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留给讨论。

元上都是开平，古老的开平城在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
一部明修《元史》用大量的文字和篇幅记载了元上都是开平。
明修《元史》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元上都在今天的正蓝旗，也找不到任何元代有效史料文献地标来证明元上都是在今天的正蓝旗。元上都正蓝旗说是明朝以后研究者的附会，还有晚清以来外国人的歪曲，这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元上都开平的准确地点。元代京城上都开平的历史，涉及整个元代历史和明初历史的真实，根据元代皇家京城社会活动的相关文献，追朔元代上都开平真实历史和自然环境的不同记载，进一步分析元上都的文献史料，从中找出不可移动的客观地标，还元上都开平真实的历史地点。

一 元上都地勘讨论的弁言

如果有两个人同名同姓，我们能把这两个人区别开来吗？回答是肯定的，绝对能区别开来。从外在表象的联系上来分析，这两个人有不同的籍贯，不同的年龄性别，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子女，不同的亲戚关系，这些都是区别同名同姓的外在表象。如果外在表象都相近，还会有内在不同的本质区别，如血型不同，DNA不同。如果在一个地区有两个同名的村镇，当地人也会用外在表象的不同来区别。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个东京，谁也没有把历史上的东京误认为是日本的东京，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多个“北京”，还没有那一个历史学家，把历史上的北京都归于今天的首都北京。所以相同的“开平”地名，会有不同的外在表象。只是从外在表象来讨论不同的开平，就可以完全鉴别不同的开平地点。
讨论元上都开平的地理位置，有赖于上都开平在元代的真实文献，有赖于对开平自然地理环境的史料记载，同时离不开当年社会政治环境的正确解析。这是我们认识忽必烈建都选择开平作为京城的总纲目、总的前提。认清当年形势以及中统元年忽必烈所管辖的地盘范围，是我们讨论考定当年京城开平真实地点的重要依据。
（一）开平城的地理概念
在华夏的土地上，今天存世的历史文献中有三个开平。此三个开平的地理位置，物产、资源、水域、海拔、气候环境都有着明显的差别。为了讨论元上都开平的真实地点，我们有必要对开平的地理概念做出一个界定，这样便于讨论比较，避免概念上的混淆。
（1）正蓝旗开平：这个开平今天并不存世，正蓝旗的上都开平是一个已经消亡的遗址。近代以来，《元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个开平在正蓝旗的上都遗址，但又找不到任何元代相关的历史文献。这个历史上的所谓开平，地处东经116.02度，北纬42.25度，这里是草原高寒地带的沙漠边缘，冬季寒冷，夏季少雨，年降水量不足360毫米，平均地势海拔超过1400米，这里基本不产粮食。 通过下面的讨论，我们会认识这个所谓的“元上都”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自然环境，史料地标完全与元代史料不符。这个元上都2012年6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历史将证明，这是世界历史学的一个笑话。
（2）唐山开平：这个开平城今天依然存在於河北省唐山市，这是一个真实的元上都，在本文讨论中，我们称之为“唐山开平”。这个“唐山开平”位于东经118.11度，北纬39.36度的地理位置。古老的开平城历史悠久，地处海边的农业平原地区，平均海拔高度6—8米左右。夏季多雨，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盈，有盐铁之利，俗有北方鱼米之乡的美誉，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可以通往江南和海外。
（3）广东开平：在今天我们的国土上，还有一个历史上的开平，这就是广东省的开平，位于东经112.25度，北纬22.15度，这里的古建筑碉楼很有名气。但是忽必烈1260年当皇帝时的开平，不可能是广东的开平，因为中统元年三月，广东的开平还不属于蒙元帝国。这个开平即使当年存在，也在南宋的势力范围，忽必烈没有办法到南宋的土地上去当皇帝。这个开平与元上都无关，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该文只是对历史上的“正蓝旗开平”和“唐山开平”作一个历史文献的比较，找出一个真实的元上都开平。

