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金辽南之战四百年祭
作者 司马书香
前言话辽
三年不敢犯辽西 最怕登州袁可立
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明刊《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记载”（袁可立）数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先生力也“【1】，而清以后所有国内藏本均删除此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清顺治本《睢州志》载袁可立所撰《睢阳人物志序》，而清“文字狱”后国内地方志均不见收袁文只言片语。清国史总纂官恽毓鼎就本朝“文字狱”对民族英雄岳飞和袁可立的封杀在《澄斋日记》里记载道：“董思白《岳庙碑》、《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雍、乾间文字之祸，可见一斑。”【2】而使后金望风而退的辽南之战就是由明臣袁可立所发动，故此被封杀几百年。辽南之战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袁可立出镇登莱后，势如破竹攻城掠地的所谓后金铁骑戛然而止，历战多败，退出南三卫而蜷缩一隅，而在袁可立离任以后，后金立马又恢复西进南下之攻掠势焰。
袁可立收复辽南之战，是明天启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组织东江和登莱两镇总兵毛文龙、沈有容及大将张盘等对后金占领的辽东地区南四卫实施的疆土收复系列战争，也是满清刻意封杀的明金对峙史上明方收复疆土面积最大的正面战争。
自明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十万明军覆没，天启元年后金军攻陷沈阳明兵死伤七万，辽阳沦陷致金、复、海、盖辽南四卫继陷，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尽为敌有。
这是大明自开国以来所遭遇的最大危机。当此危难之时，帝师袁可立被年轻的天启帝寄予厚望，派往登莱从海路收拾残局，朝廷的本意是让袁可立去做牵制减轻山海关的压力，但袁可立上任后却把收复辽南疆土甚至恢复全辽作为战略目标，辽南战争成为了事实上的主战场。此时的大明对后金在陆路已无局可布，惟袁可立水师异军突起杀开一条血路，连收失地，后金军三年不敢窥辽西。
是篇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吸收了上海复旦大学赵亚军博士、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颜晓军博士及南京艺术学院刘春教授、河南睢县县志办罗杰性编审等国内研究袁可立父子的专家学者相关成果和研究路径，兹并谢。
资料集取
本篇鉴于是关于袁可立军收复辽南战事的考证性文章，且袁可立这个历史人物屡遭满清“文字狱”长期封杀，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偏重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展示和引用，有些出处不同内容类同的资料也尽行收录，以备来者选取考稽，补相关资料之阙略。加上牵涉资料文献较多，引申论证起来恐篇幅太长不胜其烦，所以此篇多处章节仅以展示文献为主，以做抛砖引玉之概。
由于满清“文字狱”对袁可立的全面封杀，辽南战事只能从孙承宗、王在晋等相关明人的著作及档案资料中爬梳提取，而诸史又各有偏颇，即袁可立所历战事，各史料在叙事过程中也被分散和移花接木。同一事件，茅元仪《督师纪略》未写及孙承宗绕过登抚直接指挥沈有容【3】，而未经战阵的钱谦益在《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中却用春秋笔法直接写成“移檄登帅沈有容”而把袁可立绕开，这些内容都涉及到辽东战事的细枝末节，或囿于作者角度和强调不同难免偏颇，笔者在编写时对照参考了第三方资料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就发现作者钱谦益事无巨细一概用春秋笔法将事件发生记入孙督师名下，难免让后人对历史产生误判误读。类似记载尚有很多，凡此都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研判史料小心求证。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事件中人物角色的转换，当时孙枢辅主理关上辽河以西，活动范围相当于袁可立辽南战区面积十分之一左右，集中在辽西走廊狭长地带区域内，且袁可立任事期间孙督师也从未到达过辽河以东的辽南地区，辽南战事并非孙督师所亲历，仅有的一次辽河以东试水之战还发生在袁可立离职以后，就是导致孙督师离职的柳河之役。
