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大成
文献名：韩大成. 赵南星小议[J]. 明史研究论丛, 2004(00): 209-223.

赵南星（1550—1627年）是明朝后期政坛上以“公忠强直”、“渴善仇恶"而著称的杰出人物，也是东林党中的重要代表之一。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北畿高邑人。隆庆四年(1570年)举于乡，万历二年(1574年)成进士。历任河南汝宁府推官、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文选司主事、稽勋司员外郎、考功司郎中等职。后因触怒了权贵，被罢官为民，里居近30年之久。天启二年(1622年)时被起用，先后任左都御史和吏部尚书之职，因抵制阉党，被“切责罢归”，遣戍代州。朱由检即位后，诏赦还，为魏党所遇，故迟遣之，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卒于戍所。崇祯初，复其官，与祭葬，赠荣禄大夫、太子太保，谥忠毅。著有《赵忠毅公文集》、《味孽斋文集》等书。他的一生从政时间不长，但影响较大，是“天下望之为泰山乔岳"式的人物。聊述以下数事，可以约略想见其为人。

一、为澄清吏治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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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年），明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继任者张四维，为讨好神宗，尽反张居正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且公然宜称“荡涤烦苛，弘敷惠泽”[1]。而申时行等“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2]。结果，使本已很有起色的明王朝，急转直下，迅速向腐败的方向下滑。正如有的记载所说：“时行特为宽假，于是内外惰废，无所综核，而循情玩旨诸敝，积祸数世”[3]。其中最严重的是吏治的腐败：“臧否混淆，举措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权门，用舍斥罚，视一时喜怒。公议壅阙，烦言兹起。”[4]每当官员选授之际，在士绅官员群体中，或奔竞结纳，行贿请托，或中伤诬讦，倾陷胁迫，搞得乌烟瘴气，丑闻百出。
注释：
[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张四维传》。下引《明史》不加注明者与此同。
[2]《国榷》卷72,万历十一年四月。
[3]《罪惟录》卷13中《申时行传》。
[4]《明史》卷118《逯中立传》。

当时身为吏部文选员外郎的赵南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深感问题的严重。他深知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危与百姓的祸福。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安民之道，莫如察吏”，所以，他决心力挽狂澜，希望在整顿吏治方面有所作为。

早在万历十七年（1587年），他任吏部文选员外郎期间，遂上《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深刻揭露了当时吏治方面的各种丑闻与弊端：
（吏部尚书）杨巍乞休，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之，忌户部尚书宋纁声望，连疏排挤；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谋吏、兵二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责小吏？是谓干进之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相继自免，独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词臣黄宗宪辈每阴谗之，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复显为诋诬，众正不客，宵人得志，是谓倾危之害。州县长吏，选授太轻，部寺之官，计日而取郡守，不问才行。而抚按论人，赃私有据，不曰未甚，则曰任浅，概止降调。其意以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瘁，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乡官之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莫敢谁何。如渭南知县张栋，治行无双，裁抑乡官，被谗不获行取，是谓乡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1]
注释：
[1]《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因为该疏切中时弊，抨击的人物或为内阁大臣亲信，或为部院高官，因此“朝论哄然”[1]。给事中李开春【按：当作李春开。】为了讨好这些高官，立即上书驳斥；而不少正直的官员，则纷纷表示支持。最后，内阁首辅申时行不愿把事情闹大，赵南星又借口有病辞官，此事才不了了之。
注释：
[1]《明书》卷135《赵南星传》。

万历二十年，由于吏部尚书陆光祖的推荐，赵南星被起用为吏部考功郎。次年京察时，他与吏部尚书孙鑨配合，力图革除任人唯亲的歪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即必须不避权贵，不顾亲情，友情，不怕打击报复，不怕丢官。对此，赵南星“直情径行，毫无顾及”[1]。正如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所说：“南星为考功主计……严于要津而宽于散秩。”为了不受外界的干扰，在做法上也一反过去，对“要津无所关白，即台省预察事者亦不使知”[2]。结果，这次京察被黜的官员中，有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有吏部尚书孙鑨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有内阁大学士王锡爵、赵志皋、张位的亲信，其中包括在太常寺任职的赵志皋的弟弟。“一时公论所不与者，贬黜殆尽”[3]。这在当时政坛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注释：
[1]张岱：《石匮书》卷196《赵南星传》。
[2]《东林列传》卷13《赵南星传》。
[3]《明史》卷224《孙鑨传》。

首先，它沉重打击了用人唯亲之风。对此，张岱曾这样说：“自是部院台省莫敢庇其私人。”[1]
注释：
[1]张岱：《石匮书》卷175《孙鑨传》。

其次，这次京察的公正和公平，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员外郎陈泰来说：“臣尝四更京察……独今春之役（指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旁咨博采，核实称情，邪诏尽屏，贪墨必汰……公正无逾此者。”[1]行人高攀龙说：“癸已内计，考功赵侪鹤先生秉公从事，执政弟弗顾也，执政所庇弗顾也，太宰甥弗顾也，己之姻弗顾也，计典出人，谓二百年来未有慊于舆情若此者。”[2]
注释：
[1]《明史》卷224《孙鑨传》。
[2]高攀龙：《高子全书》卷2《南京光禄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

当然，对此次京察不满的人也是有的：一是那些被黜的“诸失职者”。他们不满怨恨，皆“大哄”[1]，这是很自然的。二是那些官阶不高而权力很大的台谏官员。他们认为，这次京察不与他们打招呼就轻易罢黜官员，实际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故反应强烈。给事中刘道隆竟斥责赵南星是“党同伐异，刚愎自用”[2]。三是那些权势显赫的内阁大员们，过去官员的奖惩升黜，都要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而这次京察赵南星等擅自决定，并把矛头指向其“亲人”，这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正如有的记载所说，“朝野方称快，而时相以失其私人大不堪[3]”，“由是执政皆不悦，”[4]“执政衔之深矣”[5]。于是恼羞成怒，先是以“专权植党”的罪名，将赵南星“外调”；接着又“斥南星为民＂。更有甚者，他们对那些论救赵南星的官员也不肯放过。如金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巌，助教薛敷教等，有的被谪，有的被削籍为民。而孙鑨不但不认罪，“且白南星无罪”[6]，坚决辞官而去。“一时善类几空”[7]。
注释：
[1]《明书》卷135《赵南星传》。
[2]《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3]万斯同：《明史》卷343《赵南星传》。
[4]《明史》卷224《孙鑨传》。
[5]《东林列传》卷13《赵南星传》。
[6]《东林列传》卷13《赵南星传》。
[7]《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赵南星虽被削籍为民，但是，他公正无私，不畏权贵的美名，却不胫而走，受到广大朝野人士的尊敬。《明史》上记裁：“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

天启二年（1622年），赵南星在乡居28年之后，又一次被起用。十月，任左都御史，次年十月任吏部尚书。在此期间，他慨叹风纪之日非，不顾70多岁的高龄，为澄清吏治与整顿风纪而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