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贝托·波拉尼奥（西班牙文：Roberto Bolaño，[roˈβerto βoˈlaɲo ˈaβalos])，1953年4月28日—2003年7月15日），智利诗人和小说家。
1973年，波拉尼奥自许为托派分子，受格瓦拉的摩托车日记影响，坐大巴车一路向南，返回智利闹革命，扶助萨尔瓦多·阿连德危在旦夕的社会主义政府。未几，皮诺切特将军在智利发动政变，阿连德总统惨死，波拉尼奥被指恐怖分子，遭捕并下狱八天。狱警中有两人恰为其同学，遂将其救出。他1977开始文学创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写了十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和三部诗集，代表作是《荒野侦探》和《2666》。2003年在巴塞罗那去世，过世后其作品陆续被发掘出版，获得高度赞扬。
荣获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2009年美国书评人协会小说奖等。
2003年3月2日智利水星报文化副刊编辑达尼尔·斯文布赫（Daniel Swinburh）采访了波拉尼奥，四个月十三天之后波拉尼奥告别人世。达尼尔给波拉尼奥提了十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文艺创作的。波拉尼奥做了详尽的回答。这成为研究波拉尼奥文艺理念的宝贵资料。本文试图根据波拉尼奥的回答做一个初步的解读和探讨。
更喜欢讲“自己”的文学
记者问：“您在作品中大量描写了暴力，让人觉得暴力成了主角。为什么这样安排？”
波拉尼奥：“我作品中的暴力如同社会上的暴力一样是次要角色。”
笔者：暴力后面的动因才是波拉尼奥深挖的主要目标。这在《2666》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墨西哥的北方，暴力事件频繁发生，200多名年轻妇****杀害了，还不算每天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暴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作者从人性的贪婪和凶残进行了发掘。人性的邪恶和自私的膨胀后果之一就是暴力，包括以“正义”和“革命”的杀戮行为、战争行为。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性的贪婪与邪恶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在进一步膨胀，例如，在发展经济的掩护下，疯狂抢夺土地和资源。
记者：“您不觉得您作品里的自传成分太多了吗？”
波拉尼奥：“说真的，不算多。福克纳的作品里才是真有自传成分呢。乔伊斯也是。普鲁斯特也是。卡夫卡也是，他的作品里有很多自传成分。一句话，我更喜欢带点自传内容的作品，因为这是讲‘自己’的文学、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文学，而不是讲我们大家的文学。大众文学是那种肆无忌惮侵犯你和我的文学，要求和大众保持一致，而打成一片的结果就是万人一面啊。我写东西，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根据读书和文化生活的体验。时间一长，这三种经验就合而为一啦。我也根据人们常说的集体经验写作，但与理论家说的‘集体经验’不同。我的集体经验仅仅是个人经验幻想的侧面，带有神学意味。按照这个角度，列夫·托尔斯泰也是自传体作家。当然，我是追随托尔斯泰的。”
笔者：波拉尼奥的一生非常坎坷，从青年时期热情支持智利左派政府，到军事政变后被捕入狱，到逃亡国外，流离四方，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在贫困中，而且疾病缠身，他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顽强的写作，非要把胸中的郁闷倾诉出来不可，因此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自传的成分。而如此痛苦的个人经历又是社会和时代强加给他的，写作时自然离不开“集体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经历中，长时间是生活在守夜的门房里，采摘葡萄的果园里，小区商店里，天天是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因此用不着深入生活就可以直接获取“集体经验”。他清楚自己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关系。