虽然辽南战争总略事关孙承宗、袁可立、王在晋、毕自严、毛文龙、沈有容、张盘等人，但各自所起作用和责任偏重是不同的。辽南战事以袁可立为总指挥亲临亲历直接赞理，毛文龙和沈有容是两个战区指挥官，而张盘在后期已跃然成为胆略过人的卓越战略名将，接受袁可立直接“授策”指挥为多，所以即使同一事件的描述，其在各自谱主的传记文章中往往叙事有所偏颇，今人在考证历史事件时要加以区分主次作用和角色转换。至于各角色功罪和责任比例层次区分，本篇资料篇幅牵及有限，难以尽述和准确定性。但从孙承宗和袁可立羽书旁午的内容痕迹来看，孙承宗哪怕是调动袁可立辖区内的任何一普通将员差遣，都是和袁可立反复商讨交流意见的。如“袁进等有欲，弟（孙承宗）调来者可乎？兄（袁可立）为弟密言之。”【4】（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从此文内容不难看出，以弟自称的孙承宗欲从袁可立处借调袁进，商讨之情言语甚恭，不大可能会发生钱谦益所谓的辽南战事事无巨细全由孙承宗越俎代庖越过袁可立亲自操作的情况。

袁可立像
尽管袁可立统筹下的明军辽南收复战的具体地域边缘和细节得失囿于历史文献的缺失给研究本身带来了一定困难，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轮廓是清晰的，那就是在天启二年到天启四年之间，袁可立领导下的毛文龙东江战区和沈有容登莱战区，实际占有和纵横驰骋的战区范围和区域比集举国之力投入巨资布局的辽西走廊面积要大得多，约略其十倍面积大小。而这三年间，袁可立以惊人的战略和战术韬略彻底改变了明金交战以来明方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改写了熊廷弼、王化贞辽沈和广宁战役败退以来全辽沦陷于后金的疆域版图，将后金侵略占有的大部分辽南要地或收回或实现敌与我共有的积极战略态势，尤其是对辽南复州、永宁到金州、旅顺间的数百里粮仓沃土的收复，更是加重了后金战略物资的短缺和危机，是对后金启衅以来最沉重的军事打击。
袁可立的战略攻势使后金在天启二年到四年三年的时间里蜷缩一隅，不敢西顾跨越河西一步，成为明金战争有史以来对后金打击最大的战略反攻期。“努尔哈赤并非等闲之辈，自从起兵以来，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由辽河以东向山海关前进，接连夺得抚顺、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等辽东大部分地区。 然而，（后金）自从天启二年春攻克广宁后，在袁可立莅任后的四年时间里没能向既定目标前进一步。”【5】这其中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清朝建国后一直讳莫如深的袁可立就任登莱巡抚后所实施的辽南之战对后金进行了空前的打击和挫败。
天启四年以后，袁可立被迫离任登莱，沈有容也决然随袁可立离职，不久后最有战力的大将张盘因缺乏有效后援和调度遭受重围力战而死，又不久孙承宗的关宁军也发生了首次试兵失败的柳河之役而导致孙督师直接离职，再之后就是后金军大举西进南下进攻关宁，再无后顾之忧。随后毛文龙被杀，登莱防务崩溃，后金军南下长驱直入逼近京师，战略重心从辽南转移到关宁，给大明王朝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和负面情绪，明金对峙形势再次转为明方被动挨打和节节败退，大明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败局，直至明亡都没有被扭转。纵览辽战全局，袁可立离职后的败局就是明金交战胜败的关键变盘节点。同年言官挟私结伙攻讦导致袁可立下台，最终葬送大明王朝。
袁可立作为杰出的辽战将领，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攻代守，敢战主战和反对议和，奇兵攻袭，韬略胜敌一筹，所以能从辽南最南端的旅顺、金州一线越过复州和永宁直至把建奴逼退出盖州，而在袁可立的大力支持下总兵毛文龙攻击的最远部位直逼后金原住老巢一带，把既往明军战略奔溃和退却的颓势状态彻底转化为战略进攻和对峙，这是袁可立主战思想的成果。只可惜袁可立以后的将官防守尚且吃力，少有主攻敢战者，在被动防御战中被后金消耗蚕食殆尽，袁可立去职后的一连串败局非常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事件背景
“明军每战必败，丧军失地，不得已退据辽河以西。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大军先后攻占了沈阳，辽阳等地，明经略袁应泰在辽阳城楼自缢。后金军占据沈阳、辽阳之后，以咄咄逼人之势屯兵河东以图广宁。明辽东经略王在晋说：当时形势已是’弃全辽而无局‘。不久，后金军又分兵夺取了镇江（今丹东）、海州、盖州、复州、金州等大小七十余城，使后金军威大振。随后后金以明朝叛将杨于渭、单荩忠、刘爱塔、佟养真分别统领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并命周永祚防海上，此时辽河之东尽为后金占有。当辽阳沦陷时，大量辽东难民纷纷向辽河以西逃走，当时仅从鸭绿江逃入朝鲜境内避难者就达到几万人。当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举朝震惊。”【6】

河南睢县袁可立别业旧居袁家山
在明末诸多辽战将领里，很多损兵折将丧地失土的悲剧将官都在后来清朝《明史》里留下佳传，更有不少军事将领留有著作，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孙承宗《高阳集》，熊廷弼《按辽疏稿》，陶朗先《陶中丞遗集》，毕自严《抚津督饷抚留宪留计共疏草》等，而以主战著称收复大明辽南疆土给后金带来重创的袁可立却因为被重点针对性封杀而没有传留下来文集疏稿，甚至在死后一百多年的行状传记仍在遭到满清“文字狱”封杀，直到清末光绪十七年屹立在其家乡睢州的“袁尚书大石坊”还被地方官府“用强硬手段拆去，尚书后人上控数年”【7】。古人云：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那场亡国灭族征服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在继续，所以历史是模糊的，被精心雕饰过。