由以上的史料记载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次“两个皇帝”的出现，是蒙古帝国当时领土的一次南北分裂。阿里不哥占有东北全部以及长城以北直到甘肃西部的北方领土；忽必烈占有长城以南江淮以北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大蒙古帝国从金人手里夺取的。这次领土分裂后的南北划界，地标参照，可以从忽必烈建国初期派往各地的宣抚使得到证实。《元史》记载当年就没有派人到东北的辽阳行省执行宣抚任务。中统元年以前虽有岭北的土地，但还没有岭北行省的建制，岭北行省是元仁宗时期所建。两个分裂政权基本是以燕山和长城为界，忽必烈并没有占有长城以北的任何土地，东北和漠北地区都不属于忽必烈的权利所及。所以这个时期忽必烈建都的地址选择，不可能在阿里不哥管辖的长城以北的草原。忽必烈这次在开平的“即位”还不是一次正统的“继位”，这次“即位”是一次典型的南北分裂，内战的开始。到中统四年，这次内战以忽必烈的最终胜利结束，内乱基本平息后，才开始由中统改为至元。中统年号是“中华一统”的前期实践，严格地说，元朝不是从忽必烈开平即位开始的，而是始于忽必烈的至元年间，“至元”才是元朝“大哉乾元”的开始。
（三）南北分裂前后的战事
《元史》本纪四，世祖一，中华书局版第61页有如下记载： “岁戊午（应为岁己未）冬十一月戊申（15日），禡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岁“戊午”是1258年，此年冬11月的忽必烈不在开平，皇帝元宪宗也不在开平，他们都在前往讨宋的第一线，不可能有从开平东北发兵的战事。这里应该是“己未冬”即1259年的冬11月，此时忽必烈回到了燕地开平，这是与七弟阿里不哥内战的开始，出发前在开平东北“祭旗”誓师。“禡牙”是古代战争出兵前举行的祭旗礼，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则建牙。“禡牙”一般是指皇帝亲征，如“上复禡牙亲征”。八天以后，忽必烈移住牛头山，“岁己未，十一月丙辰（23日），（忽必烈）移往牛头山，兀良合带略地诸蛮。……时先朝诸臣谋立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者，睿宗第七子也。于是阿兰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而阿兰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摘引自《元史》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版第62页。）
这里的“阿兰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是蒙元“南北战争”开始的写实。开平的地理位置在阿里不哥所占有领土之南，也在宪宗时期的京城“和林”之南。而忽必烈则在开平东北“禡牙”誓师，是向东北地区的出兵，忽必烈战事目标指向是在开平府的东北，才会有“禡牙于开平东北”。在西线战场上，“中统元年九月，丙戌，大败其军于姑臧，斩阿蓝答儿及浑都海，西土悉平”。这条史料，是界定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势力在西部分界的重要依据，当年的姑臧在甘肃，说明阿蓝答儿的势力在甘肃天祝藏族地区。
在忽必烈当皇帝以前，整个蒙元帝国的领土，东起日本海及黄海，包括朝鲜半岛。北到辽金时期人类能自然生存环境的西伯利亚故土，向西越过蒙古高原，再远至西方的四大汗国。向南跨越新疆西部，绕过西藏，南到云南大理，由此北上贵州、四川，然后沿长江以北往东，至江淮以北的安徽、江苏、山东等地，都在大蒙古帝国的管辖控制范围之内。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当了皇帝，这个帝国分裂了。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和西部的四大汗国遗部政权，基本都是阿里不哥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包括甘肃姑臧以东，宁夏，川陕，云南大理、贵州再到江淮以北广袤的土地，都属于忽必烈的管辖范围。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经济富庶的“腹里”地区，足以提供忽必烈选择建都的城市，他没有必要到荒漠草原的一个小山村来建都。如果把京城设在草原正蓝旗，那里的交通条件，无法有效地管理中原地区。更无法再去管理南到缅甸，越南交趾、占城和海南的领土。

