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处以车裂，族人被诛。此为明末刻本《新列国志》插图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被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为什么秦孝公死后，商鞅会被车裂灭族呢？为什么这个富国强民的功臣惨死，没有人同情（“秦人不怜”）他呢？前人的总结可见民心向背。
极端功利主义，断送长远之道
与孔子不同，孔子推行自己的仁道，即使不被重视也不改原则。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商鞅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仅仅29岁，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才22岁，刚刚登基为王。
据《史记》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在三次接见中，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商鞅知道即使秦国变法强大，后世必然不复殷周的文明成就，因为霸道非古代先贤留下的正道。先贤重视道德教化，而商鞅崇尚暴力威化，辣手治国。这也是迎合秦孝公的心，杀鸡取卵之举。
立法轻罪重刑 人民胆战心惊
商鞅为人的刻薄少恩，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十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 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
唯利是图 无情无义
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可以出卖信义，无所不用其极。打着友谊的幌子全歼魏国军队。
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昂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昂，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
这个公子昂，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于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