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戌年，按兴县孙氏大批外迁时间推测有二：一为1754年（乾隆十九年），二是1814年（嘉庆十九年）。倒回到乾隆十五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文定公曾官至吏部尚书，署翰林院学士，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很有社会声望。因此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就逮捕了疑犯二百八十多人。这份伪奏稿的传播范围、牵连人数和破案难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案。就其传播范围而言，不独内地十七省，而且远在云贵的边远土司竟然也有流传。就传抄人员而言，既有各级官吏、举员生监、乡绅、商贾和僧人，也有八旗子弟。缉获之传抄人员，案发之初三个月，仅四川一省便已达二百八十余人，更不用说全国了。经过一年多的清查，缉捕人数达千人以上，因查办不力而被降级、革职拿办的督抚大员有十几名，乾隆皇帝为此案所发上谕，见诸实录的就有三万言之多。为一份伪稿，几乎将全国上下搞了个人仰马翻。只至乾隆十七年(1740）十二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场。乾隆虽未加罪文定公，但终是心惊肉跳，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自己的名字写伪奏稿，惹今日之祸。乾隆十八年惊惧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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