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德年间立法，最为基本的史料，自然是《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旧唐书》卷五○《刑法志》和《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的记载。这些记载在参与立法之人，所定法律内容及各次立法时间上小有差异，但在大事节目上是基本相同的。在此姑将《唐会要》所载列出以见其要：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诏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遂制为五十三条。务从宽简，取便于时，其年十一月四日颁下。仍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吏部尚书殷开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门郎中沈叔安、内史舍人崔善为等，更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内史令萧瑀、礼部尚书李纲、国子博士丁孝乌等，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诏颁于天下，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

这段记载年月日分明，当自《实录》等较为原始的记载摘录而来，说明的则是唐高祖李渊禅隋登位以后的两次重要立法：一是武德元年(618)损益开皇《律》、《令》而制行“五十三条”，这显然是一份包括了五十三个条款的条制，故《旧志》述之为“五十三条格”，《新志》述为“新格五十三条”，可见唐初仍沿袭了北魏以来称敕例或条制为“格”的习惯。

二是五十三条格施用后，又诏裴寂等“更撰定《律》、《令》《律》、《令》为其蓝本，又“正五十三条”来展开的，至武德七年告成颁行，而并无同时颁行《格》、《式》之事。

所谓“正五十三条”，意即新《律》、《令》的制定，是把五十三条格从条制“正”为《律》文，又据此调整了开皇《律》、《令》的其他相关内容。故《旧志》载此为“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其意与《唐会要》所述相同而更加明晰，特别是明确了五十三条格实际上是刑事条法的性质。

据此则武德时期的立法，先是武德元年制定了性质类于东魏《麟趾格》的五十三条新格，行至武德七年(624)本朝新《律》、《令》修订完毕颁于天下，此格内容亦像当年《麟趾格》那样被采入了新《律》而自然停废。由此看来，除非武德七年以后另有不见于史载的集中立法之事，整个武德时期实际上从未形成过《律》、《令》、《格》、《式》并行之制，而只是在武德元年至七年间出现过“五十三条格”部分替代隋法而行的局面。也就是说，武德七年最终确定的法律形式，实际上只有《律》、《令》而无《格》、《式》，这在关于当时立法的记载中本是十分清楚，无庸置疑的

而其之所以成了问题，首先是因为《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史部刑法类著录了“《武德律》十二卷，又《式》十四卷，《令》三十一卷”。这条著录意味着武德七年曾与《律》、《令》同时制订和颁行了武德《式》十四卷，南宋王应麟编纂《玉海》时，即注意到这条记载，遂在概括武德立法时标出了“律令格式”之目

直到最近，也还有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唐代有《武德式》，此外又有学者将之联系《隋书》提到“律令格式”之文和两《唐书》、《唐会要》中的某些记载，认为武德已承隋而有《律》、《令》、《格》、《式》并行之制。但隋代有无这四部法书并行之制，本就不能直接说明武德时期也是如此。更何况，《隋书》中提到“律令格式”的几处记载，其实都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无论开皇还是大业年间，都只有灵活而笼统地以“格”、“式”等词来指称的敕例或条制，却没有编纂过与《律》、《令》并行的《格》、《式》法书。这也就无法再因武德诸制多承隋代而说其已《律》、《令》、《格》、《式》并行了。若再仔细梳理和考察，《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武德时期的“又《式》十四卷”，乃是一条同期文献仅此一说的孤证，而学者用来证明武德时期已有《格》、《式》的另外一些记载，则要么是原文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要么是今人在理解上存在着问题，不仅不能说明武德七年以后还编纂过“新格”，且亦难以构成“又《式》十四卷”是否存在的佐证。

以下即摭拾有关记载，加以辨析和梳理，以明武德立法及当时尚未形成《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史实

一，《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载五十三条格颁后：
　　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
　　这条记载中的“丽以五十三条”，同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史部刑法类著录武德“《令》三十一卷”的原注，述为“以五十三条附新《律》，余无增改”。两处所述“附”、“丽”，意思都较为含混，似乎五十三条格未被修入新《律》，而是附丽于《律》而行。

然则武德七年以来出现的，就会是《律》、《令》与五十三条格和《艺文志》著录的“又《式》十四卷”并行的局面了。不过这样解释显然极不妥当，因为其毫无道理地否定了上面所说《唐会要》和《旧志》关于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的记载。特别是《唐会要》载武德七年诏颁新《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这段文字，实际上不仅体现了《旧志》述当时“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的史源所在；而且也反映了《新志》所述“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一句的史源所在，其显然不过是对《唐会要》或其所据《高祖实录》中“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这一句的改写。至于《艺文志》说当时“以五十三条附新《律》”，更可说是对改写的改写。而改写显然是不能用来否定史源的，故两处所用“丽”字和“附”字都极成问题而不足训，武德七年以来肯定已不再施行五十三条格，也就谈不上有《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了

2，《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云：武德元年五月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修《律》、《令》”。六月甲戌，“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十一月乙巳，“诏颁五十三条格，以约法缓刑”。根据这些记载，在武德元年五月壬申“修《律》、《令》”与十一月乙巳“颁五十三条格”之间，又制行过另一个“新格”。给人的印象是：五十三条格固然已随武德七年新《律》的颁行而停废，但当时还存在着另一个未被废止的《格》。

，上引文述“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之事，当即《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下列记载之所指：
　　高祖初入关，除苛政，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

（未完待续）

律行从简，是恢复生息的基本原则，李二搞繁苛刑法，实在是够差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