长篇和短篇小说是连体兄弟
记者：“您说过‘文学爆炸’里的一些作家应该承担形式试验中的风险责任。恰恰是远离形式试验的一些作品对拉美新小说做出了贡献，包括胡里奥·科塔萨尔的某些作品。您的看法如何？”
波拉尼奥：“承担形式试验产生的风险责任，不仅限于‘实验小说’。实验小说也不是什么乏味文学。乏味文学恰恰是不承担风险的。所谓承担风险是指道德而言。写东西还是要讲道德。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不承担形式风险，就说不上什么道德。”
笔者：二十世纪60年代发生在拉美文学中的“爆炸”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语世界出版界推动的结果。在诸多成功的原因中，新颖的表现形式吸引了广大读者。但是，有些作品出现了过分离奇、混乱、难以卒读的语言形式，使得读者远离了那些作品，甚至觉得那些小说很乏味。针对这种现象，波拉尼奥提出，要对表现形式承担风险责任，要讲道德。要考虑社会效果。波拉尼奥的作品在结构和语言表述方式上都十分讲究，注意简洁、明快和节奏，所以深受读者喜爱。笔者感觉他是个讲道德、有良心和责任感的伟大作家。
记者：“关于您的下一步作品《2666》，能提前透露点什么吗？”
波拉尼奥：“不能。也许很糟。也许不坏。”
记者：“博尔赫斯说过，长篇小说在二十世纪属于二等货，因为长篇小说的典范在十九世纪里都有了。他说，短篇小说、侦探故事、短诗等等短小的作品可能还有发展机会。您认为这个看法能延伸到二十一世纪吗？”
波拉尼奥：“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我至少读过两遍。还阅读过全部关于博尔赫斯的著作。有件事差不多我明白了：博尔赫斯喜欢开玩笑，可能是最出色的滑稽演员。尤其是跟比奥·卡萨莱斯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他是个伟大诗人、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和大散文家。一句话，博尔赫斯可能是黄金世纪以来西语文学最优秀的作家。他说，诗歌是属于二十世纪的，显然是开玩笑。见仁见智吧。他说短篇小说可以超越长篇也是玩笑。博尔赫斯比任何人都清楚长篇和短篇是连体兄弟，一个大些，一个小些，头脑各异，灵魂分开，但肉体相连，可能共用同一个心和肝。这意味着，一个死去，另一个立即身亡。”
笔者：博尔赫斯的确喜欢开玩笑，是个幽默大师，常常写戏谑性的文章。这与他的哲学信仰有一定关系。他是个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比如在《阿莱夫》里，他试图描写一与多、有限与无限、瞬间和永恒等复杂的哲理；但是，他用真真假假的手法嘲笑这些哲理，没有丝毫认真严肃的意思。因此，面对文学种类的界限，也主张打破，自己也身体力行，例如，散文与小说融合、诗歌和散文渗透。这与他掌握的深邃哲理，拥有的过人才智、渊博的知识、独特的艺术和语言风格有密切关系。
阅读和书写都有责任和担待
记者：“法国哲学家吉尔·德莱泽坚持认为，现代艺术品没有感觉问题，只有使用问题。他说：‘现代艺术品就是咱们想要的一切，就是这个、那个、一切咱们想要使用的东西，包括这东西的属性。’您的看法如何？”
波拉尼奥：“我不这么认为。我想艺术品还是要讲究规则、等级和分量。我认为，按照犹太基督教对艺术作品的看法，无论阅读和书写还是应该有责任和担待。但是，如果让艺术担待一切，那它就不是艺术了，至少会变成伪饰。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女诗人格特鲁德·施泰因就已经做了回答。一朵玫瑰不是美。不是世界之奥秘。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
笔者：玫瑰可以是审美的对象、审美的客体。人，做为审美的主体，需要启动审美思维，去发现美，揭示美的奥秘。美的发现需要美的灵魂。这是基本常识。波拉尼奥说的“责任和担待”已经属于道德范畴了。但是，他讲出了艺术家还是应该有良知和责任的。他在《2666》中对警察局长、纳粹站长的道德缺失就给予了批判。
纵观波拉尼奥的这次谈话，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个十分在意文学的传承与超越、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作家的个性张扬与责任感等文学的基本问题。他的回答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听了以后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