若从战绩来看，明清战争史版图收复疆土面积最大的就是袁可立节镇抚辽时期的辽南战争。自后金对明发起侵略战争，仅北京明朝前后二十多年，后金长驱直入吊打明军，丧地失城成为常态，能勉强守住讯地就被称为“大捷”。而在袁可立守疆期间，开疆复土主动出击叫战，努尔哈赤偃旗息鼓蜷缩一隅，三年不敢跨越辽西一步。而后来的清修《明史》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记述被后金围困吊打时期的明方悲情战事，而对和袁可立对阵三年期间的战事蜷伏期则讳言忌笔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对明方一些丧地失城的罪臣凡将在《明史》中列佳传予长篇大论，寓黑明于褒人纪事，而对袁可立这段策反老奴女婿吊打后金的历史直接封杀形成一段奇怪的历史空白。究其原因，是袁可立策反后金女婿刘兴祚，收复后金赖以生存的沃土辽南四卫其三，是后金所有战事中败绩迭出的梦魇时代，打破了所谓后金百战百胜的“战神”牛皮神话。自袁可立去职，大将张盘战死，孙督师发生柳河之败，总兵毛文龙被杀，清军再无后顾之忧直逼京师。
客观还原明金战争，天启小皇帝虽算不上雄才大略，但在任期间至少能竭尽全力维持战局并逐步向好。从战争结果看，明清战争起衅于万历，终结于南明，天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任皇帝了，相当于物理学上的由自由落体运动变为向上爬升斜向摆动，袁可立经营辽南呈现几欲恢复全辽之势。
天启当皇帝的七年可算是多灾多难，虽说发生在天启之初，但其实都是他爷爷万历时留下的旧伤，关外战局崩溃，徐鸿儒山东造反，西南奢安之乱，没有一个不是要命的大事。万历三大征是一个个进行的，虽然看起来首尾衔接，但都留出了喘息的时间，但天启的三场战争是同时进行的，迎接他的是辽东一群被打成惊弓之鸟的残兵败将，简直是不能承受之重。在后来的几百年间，东林文人先入为主的曲笔误导，为掩饰自己党争误国的责任，好像什么都是天启和魏忠贤的错，然从大量残存明代文献看，历史大非其然。
纵观明金之战，明方几乎未有一个战例是直接对垒交战而败的。萨尔浒大军为后金设计各个击破，辽阳、广宁为后金納降献城。唯一对后金先发制人敢战能胜的袁可立最后还是被自己人连疏弹劾去职搞掉，后金的天敌将领毛文龙更是直接被自己人同室操戈设计干掉，金人大喜“置酒高会”挥师北京城下。
天启二年，小皇帝迅速启用两位帝师赴疆，孙承宗驻关，袁可立防海收复辽南失地，急剧恶化的辽东战局很快得以修复，明金战争的强弱对比也从这时起再次发生重大转变重新向明方倾斜，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袁可立的陆运水输战舰列阵面前化为泡影。
重回明末辽战全局可以看出，袁可立水师在辽南的异军突起，对稳定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当时明金最艰难的战略对峙都集中在袁可立的辽南，在袁可立卸任时，整个战局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正在逐步向好。袁可立以攻代守，后金蜷缩三年，急速进入下坡路时期，而孙承宗也赢得了难得的筑城墙修堡垒时间。在袁可立离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后金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反扑完成了攻陷旅顺斩杀张盘、迁都沈阳及挫败孙承宗的柳河之役，扫除了进攻辽西的全部障碍。以至于后来建奴大肆西进南下进攻宁远和兵掠京师，都是在袁可立离任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若从组织战争处理边事能力和用人组合拳来看，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总体上还是天启皇帝做的好。至于后来东林党大量混入清朝后，为了美化粉饰自己的党争行为给明朝带来的劫难，百般污称天启皇帝为大字不识的“木匠”，与历史真相是有很大出入的。
辽南之战
经过满清“文字狱”对历史文献的封杀毁劫，不管怎样搜寻和爬梳，几百年后的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都是些不连贯的只言片语，只能勉为其难对当年那场腥风血雨的辽南厮杀大概勾勒一个事件轮廓，以补清修《明史》关于这一段的空白。
辽南收复战扭转辽战全局
袁可立莅任登莱后，就开始谋划从海路主动对后金发起收复辽南的自卫反击战。
袁可立节制两镇兵马，联络诸岛，策反降将，夜袭金州，收复旅顺，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膏腴之地失而复得。他把防御线由登莱皇城岛一线向北推进到后金所占领的南四卫北端腹地，大大向前推进了军事布置。辽南三卫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奏疏》）

