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知识和技艺传承构成了人类学习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学习的典型特征是要求学习者“学会如何学习”，要求学习者不仅要学习知识和技艺，而且更重要的是归纳总结知识和技艺的内在规律，学会将不断产生的新的情况纳入已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第三层次的学习可以称之为“学习打破常规”，首要任务就在于让我们养成能够把个人零散的、看似支离破碎的生活经验迅速整合成自己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的行为模式，从而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付后现代社会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第三层次学习使个人具有更高的适应能力，并迅速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的核心。

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首先是所继承下来的机构以及教育理念的危机。如果说这套机构和理念曾经很好地服务于过去，那么，在应付后现代社会对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方面，它就显得力不从心。知识与道德的权威性降低、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和大学教育相对廉价优势的丧失则是大学在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面前进退失据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大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的短视做法，使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这些满足第一层次学习需求和第三学习层次需求的教育机构步履维艰，高昂的大学费用使广大的人民（除少数富有者之外）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高校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最为失败、最将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产生最为深远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中国的大学显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自己面临的危机，高校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研究中国的高校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仍然门庭若市，大学人数仍然在大幅上升。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且严重不均衡，这意味着：1、后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虽然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明显，还不足以引起社会性的群体反应；2、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偏低，社会需求仍然很大；3、大学之外的教育机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且受到政策性限制，在与成熟的大学教育体系对抗的过程中还无法取得优势。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看，虽然社会已经开始提供不同的选择，但是大学作为一项投资在目前的阶段仍然可以期待相对稳定的回报。我们在研究社会个体进入大学的原因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在经受结构性失业困扰的国家，大学正在开始扮演避难所的角色。当就业市场不景气（这似乎成了一种必然的、将长期伴随我们的现象）时，进入大学使人们可以把必须做出抉择的时间向后推迟几年。有意思的是，做出这样决定的人们正是利用第二层次学习中养成的惯性思维，应对高度灵活却不稳定的后现代社会现象。因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推敲。即便如此，中国的大学还是先后采取了学分制、专业调整、院校合并、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等措施，在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尝试，如双学位的设置、参与社会办学等。这些措施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些改革措施实行之后的大学毕业生是不是就比之前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如果说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在增强，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还是大学教育的结果？大学教育是促进还是妨碍了这种社会适应性的增强？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校长之一仍然在高谈阔论“重塑大学精神”的时候，期盼中国的高校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是不现实的。院校合并也好、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也好，不过是做了些表面文章，不可能期盼通过这些“改革”解决中国大学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另一种选择就是索性拒绝商业社会的渗透，放弃满足第三层次学习需求的教育责任，固守在用傲视一切的晦涩理论建造的堡垒之后——在这些堡垒里有许多令人景仰的学术泰斗和道德先生坐镇。这种类型的大学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出现（如剑桥大学拒绝开设商学院）。北京大学重建南墙也许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能否取得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高等教育积弊深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否成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渊的影响。教育，是针对学习而言的，因而必须从学习的层面对教育的宗旨、手段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黄利：大学的危机——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一点思考，博览群书，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