历史上的皇都或者帝都的选址，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权的命运。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史料很多，在元朝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任何政权的京城选址，归纳起来有四条最基本的原则，用这四条基本原则考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任何政权概莫能外。
第一，经济富庶。任何历史政权的建都选址，基本都选择在领土范围内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并且地理环境易守难攻。
第二，交通便利。有发达的对外交通条件，一般都是傍水而建，便于商贸和生活物资的供应，有发达的陆路交通和车马道路。
第三，领土重心。选址一般都在政权地理位置的中心，向四周辐射便于皇家的管理。多京制的辽、宋、金、元、明政权也是如此，以其它京城另为权利及政治经济中心。
第四，政治成熟。任何政治集团以及国家政权选择都城的条件，都会考虑政治因素，政治上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地方，作为政治权利的大本营。
按着这些条件，我们来考量正蓝旗，基本不具备在元代初期选址建都的条件，政治上，这里不是忽必烈管辖的大本营。历代京城的选址，是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帝国的京城，是帝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象征。此时蒙元帝国已经占有广袤富庶的农业地区，一个横跨亚欧地区的强大帝国，不会选择在一个交通闭塞的草原小镇作为帝国的京城，离开了社会经济环境来谈京城选址，来谈历史，就是空谈。
经济上，正蓝旗地处高寒地带，平均海拔超过1400米，年降水量不足360毫米，植被生态脆弱，雨水偏少，物产贫瘠，人口稀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这里基本不产粮食，全旗所产粮食最多也就刚好满足当地人口的基本消费。没有多余的粮食供给城镇人口吃饭，如果在正蓝旗建都，京城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这里对外的交通没有水运条件，靠旱路马车从千里以外运输粮食，根本不能满足当年京城人口的吃饭问题。上都开平单独作为元帝国的京城，至少有十年之久，草原小镇无法养活帝国京城的人口和数十万人的军队。
这次蒙元帝国“南北战争”的现实，为我们明确开平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大致的方位选择，为忽必烈即位选择京都，确定了大概的地理范围，这个开平不可能在长城以北。如果开平在正蓝旗，再向北就是沙漠荒原，当年的自然环境，还不具备人类群体社会活动的现实条件。今天蒙古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是蒙元帝国的退败之地。无法仅用北元退败之地的局限来研究大蒙古帝国起始之因。蒙元时代全国不足6千万人口，也不能用中国10亿人口的现实地理环境来研究当年蒙元时代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国是在一个草原小镇都无法运作，更无法完成帝都的功能。当年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忽必烈所占有的地盘以及未来统一全国的政治趋向，都不允许这个政权选择在正蓝旗草原建都。元上都正蓝旗说是典型的移花接木，把真实的开平文献移栽到正蓝旗，结果是水土不服，山海各异，地标相左。草原生态植被与平原开平有着很大的差异，自然环境不符，这种“嫁接”是荒谬的。山移海不移，肆移井不迁，从元代留下来的上都开平文献，今天完全有能力鉴别一个真实的开平，还元上都开平的历史真实。