明天启年间三方布置示意图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事实上已经完全颠覆突破了明廷原来构想的“三防布置”的基础和框架，重新形成了一个由旅顺、东江和关宁组成的新三方布置图，等于是在辽海一线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广鹿、皮岛、宽叆等地连成一条弧线，令明朝两千里海疆及辽南三卫腹地重新得到巩固，对后金形成了一道新的包围圈，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及其内陆腹地的军事威胁，粉碎了后金对辽西山海关一带的用兵图谋，使后金三年间不敢窥视觊觎辽西，彻底改变了辽战以来明军被动挨打的疲弱局面，同时也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登抚也在刘兴祚反正以及朝鲜政变等重大事件上与关门互通声息，逐步形成了登莱与山海关遥相呼应的局面。经过一番筹划，袁可立对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战略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向明廷提出了复辽策略:‘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8】”【9】
《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三卫既复，戎政有经，以军实报司马门。”【10】
登莱巡抚原本为牵制后金而设，在袁可立发大兵出海后，加上策反刘兴祚发起的未遂政变，在两镇兵力配合下，不但收回了南四卫之三，而且罕见地向前推进数百里，而毛部更是远袭千里，这实际上已经是将登莱战区以外的辽南三卫变成了紧邻后金腹地的一个前沿根据地，这在明金交战史上是绝无仅有明军大规模收复失地的胜绩。
起用袁可立是天启帝的一大亮点，辽南一盘棋，下活了整个辽东。袁可立不同于明末其他辽战将领之处就在于，当时多数将领要么丧师失城，要么弃地而归，如熊廷弼、王化贞等；或殒身阵前，如袁应泰等。能勉强守住讯地即称大捷，如袁崇焕等。而袁可立却是深入奴酋腹地主动出击叫战，奴酋被袁可立逼出南三卫，三年蜷伏一隅，不敢窥视辽西。
袁可立未出之时，金人陷沈阳陷辽阳又陷广宁，京师戒严，朝野震动。袁可立出镇后，修战舰练强兵联诸岛收辽南，策反降将，主动出击，退敌于千里之外。狡虏蜷伏一隅，三年不敢越辽西。上兵伐谋，良将不战。袁可立之战，贵在主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战而以战止战。舳舻列阵，奴酋胆寒。
袁可立去职，张盘死柳河败，阁老不能持辽局。金人无惧，劳师袭远，西进如入无人之境，掠觉华攻宁远，玩“议和”断邦交，弄明师于股掌之上。文龙死登莱溃朝鲜又残，自此明国再无完瓯。袁可立去留天壤有别，高下立见。人夺可立天夺大明。惜哉！
由于种种原因，孙阁老积数年之力打造的关宁大反攻未尝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于后来的关宁军在孙阁老离职后的数年间坐困耗资拖垮大明财政，又总是在自己的防区内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袁可立的登莱战区竟成了明清战争史上屈指可数推进到敌占区内主动出击叫战收复失地的正面战场，只是由于满清建国后对袁可立的长期封杀使那段历史过于模糊，形成了史家研究的弱项和空白。传统的明清战争史把袁可立离任后明军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的悲情战事当成了明清战争的主流和全部，实在是对明军的莫大讽刺。提及明金战争，要么就是萨尔浒和辽沈之战，要么就是宁远和松锦之战，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天启年间还有一个明军势如破竹收疆复土的辽南之战。
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自后金与明交战以来，攻城掠地，战无不克，明将谈金色变。袁可立出镇登莱节制辽海收复失地，而刘爱塔被策反更让金人蒙羞，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可以说，袁可立是后金老酋努尔哈赤碰到的真正对手和死敌。
袁可立“精骑射剑术，以故治兵兵练，治赋赋理，较士士服。”【11】
民族英雄黄道周说：“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12】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13】
“弹压登莱非公不可”
辽阳失陷，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沦入敌手，后金占领全部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山东登莱遂成与后金占领的辽南四卫一水相隔的前沿，成为辽海前线新的后勤转输和反攻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因涉赃被免，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举世惊慌，不独文官缩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视总兵为死官。谓但得守关门半年，便成良将，便有不次之擢。”【1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整个朝廷笼罩在一片悲观氛围中，新任经略王再晋说：“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15】（《明熹宗实录》卷15）这时候形势的严重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危险边缘。
