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儒学是一种“大杂烩”，这里主要谈谈他的伦理思想。董提出运用阴阳知道来概括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认为人类的道德准则来源与天的意志。这个行为准则就是“三纲五常”。
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时代，他在坚持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的绝对尊君的思想，认为臣子应想对天一样对待君主，必要时不惜伏节死难，但也有儒家的“暴君可诛”言论。 董在父子关系上坚持儒家的尽孝思想，主张儿子绝对服从父亲，而且要继承父业，为父报仇。
夫妻关系，董做了神秘的说明，“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服从阳是天经地义的。
关于“五常”，董认为是为了处理上下关系的准则，在论证时也不忘用“天道”。

董的德治，有两个方面：行教化；行仁政。
董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天生有内在的“善质”，但不是已经达到了善了，还需要人为的外在的教化，才能成为真正的善。
董认为人性可以分为三等：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人之性。圣人之性是不需要教化的，因为他们已经是圣人了；斗筲之性已不可教化，因为他们已是刑罚的对象了；惟有中人之性才是教化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善，另一方面又没有邪恶到不可教化的程度。


董所规定的“善”的标准是“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教化就应该达到这个标准。
董的治理国家上，继承孔子的思想，反对法家的依法治国的主张，认为实行“仁政”是出于天的要求，是天意的表现。君主要把握贫富矛盾激化的度，勿与民争利。
总体看，董的思想是调和，他认为理想的政治是“中”、“和”。


董的政治原则称为“道”。“道”是万世不变的永恒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那如何解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呢？他为此提出了“经”、“权”、“更化”等概念。
“经”指事物的根本原则。
“权“指事物运行发展的应变和调节。
其中”经“是根本，”权“是补充，应变是范围。


经和权要求统治者在坚持“道”的原则下，根据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局部调节。调节的形式有：“更化”、“有道伐无道”。
董仲舒将“道”和“行道者“分开认识，成功地解释了政治原则和政全更迭的内在联系，为王朝的变更找到了依据。
董的政治思想是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表现，儒家的政治理论经董仲舒的加工，更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调节性，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


儒家新思想的产生是时代政治的要求。也是自唐代以来的疑经惑古之风和佛道之学的兴盛不衰分不开的。
儒家知道自己的本体哲学上的缺陷，他们对佛道之学进行有条件的吸收，使之融入儒家学说，蕴育出“本以儒学，兼融佛道”的新思想，就是“理学”。
理学思想是一种一程、朱之学为标志的学术思想，它在思维方式上吸收了佛、老之学的某些内容，在认知方式上将汉、唐以来的儒学推向政治哲学化，这说明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话转型的完成。


理学又称为性理之学，基本论题是性与天道，即人与外部世界或人性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性与天道的关系，早在先秦就已经提出，但当时主要是用作阐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证手段，没有受到人们哲学的高度的思考与关注，没有从本体思维的角度深入研究。到了唐代，儒家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还停留在“天地父子生成图式”，认为万物和人类都是天地的造物，人类依赖与自然，与自然密不可分；而阴阳五行是沟通自然和人类的中间环节。这基本是一种宇宙发生秩序的认识。在这基础上，儒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寻找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试图把握两者之间的均衡和统一。人们参照自然考察社会政治，有通过自身认识自然。这种思维方式是某种直观性的循环，所以必定是封闭的、局限的，难以进一步形成对宇宙本体、万物本原的搞层次认知。
魏晋时的“玄学”一度把人们引向本体讨论，但没有更为适宜的思维方式，没有能使认识超出万物的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在宋得以解决。


“什么是宇宙？”这成为认识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周敦颐没有明确的本体思想，只是提出了一个“太极——无极”说，规划了一个先于天地万物存在的宇宙本原，比传统的“天地父子生成图式”进了一步，张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太虚”本原说，认为“气”是太虚的具体形式。万物都是由气凝聚而成的。这种概念，本身不含本体意义。
二程对太虚即气的观念进行了调整，提出了理的一元论的天理观，认为“天者”理也，是最高的实体，也是最高的精神性的本体。这个“理”不仅是自然万物的根本法则，也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理学把天理奉为绝对化的规则，从而就把这一规则指导下的封建秩序绝对化和永恒化了。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病进一步深化完善。他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是生物之本；而气是理的具体形态，是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
理、气虽然同出一源，但是事实上，理是第一位的，是创造了万物的根本；而气是第二位的，是创造万物的具体材料。
朱熹还主要对“性说”有主要论述。
“性说”是理学的基本命题，理学家认为性与天、道一样，是由天理衍生的，最终还是要归于同意的标准之下。
天性有一般和特殊的区别，人在一般的天性之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与“道”相通的；但在特殊的天性由于受到人的禀赋条件的不同，故人有善有恶。


朱熹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地修正，他认为：人性和物性在本质上不相同，而人能保全人的天性，这是人优于物的一个重要方面。
“理学”的“性说”既富有思辨，又有神秘色彩，它所反应的政治主张中有：
1.为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虽然他们认为性在最终的层面上是一统的，但由于人的禀赋的不同，人们之间有智愚、强弱、贫富、贵贱之分。产生的不平等是命定的、必然的）
2.从天性优越的角度为君主权力和君主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他们认为君主之为君主是因为他拥有上等的天性和优越的条件，比汉儒的“君权神授”思想精致）
3.强调了道德规范的绝对权威；（道德规范是天理的象征）
4.由于人们的“性”是分为一般和特殊的，其中特殊的“性”可以依据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人们可以依据理学家指出的道路，通向至善之路，努力改错自己，达到“性的完善”。（诱惑人们服从统治者的控制，认同统治者的价值观)

朱熹的还没有完了。
进修之术：
理学诸子认为天理和人性本来是合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人都有各种不善，本性中都有缺陷，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人们都需要一改造本性为天职，理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进修之术。这些进修之术虽有区别，但是有它一致的地方，就是引导人们完善自我，在道德上达到至善之境。实现“内圣外王”。在社会的政治实践中，“内圣外王”既是个体自我的道德完善过程，也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的完成，完成这过程的检验标准是人的个性的泯灭。


理欲之辨：
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天理和人欲是矛盾的、截然相反的。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冲突，解决二者的方法是“存天理、灭人欲”。
这里的“天理”就是指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是人的本质；“人欲”指人的种种欲求，它们超出了维系生命所必须的欲求，并且违背了礼仪的规范。所以要灭人欲。关键就是要克己和持敬，在生活中随时注意自己言行的细节。灭人欲和明天理是同一过程。人们剔除自己内心的私欲，就能够回归自己的本性，从而实现人生的最高目的。
“理欲之辨”表面看来是属于道德领域的，但它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1.对于人欲的否定和对欲望无限扩张的防范，有利于维护社会人际关系和既定的社会制度；
2严重地扼杀了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
3.没有区别的否定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是扼杀了社会进步的动力，牺牲了个体追求合法地个人利益的权利，与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
4.这种思想既可以被君主利用，成为整合社会的手段，也可成为约束君主道德品行的手段。


义利之辩：
理学认为利是私的，而义是天下公利，义利是区分天下事物的两个根本标准，但是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但是这种“利”是个人之利，若不加以限制，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因此，他们主张对个人私利进行严格的限制，一维护天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义利相通，也才能达到天下公利。
理学的“义利之辨”和“理欲之辨”是一脉相通的，天理即公利，私利即人欲。
对个人私利的否定，就是号召大家追求公利的名义下，服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维护君主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