二 元上都开平在燕地

元都于燕，这是在元代文献中经常见到的一个泛词语。这个“元都于燕”的历史文献，与忽必烈中统元年当皇帝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开始讨论“元上都开平在燕地”以前，我们首先界定一下“燕地”的概念，明确“燕地”的广义地理概念与狭义地理概念的区别。
（一）燕地的广义与侠义历史地理概念
燕地一般认为始于先秦的燕国，西起北部太行山以东，最东可以到达锦州，北起燕山，包括燕山山脉，历史文献有“燕地不过古北口”之说，向北过了燕山山脉就不是燕地了。古燕地向南没有超过保定，保定俗有“燕南赵北”之说，保定以东还有历史上的中山国北境为界。所以燕地的地望是：北起燕山，南到保定，西起北部太行，东出山海关，最远也没有超过辽宁的锦州。历史上可以称为“燕地”的地望概念就这么大，这是广义的燕地历史概念。从这个广义的历史概念来分析，正蓝旗之上都，不在燕地。而侠义的燕京，燕城也不会在正蓝旗，我们只能从广义的概念来讨论“元都于燕”。
“燕”的广义概念是历史上所有的“燕地”，比今天的北京城要大得多。其狭义概念有时指的是“燕城”或者“燕京”。燕地的范围不一定就是绝对狭义的今天北京城，而且忽必烈开始当皇帝，也并不是在今天的北京城，而是开平城。元代建国初期的“燕城”也不是今天的北京城，当年忽必烈称帝时期的今北京是金之中都，并非“燕城”或者“燕京”。
（二）霸突鲁在忽必烈潜邸议论选址建都
初步界定燕地的历史概念以后，我们开始讨论“元都于燕”的史料。忽必烈在当皇帝以前，在哪里选址建都，以便于对国家的管理，在哪里登基更合适，更有利于对国家的管理，也有一个议论务虚的准备过程。我们先看一条《元史》中霸突鲁与忽必烈讨论定都选址的对话，分析霸突鲁的言论所指“幽燕之地”的地理概念。
“世祖在潜邸，从容语，霸突鲁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如何？对曰：幽燕之地，蟠龙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怃然曰：非卿言，我几失之。世祖至开平即位，还定都于燕。常曰：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摘引自《元史》卷一百一十九，木华黎传附霸突鲁传，中华书局版2942页）此处的“定都于燕”完全所指的是元上都开平。当年的开平就在燕地，这条史料给出了充分的证据，今天的唐山开平城仍然还在燕地。“世祖至开平即位，还定都于燕”说明开平在燕地。
历史地理概念不只是一张平面地图，还有严格的时间顺序，要以历史时间进行严格的考量，问题就清楚了。中统元年春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当皇帝的时间，还没有元大都，《元史》地理一，中华书局版1347页有关大都路的记载：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所以忽必烈在燕地开平当皇帝八年后的至元四年，今北京城还是金之中都的地名。
（1）开平定都潜邸建议的时间
从霸突鲁与忽必烈的这个对话，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对话史料产生的时间。“建都於燕”的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1260年三月28日以前，即忽必烈还没有当皇帝以前。当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以后，建元中统已经有了京城，并且坐上了龙庭，就不会再有於哪里选址建都议论的必要。这段对话最早不可能早于1259年的9月底以前，最迟不会晚于中统元年3月28日以后，其时间段没有超过半年。霸突鲁从鄂州前线撤回以前，还不会有在忽必烈的“潜邸”公开讨论选择京城地址当皇帝的机会。宪宗阁天，皇位虚待，七弟阿里不哥要接班当皇帝，忽必烈才有“果欲经营天下”的欲望公开表达。元代皇位有“兄终弟继”的传统，但也是“以长为先”的原则。宪宗去世后，当皇帝的历史责任，明显地摆在了忽必烈的面前。1259年八月底忽必烈在鄂州前线才接到宪宗去世的消息。所以此时“果欲经营天下”的议论，一定不会早于宪宗去世前。如果在宪宗去世前，公开议论“当皇帝”属于大逆不道。元宪宗去世后的九月，忽必烈和霸突鲁都在鄂州前线，鄂州又没有忽必烈的“潜邸”，所以这个潜邸建都的议论，是两个人都回到各自居所以后的事。这段建都选址的议论，是充分证明“上都开平在燕地”的文献证据。

（3）霸突鲁与忽必烈的关系
霸突鲁与忽必烈的关系，是我们探讨这次对话的关键所在。我们先把霸突鲁与忽必烈的关系搞清楚，再接着往下讨论。继续看霸突鲁传的记载：（霸突鲁）“师还，中统二年卒于军，大德八年追赠推诚宣力翊卫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东平王，谥武靖。夫人铁木伦，昭睿顺圣皇后母兄也”。这个“昭睿顺圣皇后”是忽必烈的先皇后，於至元十八年早于忽必烈去世。而霸突鲁的夫人“铁木伦”是姐姐，昭睿顺圣皇后是妹妹，所以霸突鲁与忽必烈是同一个老丈人的女婿。按民间的俗语，他们是连襟的挑担。我们弄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清楚他们讨论定都问题的重要性，知道霸突鲁的这个选择京城的建议是可信的。霸突鲁是木华黎的孙子，忽必烈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从他们爷爷辈的关系来看，木华黎与成吉思汗是共同起家的战友，他们都是蒙元灭夏、金后的“官家后代”。木华黎是大蒙古帝国早期的四怯薛之一，又是成吉思汗的铁杆保皇，在战争年代木华黎与博尔朮在雪夜站立一宿为成吉思汗执帐守夜避风雪，以后又成为世代血亲。
开平从至元五年（1268年）始称上都。直到至元四年忽必烈才有修大都城的文献。霸突鲁这个选择京城的建议，与后来大都北京的建都没有任何关系。有人愿意把这个议论归于燕京之大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凭空想象，从历史的时间段来分析，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大都京城的选址远在开平建都以后八年之久，元代史料写得非常清楚。有了霸突鲁与忽必烈这段潜邸对话的前提，才有了忽必烈在燕地开平选址定都即位的现实。《元史》的这些记载，真实地记录了元上都不在正蓝旗，真实的元上都开平在燕地。