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袁可立和孙承宗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若按身份说，孙承宗是德高望重的职业帝师，袁可立是左通政代通政使的侍班经筵帝师，做个通俗的类比来讲就是相当于孙承宗是班主任帝师，袁可立是一般任课顾问帝师，陪讲陪读并不时之问，实际上袁可立侍筵时期的天启初年已经开启了即筵听政问政的民主曙光，把讲筵与朝政大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当年作为包括皇帝朱由校和宰相叶向高在内的二十人大明最核心的班子成员一起作为殿试的领导阶层参与了天启二年的天子门生大比考试，这种待遇和身份在明清时代的官员任职履历史上十分显赫，不但为日后门生故吏布下种子，也使年轻的天启帝发现了袁可立厚积薄发的德才，君臣之谊日隆。将两位贴身帝师几乎同时外放赴边，可见天启帝为明金战争是下了血本的。
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16】【17】（《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明熹宗实录》）“上并才冏卿，使持节视师海上”。【18】（《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 “公受上眷知亦深矣“【19】（《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登州府志·明代登莱巡抚
袁可立带着从家乡睢州募集到的兵勇携夫人拜命就道。他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兵各岛，步步向北推进防御线，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20】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21】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袁可立最有作为，是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抚，也是同时被祭祀在江南苏州府名宦祠中的著名清官廉吏。【22】天启三年四月，上“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23】十二月二十五日，赐三世诰命，诰封三代。

袁可立是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入祭登州府名宦祠的
清顺治十七年《登州府志·袁可立小传》“袁可立，睢州人，登莱防抚，时莲妖在西，海寇在北，高丽擅废，征调烦兴，所在惊皇。公筹画镇定之，登人安堵，升兵部侍郎转尚书。”【24】
枢辅孙承宗评价：“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25】
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26】（《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天启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27】
袁可立经营登莱三载，“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创立东江镇 组建水师陆战队
毛文龙是袁可立辽南明军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毛文龙（1576—1629），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襄汾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毛文龙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成为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升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二十日，王化贞派遣毛文龙率一百九十七名士兵渡海进占猪岛、海洋岛等，辽民纷纷归附。七月十四日收复镇江，擒杀后金游击佟养真等。随后毛文龙在后金强大攻势下再次败走朝鲜。“女真乘其无备，以纩骑四万袭之，镇江复陷，文龙走朝鲜。“【28】
