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汉中及勉县的蜀汉墓葬出土文物中，反映水利设施的有两类：一是陶陂地，多近圆形，基面积不大，蓄水量也小，但它能够依其地势，适应于浅山丘陵地带农田灌溉；二是陶陂塘，它适应于陕南平坦地带的小型蓄水设施，多为方型而规整，分布面广，对平川的农田灌溉较有实效。上述陂、塘模型的出土是蜀汉时期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兴修水利的实物例证，同时又说明了诸葛亮当年休士劝农时除整修延用了前人所开创的水利设施外，还在汉中因地制宜地增筑了一系列适应于浅山丘陵和平川地带农田灌溉的陂、槽畜水设施。  
   （2）开拓农田，实行军屯。诸葛亮的休士劝农，就是让军队参加农业生产，实行军屯。汉中的水稻产区，主要在盆地平原及汉江干、支流的沿岸。其稻田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平川地带的两季田，年产一稻一麦，较为正规，另一类则是浅山丘陵地区的冬水田，此类田因受气候与特定环境的限制，一年只种一季稻谷，故又叫一季田。冬水田多因地势而就，故多为不规则型，是丘陵地带的典型稻田。从汉中的自然条件来看，诸葛亮当年在此“督农”的主要生产形式是种田，而“筹度粮谷”和“使给军食”的主要对象又是稻谷，所以，稻田的多寡优劣将是诸葛亮生产军粮的重要条件。诸葛亮当年休土劝农时，除耕种无主田地外，还需开拓新的田地，其中包括占一定比例的汉江谷地丘陵地带的荒地。据《诸葛亮传》载：“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黄沙在今勉县东25里的汉江北岸，南北两岸均为丘陵地带，也是开的范畴。所以诸葛亮当年开“黄沙屯”有可能是因地制宜开丘陵地带的冬水田，原因是靠近汉水两岸的平川田地早已有之，不在开的范围之内。从本地考古资料看，三国以前的两季田模型在“勉县”、“汉中”出土过，但蜀墓中出土的冬水田模型，除在勉县发现外，各地不见有例。据此而知“冬水田这种稻田形式应属于诸葛亮北伐时在汉中休士劝农时首创于勉县黄沙一带，而且一直沿袭至今”。  
     除开拓农田外，诸葛亮还需动员北伐军将士实行“军屯”，即一边种田一边打仗，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和地理环境来发展生产，补充军需。建兴六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围祁山”时，曾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据斜谷，在紧张而危险的御敌空隙中，赵云还在“赤崖屯田”，赤崖，在褒斜道的峡谷中，想必所屯的也是新开的“冬水田”之类，种的是水稻或蔬菜之类；建兴十二年第五次北伐“驻五丈原”时，仅仅百余大，诸葛亮还采取“分兵屯田”，令蜀军“耕者杂于”当地“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从上述史实看来，诸葛亮当时把“军屯耕战”看的是如何重要。1978年在老道寺一座蜀汉墓中，不但出土了陶陂塘模型和冬水田模型，还出土了二件持锸俑，两件红陶质，是军士装束，一件灰陶质，系农耕形象，这组持锸俑是当年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采取军屯耕战措施的珍贵实物例证。两件军士持锸俑和一件耕农俑的比例表明：当时军屯的将士多于当地居民。当这批考古资料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日本和美国的关注，1984—1986年，这两件持锸俑随《中国历代陶俑》珍展应邀先后到日本和美国巡展，后又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征调展出。上述考古资料真实地再现了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的措施。  
     （3）发展副业生产，促进备业兴旺。诸葛亮不仅重视粮食生产，重视农田水利，而且还重视副业生产，使各业兴旺，从考古资料而知，我国稻田养鱼最早见于东汉之前的汉中勉县一带，而冬水田中的养鱼资料，也始于勉县出土的蜀汉墓中，且冬水田模型中不但有菱角、莲花等水生植物，还有鲤鱼、鲫鱼等四种鱼类，这些水生植物与动物，再现了当时诸葛亮休上劝农期间发展淡水养殖业的情景；在池塘与稻田中繁养鱼类和栽植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必然是诸葛亮不可遗漏的副业生产措施之一。另据蜀墓中出土的陶鸡、陶鸭、滑石猪、陶狗，盘角羊等家畜家禽等陪葬明器来看，再现了蜀汉时期汉中地区家庭副业的繁荣景象。汉中丰富的水生资源和物资无疑为当时诸葛亮的北伐军生活提供了方便，而各业繁荣发展的盛况，也可以说是诸葛亮在汉中休上劝农期间所提倡的结果。  


     另外，诸葛亮还号召将士节俭备荒，以此充实军资。他认为：“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并且还把俭朴节流提高到“治人之道”的高度来看待，他提出以庶人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列。为了减轻蜀汉百姓的徭役负担，诸葛亮曾经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兵丁投入农业生产，也节俭了军队的支出。  
     三．诸葛亮的休士劝农对汉中盆地农田水利的促进与发展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从出土的塘库，水田模型与今比较，足以说明本地区自汉以来，在广泛开发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就一直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的形式修筑堰渠、塘库，逐步将丘陵地带改变为良田。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