（3）春风先到凤凰台
明朝人徐祯卿的笔记《翦胜野闻》记载了一首元惠宗在开平写给朱元璋的诗，诗的题目是《赠吴王》，从诗的题目称朱元璋是“吴王”就表示了对朱明政权的蔑视。“元帝既遁，复留兵开平，犹有觊觎之志，太祖遣使驰书，明示祸福，因答诗曰：
金陵使者渡江来，万里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无处不昭回。
莫言率土皆王化，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叮咛频嘱付，春风先到凤凰台。
这里的“凤凰台”地名对应的就是“金陵城”。凤凰城是唐山的别称或者代称，这个史料和文献很多，凤凰城源自凤凰山。唐山市是近代工业的产物，其地名历史延续了古开平城，这里的“春风先到凤凰台”说明历史上的“凤凰城”是古开平的别称。诗中的“凤凰台”显然是专指的开平城，因为此时元惠宗就驻在上都开平城。该诗的写作背景是至正三十八年的冬天，元惠宗主动放弃大都后，据守上都开平期间，朱元璋派出使者企图用绥靖政策劝降元惠宗，遭到了元惠宗的严词拒绝。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洪武二年常遇春进攻开平前的“战表”，朱元璋接到用这首诗写的“战表”后，派遣常遇春、李文忠於六月在开平展开了决战。在这次决战中，朱明政权取得了开平城，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明军损兵折将，常遇春在这次战斗中负伤，20天后命丧开平。其后封“开平王”，开平王常遇春的墓地永久地留在了唐山西果园的常各庄，常遇春的墓地，是确定元明时期开平城的重要地标。
（4）由以上的这些文献记载可以得出结论：到了明朝初年开平城还在使用，开平城仍然在今天唐山这个地方，明朝永乐七年的“备边开平”说明开平在明朝的北方边境附近，这个开平城的地理位置可以为北征准备粮草给养。大明王朝与北元的边界是以长城为界，说明当年的开平在长城以南。这些史料充分证明元上都开平在至正十八年腊月并没有全部被烧毁烧光，明初开平城的文献记载完全可以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质疑。
（五）蔡东潘的元上都观点
历史上这个开平府的建设，民国学者蔡东藩在《元史通俗演义》一书的理解很值得参考。请看蔡东藩的表述：“到了次日，兄弟复会，蒙哥汗欲另建城阙宫室，作一都会。忽必烈遂保荐一人，叫作刘秉忠。秉忠邢台人，英爽不羁，因家贫为府令史，嗣即弃业为僧。会忽必烈召僧海云，邀秉忠与俱，应对敏捷。尤长易理及邵康节经世书，大得忽必烈称赏，因此忽必烈就事举荐。遂命秉忠相度地宜，择定桓州东面、滦州北面的龙冈，作为吉地，督工经营，定名开平府。”摘引自《元史通俗演义》第二十回。北方文艺出版社第100页。
蔡东藩就认为当年的“开平府”在滦州。这个帝都开平的选址，是宪宗皇帝的决策，说明这是一个国家工程。所以这里的“帝”是指的元宪宗。当年的忽必烈还不是一国之主的“皇帝”，这个开平府的选址，是忽必烈按着宪宗的意图由刘秉忠选择的地址，所以这个燕地建都的章程，先期应该是属于宪宗蒙哥。开平府的建造，不是忽必烈的个人行为，而是宪宗准备统一中国后预备在这里建都的选择。只不过宪宗没有实现自己的大略理想，而中途夭折重庆钓鱼山。到忽必烈在燕地开平即位，才有机会又选择了这个京城。