天启元年七月（1621）镇江之役后，毛文龙逃到朝鲜义州。当年十一月十八日，阿敏统兵五千暗渡镇江，乘夜进入朝鲜，斩毛文龙刘姓游击及兵一千五百余人，毛文龙仅以身免（《满洲实录》卷七）。十二月十五日，阿敏、李永芳率兵数千骑，暗渡义州，袭击毛文龙于宣川、林畔地方。“十五日奴贼数千骑由义州暗渡，猝袭毛总兵。义州人未及报知，贼兵如飙至风过，奄至林畔，文龙脱冠服混兵士仅免”，“贼乱砍文龙手下之人，皆延颈待戮，转掠龙川。”（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1）。宣川、林畔之役以后，朝鲜怕后金入侵朝鲜，使劝毛文龙退入海岛。
钱谦益《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毛文龙初得旅顺，直金州之尾，为四卫南口，而奴已震动矣。文龙不能守旅顺，遂栖弥串岛，声言自宽度牛毛岭，捣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险千里，非地利也。”【29】
毛文龙的重大转机是遇到新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在袁可立的力挺下，天启二年“六月（初三）丁卯，铸援辽总兵关防给毛文龙。……六月初四日戊辰，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30】，挂征虏前将军印。八月，毛文龙陈海上进兵与请饷疏说：“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请饷三十万，登、津挑选辽丁二万，再募浙江精于火器者一万东援，分驻于各岛，以便首尾夹攻。”（《明熹宗实录》卷20）
袁可立对毛文龙“奇其胆智”，欣赏有加，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就在袁可立的提携下连续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天启三年二月丁丑（十七日），赐毛文龙尚方剑，加指挥佥事职衔。”【31】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正式开镇东江，所部驻扎的东江诸岛归登莱巡抚辖制，登抚麾下又得一支劲旅。“【32】
袁可立到任登莱时所面临的形势非常艰危，后金不仅已经稳稳占据整个辽东，连辽东半岛沿海岛屿也已占据，只剩毛文龙在东江的皮岛一隅像游丝一样赖朝鲜苦苦支撑着。明廷本欲袁可立出镇的目的是配合关宁一线做好敌后袭扰和牵制，可上任后的袁可立却有着更大的雄心，变被动为主动，锐意把前几任辽东将领所造成的败局尽一己之力竭力挽回，在财力和兵员都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藉此恢复明朝已经被后金夺取的沿海岛屿和辽南四卫，并将登莱地区打造成辽东前线的练兵和反攻基地，为日后与关宁配合共同收复全辽做准备。
袁可立接手登莱时，可以支持跨海作战的大船少的可怜，多是些运输粮食的中小船只。当年痛击日本的大型福船、广船，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全部被败光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再加上一大帮不懂军事“重山海轻沿海”斤斤计较饶舌党争的短视文臣和捉襟见肘的饥荒财政，注定了袁可立日后的惨淡经营和不平凡经历，成事遭妒嫉，败绩遭踩踏。袁可立明白，企图通过花费巨资守卫山海来护佑京师不过是一种短视和权宜之计，唯有彻底铲除后金这块毒瘤才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这也是袁可立不愿意与后金议和自欺欺人的根本原因。
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熊、王广宁溃败后，大约有4000辽东水师退到了属国朝鲜境内，参将毛文龙就成了这些辽兵中官职最高的将领。袁可立迅速从内地调兵遣将转运物资，“更呼吸岛帅（毛文龙），驶千帆继其糒”【33】，重新整合组建大明水师。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天启二年七月（初七），请以闽兵、淮兵渡海接济毛文龙。……其船只器械乞行津、登抚臣（毕自严、袁可立）速为料理”。【34】（袁可立） “造艅艎为海防”【35】，短期内修造大量战舰和先进火炮。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四》：“天启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庚申…… 署兵部事侍郎张经世奏，原议以御史游士任所募淮兵及招练兵俱调发渡海接应毛文龙，奉旨屡矣，游士任仅先发官兵一千五百馀员名渡海策应，馀七千馀员名具调赴邹、滕合剿妖贼。……得旨，游士任募到淮兵，著遵旨督发渡海，不得以赴兖剿贼致悞，接应尔部。仍行山东登莱巡抚官（袁可立）调度督催。”【36】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七》：“(天启二年十月) 辽东南路行监军道梁之垣题：今毛文龙新旧辽兵虽号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王绍勋等船兵未及三千，皆柔脆无用之水卒，自立且难何以庇民？”【37】可见毛文龙在袁可立扶植之前兵力是非常疲弱的。
