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民可以说是最早发现并制造酒的族群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酒文化的物质成果决定了人们有关酒的观念、意识、想象的产生、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嬗变轨迹，渗入了中华民族的诸种意识形态之中，由此衍生出酒文化的精神形态。酒文化与文学、音乐、书法、舞蹈等艺术形态的关系极为密切。

郭沫若先生统计了李白和杜甫现存诗歌当中直接谈到酒的部分后惊人地发现：李白诗歌当中直接出现“酒”字的占百分之十七，如《襄阳歌》、《月下独酌》、《把酒问月》、《将进酒》、《金陵酒肆留别》等等；杜甫诗歌中直接提到“酒”字的，占了百分之二十一，如《曲江对酒》、《独酌成诗》、《醉时歌》、《饮中八仙歌》等等。白居易留存下来的诗歌近三千首，其中咏酒的诗有九百多首，占了近三分之一。中国古代的酒文化精神有“学而优则仕”的积极进取，有陶潜“淡泊名利”似的宁静致远，有“我本楚狂人”的孤傲，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可以说酒文化精神体现的不同审美维度是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酒文化中有浓厚的超越意识，这是一种自我超越，求得一个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超越意识是哲学意识的精髓，是生命意识的强化，是宇宙意识的回响。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生中充满了痛苦与不幸，生命囿于特定的时空局限而难得伸张。超越精神、超越意识是祖先摆脱现实束缚，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愿望，主要表现在感性对理性的超越，精神对物质的超越，自然对社会的超越，个人对群体的超越，理想对现实的超越。超越更强调对现有环境的突破，是一种由此到彼的逾越和接纳。

陶渊明一生与诗、酒一体。生性爱酒，但家境穷至极，无酒也雅咏不辍。他自己常说，夏日闲暇时，高卧北窗之下，清风徐徐，与羲皇上人不殊。陶潜不通音律，却收藏着一张素琴，每当酒友聚会，便取琴扶而和之，但人们永远不会听到他的琴声，因为他的琴一根弦也没有。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充分表达了陶渊明洒脱飘逸、超凡脱俗、不拘俗物的超越境界。

中国酒文化还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的重要内容，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能从这杯中之物找到乐趣。中国文人大多喜欢饮酒。嵇康、阮籍、李白都喜欢狂饮，但史书上称嵇康醉后如“玉山之将倾”，称李白为“醉中仙”，这自然与张飞、李逵之辈的大碗喝酒韵味不同，因为他们酒后的效果不同。饮酒行令，是中国人饮酒助兴的一种传统方式，它既是一种调和饮酒气氛的娱乐方式，又是一种文化展现形式。在古代，酒令的形式有很多种，有赌赛令、射覆令、花枝令、文字令、诗歌令、酒筹令等等，在饮酒过程中，赋诗填词、猜谜行拳，增加游戏性和娱乐性，是我国酒文化的一大特色。画蛇添足、曲水流觞这些典故在我国广为流传；白居易《就花枝》曰：“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欢娱逐来时，任他容鬓随年改。”“击鼓传花”的游戏行令方式，既热闹又紧张，丰富多彩的酒令文化，体现了我国人们的娱乐意识和休闲意识。

其实中国人饮酒，特别是中国文人饮酒，绝不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而是借助酒能达到心灵自由、超然物外的境界。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讲到了这一点。酒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休闲方式，一种娱乐方式，又是一种文化。它有着火样的热烈，水般的柔情。酒消融了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距离，消融人与人之间的隔碍，使这位太守沉浸在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生命体验中，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酒能调动人的情感，拉近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距离。在迷离状态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在情绪的激扬中排泄出心灵的压抑，超越物我对立，把山水之美引入内心，把内心之情转移给天地万物，“壶中天地”的广阔和妙处就在这里，这种妙境正是酒文化的魅力所在。

文学创作与酒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酒与诗、词、音乐、书法、美术、影视等相融相兴，共同铸成了中华美酒的漫漫长河。酒文化中还蕴含着一定的审美精神，它强调主体的自由意志，神往超越功利的空灵境界，重视感性的生命激情，体现一定的休闲情趣。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主体的审美情趣，我们也可以从饮酒风习及其方式中找到印痕：秦汉尚阳刚、尚力量，魏晋尚放达、尚狂诞、尚自由；唐代尚奋发；侠客之饮尚豪，英雄之饮尚勇，政家之饮尚智，文人之饮尚雅，大众之饮尚兴；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等等，无不毕现于杯酒之中。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看，饮酒都是在追求一种境界，一种感觉，一种精神的享受。中国世俗百姓和文人在长期的饮酒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礼仪习俗、审美追求、价值判断、精神境界，这些构成了酒文化物质层面之上的精神美学，可以说是中国的酒文化精神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