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流行一种说法:阉党是明朝的大救星,而他们的政敌东林党是祸害,甚至说明朝灭亡就是因为魏忠贤及其阉党被清除后东林党上台。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宁锦大捷,袁崇焕挫败了后金军攻占锦州、宁远的企图,但是首功竟然归于魏忠贤,理由是居中调度。魏忠贤又指使其党羽以袁崇焕不救援锦州为由弹劾他,袁崇焕被迫辞职归乡
现在网络上有人为魏忠贤翻案,据说因为阉党主张征收工商税、采矿税,并且向士绅特权阶层收税,遭到了代表工商业、士绅地主特权阶层利益的东林党的反对。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天启年间就上疏要求征收工商税的,恰恰是东林党人李邦华,他后来还被阉党迫害,而阉党的头号人物崔呈秀,则多次要求皇帝取消工商税。实际上这些工商税数量很少,也就几十万两白银。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东林党人御史杨新期上疏请皇帝征收矿业税,结果被魏忠贤否决。天启皇帝下旨说:“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1]向东林党所在的士绅特权阶层收税,也是东林党人汪应蛟提出来的。
所以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要求对特权阶层收工商税、矿业税的阉党,也不存在极力抵制收税的东林党。事实上,阉党和东林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他们都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
那么,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他当政的几年中,边防军费的供应体系全面崩溃。
镇守北京北大门的宣府镇(今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每年的军饷应该是二十九万九千两,天启六年只拨了八千两;镇守北京西北大门的大同镇,每年应发军饷四十五万六百两,天启六年实发一万一千五百两。天启六年整个九边军饷共发了九十八万两,实际上应该发四百二十多万两。
这直接导致九边将士因为军饷拖欠太久,没法生活,纷纷哗变,甚至连军饷最充足的关宁前线都因欠饷发生了兵变。以后的所谓“流寇”,很多都是原来的明军九边将士。
与此同时,魏忠贤却挪用了近六百万两白银重建了三大殿,不过落成不久天启皇帝便驾崩了,十七年后三大殿被李自成烧毁。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大司马按:此时东林当政)的九边军饷一下子就恢复到三百四十一万两,虽然还未及成例,但却是魏忠贤当政时的三倍以上。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宁锦大捷,袁崇焕挫败了后金军攻占锦州、宁远的企图,但是首功竟然归于魏忠贤,理由是居中调度。魏忠贤又指使其党羽以袁崇焕不救援锦州为由弹劾他,袁崇焕被迫辞职归乡
现在网络上有人为魏忠贤翻案,据说因为阉党主张征收工商税、采矿税,并且向士绅特权阶层收税,遭到了代表工商业、士绅地主特权阶层利益的东林党的反对。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天启年间就上疏要求征收工商税的,恰恰是东林党人李邦华,他后来还被阉党迫害,而阉党的头号人物崔呈秀,则多次要求皇帝取消工商税。实际上这些工商税数量很少,也就几十万两白银。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东林党人御史杨新期上疏请皇帝征收矿业税,结果被魏忠贤否决。天启皇帝下旨说:“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1]向东林党所在的士绅特权阶层收税,也是东林党人汪应蛟提出来的。
所以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要求对特权阶层收工商税、矿业税的阉党,也不存在极力抵制收税的东林党。事实上,阉党和东林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他们都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
那么,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他当政的几年中,边防军费的供应体系全面崩溃。
镇守北京北大门的宣府镇(今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每年的军饷应该是二十九万九千两,天启六年只拨了八千两;镇守北京西北大门的大同镇,每年应发军饷四十五万六百两,天启六年实发一万一千五百两。天启六年整个九边军饷共发了九十八万两,实际上应该发四百二十多万两。
这直接导致九边将士因为军饷拖欠太久,没法生活,纷纷哗变,甚至连军饷最充足的关宁前线都因欠饷发生了兵变。以后的所谓“流寇”,很多都是原来的明军九边将士。
与此同时,魏忠贤却挪用了近六百万两白银重建了三大殿,不过落成不久天启皇帝便驾崩了,十七年后三大殿被李自成烧毁。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大司马按:此时东林当政)的九边军饷一下子就恢复到三百四十一万两,虽然还未及成例,但却是魏忠贤当政时的三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