关于登莱的兵员人数，钱谦益在《初学集卷五十三·墓志铭（四）山东青登莱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卿谭公墓志铭》如是记载道：“公曰：’登城斗大，聚卒四万，月费一万五千余金，军无见粮，嚣呼间作。‘”这个记载应该是袁可立到任登莱前夕的数字，确否待考。不过作者钱谦益为了粉饰题主，竟然无视后来登莱“大兵出海，奴酋胆寒”恢复辽南三卫的基本事实，信口写出“迄于今二十年，登、莱之舟师，未闻以一苇涉海。公之言至是而大验”的谎话，可看出钱谦益作为东林文人文辞诗赋确实妙笔生花，但写史记事却与事实相差甚远，简直如痴人说梦。要知道登莱水师在辽南的很多恶仗都是发生在隆冬季节，军人以敌情和命令为天职，不大可能考虑“水太凉”与否。
登抚设立后，兵部将“山东添兵五万尽付登莱”【38】。登莱一度”兵至三万余人……马至两千余匹……船至一千三百五十余只“【39】。
袁可立到任后，在原有水军的基础上，继续收编不肯降金的逃难辽民，酌量功次，即五等封爵在所不靳。招募训练水师，淘汰老弱，造战船，备火器，使登莱水师迅速具备强大战力。约从内地调集了15000名兵员，加上陆运水输的战略物资，于天启二年冬正式组建东江镇。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二》：“部议以闽兵三千过海，宜催之速来。淮兵八千已至登莱，并贾祥所领浙兵三千一百同闽兵俱当速发，为文龙用。“【40】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陈修备实事：一设将领，谓登莱之皇城岛两游击及成山 、威海【41】等处俱系紧关冲要（成山头地处半岛最东端，三面临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邓世昌曾殉国于此，威海之名从此兴），宜添设钦依以重事权；一定边饷，谓登莱水陆分防以二万兵为额，每兵月饷一两五钱，岁计费饷银三十六万，马料操赏修船诸费不下数万，新饷四十万留用尚存见少。又请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严诘辽人之渡海。疏下该部。”【42】 据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文龙塘报”……本年三月,准莱登巡抚袁可立手本…,…一在登饷分给二十万”。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辛巳,援辽总兵毛文龙以登抚（袁可立）所遣管运参将黄胤恩、推官孟养志等发到粮饷并布疋、军器、火药等物，复蒙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具谢恩。”【43】
东江镇所辖云从、须弥、獐 子、石城、长山、广鹿诸岛，均位于辽东半岛的东南海域中。袁可立莅任后，东江镇防区面积迅速扩大，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的心腹大患。
“东江军镇凭借山险谷深，前埋后伏，成为屹立在后金后方的坚固堡垒。毛文龙领导的东江军民时时对后金进行骚扰，牵制后金军力，使得后金无法长期有效地对辽西和大明本土进行进攻，即使有所进攻也被迫在短时间内撤走。”【44】
“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十三日，朝鲜绫阳君李倧以光海君对明朝"忘恩背德"为由发动政变，废黜光海君，史称‘仁祖反正’或‘癸亥靖社’。政变后，李倧一面向明朝通报情况，一面遣使明朝为自己请封，明廷遂令袁可立负责行查朝鲜。袁可立认为可借请封之机争取朝鲜的军事援助，共同对抗后金，此亦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袁可立在行查朝鲜之后，便建议明廷应趁机令朝鲜出兵，’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得到明朝首肯。‘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而朝鲜也积极向袁可立示好，称愿听从登抚号令出兵助效。很快朝鲜取得了明廷的允封，之后袁可立与孙承宗商议将册封朝鲜之功送与毛文龙，‘此当令毛将军做人情，便可停妥’。经过册封朝鲜一事，东江得到了朝鲜的援助，在其粮饷不济时，朝鲜不时予以接济，在‘三方布置’战略中开始发挥实际效用。“【45】
贺六浑《如何正确地认识毛文龙的是非功过？》：“毛文龙的东江镇其军队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三。其一，是天启元年追随毛文龙规取镇江的广宁从征家丁，共有二百人，是为东江镇的骨干；其二，是明廷调援的江、津、浙、直、南北游营、征东等营的南兵，名义上是八千南兵（《輶轩纪事》），事实上有过半的士兵是由辽兵选补，天启六年巡阅皮岛的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称‘南兵出海时，名虽数千，至岛己不及半，帅臣虑其虚弱，仍以辽人补之，何取南兵名色，宜去姑存之虚名’，这是东江镇的水兵部队；其三，为辽兵，或者说北兵，是毛文龙从归附的辽民中挑选精壮者作兵，这是东江镇的主力部队，由于销甲器械的不足，这部分士兵数量虽是最多，但战斗力参差不齐。此外还有投岛归降的女真士兵，但人数较少。
