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里，信息量很大，首当其冲的就是议郎赵彦之死，此事甚至列名于《讨曹操檄》之中，与“前太尉杨彪下狱”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但是，他究竟为什么被杀，并无详细记载，而只概括为曹操弄权跋扈之力证。

赵彦时任议郎，按照《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是：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千石。中散大夫，六百石。谏议大夫，六百石。议郎，六百石，皆无员。

六百石的议郎，没有固定的编制人数，岗位职责见李贤注释《后汉书》：
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

议郎正好也是曹操之前多年的本官，比如以议郎领兖州刺史，建安年间，曹纯曾以议郎职务“参司空军事”，并“督虎豹骑”从围南皮，曹仁则以议郎督骑。

议郎职位并不需要参与固定时间的“常朝”和“内朝，所谓“常朝”，始自西汉宣帝，规矩为“五日一朝”，元老重臣则讲究“朝朔望”，也就是每月“初一、十五”才参加朝会，“常朝”参与者为“六百石”官以上，这个制度随着东汉皇帝年龄越来越小，太后专权，在东汉逐渐废弛，代之以更侧重于禁省之内的“内朝”。

“内朝”的参与者更加“精选”，西汉武帝时开始，一般是有侍中、常侍、大司马大将军、散骑、左右曹、给事中等加官的官员参与，到了东汉，基本制度仍然存在，参与人选却有所变化，因为太后、外戚执政，宦官地位上升，内朝的主要参与者，有所变化。
《后汉书·李固传》中写道：
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

也就是说，到了东汉，宦官担任的中常侍、黄门，替代了士人为主的内朝，广泛干预禁中议事，而士人仍保留了左右曹的加官，在卫宏的《汉官旧仪附补遗》里有记载：
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

《献帝起居注》记载：
诸奄人官，悉以议郎、郎中称，秩如故。
诸奄人官，就是东汉光武帝以来大兴中常侍、黄门官的一堆宦官担任的职位，在汉献帝时代，全部以议郎、郎中担任，秩禄级别不变。

再来看议郎赵彦之死，他在权责上讲，有两个向汉献帝“陈言时策”的可能性：
其一，单纯以议郎本官，被汉献帝召对顾问，提及了“时策”，也就是针对当时朝政的策略；
其二，以议郎担任“诸奄人官”，比如黄门令、中黄门之类的职务，以近侍的身份“陈言时策”。

汉献帝主动要求赵彦来“陈言时策”，那么，曹操为什么“恶而杀之”？
“恶而杀之”四个字与“其余内外，多见诛戮”联系起来，直接指向了曹操的专横暴虐，但是，在建安四年“讨曹操檄”发布之前，记载可见的，曹操杀戮朝官的情况，就只有赵彦和刚入洛阳时诛壶崇等人，在檄文中更只提及了赵彦，也就是“多见诛戮”根本没有实际例子。

恶而杀之”中的“恶”、“厌恶”多一个心眼儿，因为《魏书》中记录曹操曾经明确劝说过袁绍不要因私仇而杀人，他的原话是：
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

《后汉书·方术传》的记载：
赵彦者，琅邪人也。少有术学。
他这个“术学”，就是“方术”，

他的事迹也很简单，在汉桓帝延熹三年时，琅琊国有人占据莒县反叛，赵彦对朝廷的将军献策，说莒县附近有“五阳之地”，也就是五个名字带阳字的县，即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所以，你得派“五阳郡兵”压倒它，也就是山阳、广阳、汉阳、南阳、丹阳之类名字中带阳字的郡派出的兵马。

将军还真信了，调来了五阳郡兵，结果是：
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
“遁甲”就是“奇门遁甲”的前身，讲的是以天干推算吉凶，所以，赵彦通过推算吉日吉时，再出兵，还真打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