三 元上都开平是京师

确定元上都开平是京师，可以改写《元史》研究中的许多内容。我们说元上都是京师，一是有明确的元代史料记载；二是上都开平建都的时间要早于大都；三是从当年真实的唐山开平上都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皇家社会活动的功能来考量都优于大都。
京师，泛指首都，而且是第一京城。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后世以此泛称国都，在多京城的皇朝时代，“京师”是第一京城。这个第一京城也称上都，历史皆然，一脉相承，上都是古代对京都的通称。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实用西迁，作我上都”。就是说以长安为上都。上都对陪都而言，故称首都为上都。北齐以晋阳为下都，所以邺城为上都。到了唐代，又以长安为上都，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建东、西、南、北四个陪都，所以称长安为上都。《旧唐书》吐蕃传，广德元年（763年）“乘輿还上都”，又回纥传，“今知天可汗见在上都，都是指的长安是第一京城（摘引自《辞海》1974页）。到了元代，有两个几乎同时并存的京都，即元大都和元上都，其中必然要有主次之分，元上都是正都京师，今北京元大都是陪都。
（一）上都是京师的元代文献
元大都北京是陪都，元上都才是第一京城，元代文献记载是明确的。
（1）元代文人王恽在给皇帝忽必烈的“皇太子亲政事状”中，非常明确地记载了这个问题。请见河南大学杨亮教授点校的《王恽全集汇校》卷八十四“乌台笔补”中的文献，载中华书局版第3469页。“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恭维燕王殿下春秋鼎盛，今者守中令，领枢府，然首居重器，未尝事事。”这段记载，可以考订写作这个“事状”的大概年限，是太子真金封燕王以后的事，是燕王年龄“春秋鼎盛”时期。《元史》有中统二年十二月庚寅“昭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的记载。王恽接着写道：“如每岁春，车驾巡幸上都，燕王殿下居守陪京，抚临汉地，握一府之枢，控百辟之重。”这里明确记载皇帝车驾“巡幸上都”以后“燕王殿下居守陪京”。皇帝忽必烈所到的上都才是第一京城，第一首都。至元十九年三月，王著杀阿珂马事件发生在元大都，也证明了燕王真金是在大都留守的，才会有“燕王殿下居守陪京”的记载，此燕王留守地燕京是“陪都”，元代历史文献是明确的。
上都是京师，而且上都是第一首都，从《元史》中的开平建都时间，皇家社会活动功能的建制，都可以证明元上都是第一京城。上都开平建设开府于元宪宗六年，而元大都到至元九年还是金之“中都”的地名，至元四年才开始对这里城建。在金中都还没有改“燕城”，燕城没有改大都以前，开平城是元朝唯一的京城，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京师。
（2）《元史》卷四，世祖一，中华书局版第56页有以下记载：“中统元年夏四月乙丑，徴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师宿卫”。中统元年还没有元大都，所以此处的“赴京师宿卫”就是赴京师开平。这是忽必烈刚刚当皇帝，在上都开平执政，不可能无辜征兵到金之废城中都去“宿卫”警戒一个没有皇帝的城市，而这个京师也不可能是属于阿里不哥的和林城。开平是忽必烈中统元年建国时唯一的一个京城，开平也就成了元朝开国的“京师”，这就确定了开平是帝都京师的地位。大都“京师说”只是后来《元史》的编者和研究者的一种估计或者附会，这种估计或者附会是从位于正蓝旗荒漠草原简陋上都的错误开始的。元朝从开国初期就确定了上都开平的京师地位。从京城设施功能来分析，上都开平皇家设施功能俱全，元世祖以后的十位皇帝，有八位可考的都是在元上都即位。根据元代文献记载，我们重新认识大都与上都的京城地位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元上都才是真正的京师，而后来建设的大都北京是元代的陪都。