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到朝鲜，所见毛文龙新旧辽兵号称四千，且多赤手空拳之辈。登抚派王绍勋兵不到三千，至天启三年七月，明工科给事中报称毛文龙海上兵二万（《明熹宗实录》卷22、31）。“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不断从辽民中选拔精壮青年入伍，使得军队不断的壮大。 天启三年，官兵人数达到 58700 余名，每名每月给米 5 斗，每年给布 6 匹；天启四年， 官兵人数为 77900 余名，南兵人数为8000 名，其中南兵每月每人一两五钱。因为归附辽民越来越多， 官兵增至 154000 余名。天启六年，‘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使得兵员减至 132800 名；天启七年，‘奸丽勾奴猝犯。三月尽，边粮米方至， 而饿死战死者枕藉道路矣。’官兵减至11 万余名；崇祯元年四月，饷臣黄中色来皮岛核查兵数，只以皮岛各营 36000 余名精壮者上报。对此毛文龙上疏抗辩：‘此止就本岛各营所隶步伍之数也，其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 旅顺诸岛，并出哨屯种官兵，理宜逐项详查，统核全数报部。今饷臣虑饥兵索饷聚哗，遂飘然谢去，不肯竟查阅之局，厥职之谓何矣？盖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余。’”【46】
这里要提一点，东江可战之兵大概在两到三万，崇祯初，东江镇的兵额只有四万二千余名，先汰为三万六千，再汰为二万八千（后袁崇焕又汰为一万八千）。在这二万八千的精壮兵丁中，有一半是无家室的单丁，有一半是有家室的，以五口之家的比例计，老幼妇孺应有五万六千人，合计兵丁及家口就有八万四千人。再加上散居各岛，从事商业、农耕的辽民有九万人左右，合计东江镇军民就有十七万四千人左右，其中兵二万八千，民十四万六千，崇祯元年，毛文龙就称有辽兵十四万二千余名，这便是把军民合计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实收粮饷：天启五年收米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余，银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两余；天启六年收米一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余，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余；天启七年，收米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余，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一两余；崇祯元年，收米二十三万八千二百七十九石余，银二十三万五千二百两（其中六万一千二百两为二年春发）。平均每年毛文龙可以得到明廷接济米十九万六千三百零八石余，银二十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七两余。如果这个数字与四万二千兵的实际军需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每年尚亏米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二石，银则多出二十万九千三百九十七两。
毛文龙为养活辽民，采取了以兵饱召买商货的做法，用商货向朝鲜贸取粮米，优先补军，次则济民。王梦尹称“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时，其支给也有限，而与商人及朝鲜贸易，统赖饱银，是辽人之存活全赖内地之转输也。“岛中田少，不能取给于耕，民必依兵以立，无兵则饱不至，而商米不来”。
“东江镇的设置对于明朝辽东战场形势的扭转作用实在巨大。后金起兵之初，势如破竹，连续攻下抚顺、铁岭、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池，突破了明朝在辽东设置的后防线。东江镇设立后，……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毛文龙旧部几大将领的纷纷投金，为后金带来了大量火炮和百余艘战船。后金利用这些军资成功攻占旅顺，切断了登莱与东江的联系。在后金围攻东江时明朝不能给予及时的救援，最终后金成功攻取东江镇，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东江镇的灭亡意味着明朝辽东的全部丧失，后金可以全力倾注于宁锦战场，并乘机挥军长驱入关，围逼京城。东江镇的沦陷使得明朝辽东沿海防线彻底崩溃，自此以后后金可以肆无忌惮的与明朝展开战略决战，并最终使王朝更替成为现实。”【47】直到崇祯二年发生“己巳之变”，"这次的京城之战，后金军虽然战略性战败而回，但对明朝来说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让明朝君臣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也意识到了毛文龙和东江镇的牵制作用是有多大，可惜为时已晚。”【48】可见东江镇的作用不但对于登莱和辽南，就是对辽战全局也是举足轻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一）（作者 司马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