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
     
      又前引《后汉书·酷吏传·王吉》，吉为沛相，“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尽管这似乎只是某些官吏的个人行为，但由此亦可以看出经学的影响之深。
     
      （三）关于推行“仁政”和减免刑罚。为了标榜仁政，以缓和矛盾，汉代自从武帝“独尊儒术”，在删减律令和废除酷刑方面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宣帝以郡国地震，诏“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汉书·宣帝纪》）；元帝因关东灾害，“省刑罚七十余事”（《汉书·元帝纪》）。又成帝因“律令烦多”，也援引《甫刑》，下诏要求“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汉书·刑法志》）；章帝拜郭躬为廷尉，其“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后汉书·郭躬传》）。再如和帝时，陈宠以孔子说“宽以济猛”，提出应“荡涤烦苛之法”，并“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后汉书·陈宠传》）；安帝时，鲁恭根据《易》“君子以议狱缓死”，建议“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后汉书·鲁恭传》）；等等。
     
      另外，在关于刑罚的宽严和时间上，汉王朝根据经学强调，用刑还必须同阴阳五行和四季变化等相符合。《盐铁论·绍圣》载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又《白虎通·五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条三千者，应天地人情也。”如建始元年，因祖庙火灾和出现彗星，成帝便引《书》下诏说：“《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群公孜孜，帅先百寮，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汉书·成帝纪》）又建武五年，因旱、蝗频发，光武帝亦明确提出并规定：
     
      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至于应时诛罚，史载诸葛丰被元帝所降职，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司隶校尉“丰以春夏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丰为城门校尉”（《汉书·诸葛丰传》）。哀帝之赦免刘立，也是如此。《汉书·文三王传》记载，成帝时，梁王刘立与其妹淫乱，并杀、伤八人，“哀帝建平中，立复杀人”，遣廷尉、大鸿胪执节讯。哀帝虽斥责“与背畔亡异”，亦仍以冬月已尽，“其春大赦”而不治。至明帝时，凡重刑不于春、夏、秋季执行即成为定制。所谓“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论，所以重人命也”（《后汉书·襄楷传》。按：关于应时诛罚，由于其独特而鲜明的司法形式和内容，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例如对“秋冬行刑”问题，美国学者D·布迪、C·莫里斯便饶有兴致地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一种法律“自然化”的表现。详请参看《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3页）。
     
      除了以上所说，《周礼》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三宥”（弗识、过失、遗忘）、“三赦”（幼弱、老眊、蠢愚）等，在汉代也都有一定的影响。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便把这些规定完全照抄下来。以“八议”为例，自武帝之后，关于贵族、官吏的优待法令越来越多。甚至有些王侯犯了杀人罪、乱伦罪和通奸罪等，往往都可以宽免。如前引江都王刘建，所行淫乱可以说骇人听闻，但在没有试图谋反前，虽然其弟曾予告发，廷尉亦不予治罪。乐成王刘苌“骄淫不法”，安帝以“八议”仅把他贬爵为侯，也是一例。《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载安帝诏曰：


     
      苌有腼其面，……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苾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颠覆，风淫于家，聘取人妻，馈遗婢妾。殴击吏人，专己凶暴。衍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其贬苌爵为临湖侯。
     
      至于普通官吏，在武帝之后也增加了许多“请”和减免的规定。如高祖时“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书·高帝纪下》），还规定“请”的范围须在“耐”罪以上。至宣帝时，便已取消了这一限制——“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汉书·宣帝纪》）到东汉光武帝时，则更加放宽，甚至规定“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这显然是“议贵”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另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自景帝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又宣帝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成帝亦规定，“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平帝还明确规定，“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汉书·平帝纪》）。说明其“三宥”、“三赦”的思想亦有较大的影响。
     
      总之，随着以经治国的推行，礼法结合的精神在汉代法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谓“汉律正多古意，……尚得三代先王之遗意也”（[清]沈家本：《汉律摭遗·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就是对于它的概括总结。
     
      三、“《春秋》决狱”——引礼入法的具体操作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法律的具体运用上，统治者还把经学的有关原则直接等同于律令，采取“引经决狱”的形式。所谓“引经决狱”，就是以经义来作为分析案情和认定犯罪的根据，用经义来解释和运用法律。这可以说是汉代引礼入法在诉讼、审判和司法解释上的具体操作。由于汉代“引经决狱”主要是引用《春秋公羊传》的原则，因而这种决狱形式又被称为“《春秋》决狱”。
     
