蝇声。
喋血赊求死，惨楚不可名【贼遣牛金星[6]说降，骂拒，贼怒，加刑。】。
遂有袅杰将，待我以悍兵。
踌躇龙泉道【守关伪将李谨欲擒，计脱。】，孤鸿过山鸣。
飞飞脱迹去，黄冠一身轻。
徒死不塞责，一去叹冥行。
慷慨复呜咽，君储陷鲵鲸。
潜结义侠士，白霓贯日精【张一方、蔡元吉，一为昆弟，一为姻娅。后战死，竟寻前约。】。
茧足二千里，逋臣苦以贞。
忽复起弹剑，南指阵云横。
雨中急问渡，守卒何狰狞【太原问卜。西岳庙签云，雨中问渡，进退维谷。及至南渡，果遇雨，为伪都尉冯国宁诘获，信有数云。】。
一手欲补天，运数茫难争。
但留此血性，险难常孤行。
注释：
[1]明末清初谈迁撰。
[2]王德化，大同人，崇祯时司礼监太监、掌管东厂。闯王李自成陷北京，王德化开德胜门迎李自成，见百官囚服立午门外，上笺劝进，大骂：“误国贼，天子何在？汝辈来此何干！”
[3]即魏藻德。时内阁首辅。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三月，都城陷，被执，幽刘宗敏所。藻德输万金，以为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
[4]明吴邦策撰。记崇浈十七牟李资成进入北京后降闯诸臣事迹。
[5]杜勋，崇祯时尚膳监掌印太监。监军大同，降闯，颇为奔走。十七年以闯使面帝议降。《明季北略》载：“盛称‘贼众强盛，锋不可当，皇上可自为计’，遂进琴弦及绫帨，上艴然起。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
[6]牛金星，时闯相。

这篇五古可以看作《徵音》全集的提要。除了对农民军必须痛骂并赖掉一切投降的事实外，对故明的种种却并不讳言。因为当时清军还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这样说还是符合政策的。“忽复起弹剑”两句不但隐约，也含混。看来这说的是他与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关系，这可万万明说不得。《国榷》记：
己未，故兵部尚书张缙彦奏，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其姻家大学士王铎[1]保之，仍命兵部尚书，总督北京、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给空札二百，文武辟用。其家月赡粟五石【甲申十月。】。
注释：
[1]王铎（1592年－1652年4月28日），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生于河南孟津县（今河南孟津），籍平阳府洪洞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世称“王孟津”，明末清初官员，进士出身，书画家。天启二年（1622年）成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少詹事，累擢礼部尚书。南明弘光朝任东阁大学士、次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占南京后，降清。顺治六年（1649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授礼部尚书。顺治八年（1651年），晋少保兼太子太保。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十八日病逝于孟津，赐祭葬，谥文安。

清初河南人郑廉撰《豫变纪略》，记甲申春夏间，张缙彦从农民军中逃归，本想到南京的小朝廷中去报到，但听说那边严惩了降臣周钟、项煜，“徘徊睢、毫间，不敢入江南界”。只好投奔驻扎在睢州的许定国，又拉拢许归附驻徐州的兴平伯高杰，好像手里真的掌握了枪杆子，有了向南京要挟的资本了，就上疏说：“大臣义当谒新君，但新抚中原豪杰许定国、李际遇等士兵五十余万，躬自简练，不敢擅离。候旨进发。”这就是张缙彦虽然也是“降臣”，却未被惩治，还受命以原官经营河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