      汉代的“《春秋》决狱”发端于武帝时期。《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吕步舒“执节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武帝）皆以为是”，可视为它的第一个案例。以后，在汉王朝的大力提倡下，这种决狱形式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实践之中。诸如：
     
      《汉书·张汤传》：“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后汉书·应劭传》：“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后汉书·陈宠传》：“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鲍）昱撰《词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
     
      《后汉书·何敞传》：何敞“迁汝南太守。……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
     
      《后汉书·应劭传》：应劭“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


     
      因之这种“《春秋》决狱”不仅成为汉王朝的定制，而且其原则也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则有：
     
      （一）“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又见于昭公元年），是对于鲁国公子牙欲为叛逆而季友令其饮鸩之事的阐发。它说：“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据唐人颜师古对其文义的解释——“以公子牙将为杀逆而诛之，故云然也。亲谓父母也。”（《汉书·王莽传下》注）可知“亲”指父母，“将”乃“将为杀逆”之意。它的整个意思是说：凡是蓄意杀害君上、父母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同罪。例如《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曰：
     
      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
     
      又如《后汉书·樊鯈传》，广陵王刘荆有罪，明帝意欲宽恕，诏樊鯈与任隗共同审理。但最终他们却“奏请诛荆”，故明帝发怒，认为“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樊鯈亦当面顶撞说：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皇权和父权，这一原则便成为汉代“《春秋》决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二）“亲亲得相首匿”。所谓“首匿”，据《汉书·宣帝纪》注释说，“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即首谋包庇罪犯。故“亲亲得相首匿”，就是指若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不受法律制裁。它是根据孔子所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演变而来的。
     
      《通典》卷六十九《礼二十九》载有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例。兹转抄如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罪？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由此看来，汉代最早提出“亲亲得相首匿”并用以决狱的是董仲舒。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被采用。《汉书·功臣表》载，临汝侯灌贤，“元朔五年，坐子伤人首匿，免”，可证。又《盐铁论·周秦》，“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一直到宣帝，由于开始强调“以孝治天下”，所谓“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它才被明令规定下来。如宣帝诏曰：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畔也。畔则曷为不言其畔？为公子喜时后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公子喜时？让国也。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
     
      汉代经学家据此引申为“罪止其身”，从而成为汉代“引经决狱”的一条重要原则。例如，《后汉书·杨终传》：
     
      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曰：“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臣窃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繁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
     
      故章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再如，《后汉书·刘恺传》：
     
      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是时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司徒杨震、司空陈褒、廷尉张皓议依光比。恺独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有诏：“太尉议是。”
     
      当然，如同“首匿”一样，“恶恶止其身”也不适用于“谋反”、“不道”等重罪。汉王朝明确规定：“《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汉书·景帝纪》注引如淳曰）更重要的是，这种“恶恶止其身”也不可能被真正执行。因为它的提出同所谓“善善及子孙”直接相连，既然是要“善善及子孙”，那么作为其反面，由于利害相关，也就不可能是“恶恶止其身”了。别的不说，汉代族刑连坐法的盛行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如盐铁会议上文学所言：“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诛无罪，无罪者寡矣。”（《盐铁论·周秦》）所以，这就决定了它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可能被真正执行。
     
      （五）“《春秋》诛首恶”。此语也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僖公二年载：“虞师、晋师灭夏阳。”《公羊传》解：
     
      虞，微国也。曷为序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曷为使虞首恶？虞受贿，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
     
      这种断狱原则主要是强调从重惩罚共同犯罪中的“首恶”。就其性质而言，它与“原心定罪”中董仲舒所说的“首恶者罪特重”比较相近。但二者又有不同：“原心定罪”强调的是如何定罪，“《春秋》诛首恶”则是如何量刑。所以，汉王朝也把后者作为一个重要的断狱原则独立运用。例如，《后汉书·梁商传》载，永和四年，考中常侍张逵等人不轨，其“辞所连染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首，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应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有止逮捕之烦。’（顺）帝乃纳之，罪止坐者”。“《春秋》诛首恶”的运用，反映了汉王朝为了巩固统治，既要对图谋不轨者施以重刑，杀一儆百；同时又希望不滥行淫威，少用刑罚。这正是汉王朝对于法律“宽猛并施”基本态度的一个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