（3）虞集《贺丞相忠贞公墓志铭》有以下记载：“世祖皇帝建上都於滦水之阳，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於大都。大驾岁巡幸，中外百官咸从，而宗王蕃戚之期会朝集，冠盖相望”。（选自《虞集全集》道园类稿卷四六第883页）。
这里的“形势尤重於大都”就指明了这个京城比大都重要，“大驾岁巡幸”“冠盖相望”说明这里交通的繁忙。而地理位置是在滦河入海口处，才有可能“东际辽海”。贺氏家族世袭上都开平府尹，虞集还有如下的表述：“独贺氏受命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孙世守其官，列圣相承，莫之易也。臣尝载笔从行，从其门人宾客与其父老问贺氏之所以为政者，则曰：京师浩穰，公上之供给用之目，或一事累钜万之费，微至一瓦一木，亦听裁决”。上都留守的贺胜所管理的是京师，才会有”京师浩穰”的记述，这里的“浩穰”意思是说，京师很大，人口也很多，所管理的事情浩繁。如果北京的大都是京师，一个开平府尹世代上都留守的家族官员怎么会管理到大都的事情。滦河边的上都是第一京城，而大都是陪都，虞集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元上都是京师。
（4）地理域名优先的原则
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当了皇帝，上都开平就确定了第一京城的“京师”地位，按着建都的时间前后分析，开平也是第一首都。元上都已经是京师，不可能25年后辟为另一个京都的大都也是京师，那样会使地域名称混乱，将使皇家的社会活动及立法行文无所适从。京师是上都的社会地位不可改变，也无法改变，《元史》中前期的“京师”从来都不是大都。一部明修《元史》里的京师，除最后十年元惠宗放弃了两都巡幸后，之前的京师全部所指都是元上都。有了上都是“京师”的准确认识，对《元史》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完全可以改变错误的上都正蓝旗说。
（二）元代的永平乐亭是京师
元代史料中的河北乐亭是京师，我们看一段永平府乐亭属于京师的历史文献，载《元史》卷一百九十八，孝友二，中华书局版第4463页。这个历史文献记载了江西临江孝子黄赟到京师永平府乐亭找爹的事件：“黄赟字止敬，临江人，父君道，延祐间求官京师，留赟江南。时赟年幼，及既长，闻其父娶后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则父殁三年矣。庶母闻赟来，尽挟其资去，更嫁，拒不见赟。赟号哭语人曰：吾之来，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殁，思奉其柩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见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遗财邪！久之，闻庶母居海滨，亟裹粮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纳。庶母之弟怜之，与偕至永平属县乐亭求父墓，又弗得。赟哭祷于神，一夕梦老父以杖指葬处曰：见片砖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敛时有某物可验。启朽棺，得父骨以归”。
这段《元史》文献的记载，准确地说明了黄赟的父亲到京师求官，才有可能居京师之“永平”，由黄赟的生父“求官京师”“居永平”，所以永平是当年的京师，而他的生父黄君道去世后又埋在了乐亭，元代的乐亭属于永平府，才会有“偕至永平属县乐亭求父墓”的文献，由此证明今天的河北乐亭县是元代京师的范围。此“京师”的记载，也进一步证实上都是元朝的第一京城，只有第一京城才是京师。而今天的开平城还在古永平，《永平府志》和《乐亭县志》对此事件也有同样的记载。
元代文人揭傒斯后来把黄赟找爹的这个真实故事，又改写成了文学作品的长篇叙事诗《赵孝子》，载《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44页。其中的历史人物黄赟，改写成了文学虚构人物赵孝子。诗中的人物地点与《元史》中的人物地点相同，整个事件的过程情节相似，只是细节略有差别，所以这是同一个事件。 揭傒斯的《赵孝子》一诗，又真实地记载了“滨州利津县”，说明在乐亭县与滦南县之间靠海的地方，当年还有一个元代的利津县，由这个利津县，还可以证实蚕沙口镇就是元代的中滦渡。金元时期的“海王庄”就是今天的蚕沙口，这里今天还有“天妃宫”存世。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六节“元上都开平在海边”作进一步的讨论分析。

（三）宰相安童是京师乐亭人
元代忽必烈时期最年轻的宰相安童是乐亭人，元代历史文献也有相关的记载。请见《元史》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版第3084页的安童传。
（1）元代宰相安童是在“京师”乐亭去世的。“至元三十年（1293年）春正月，以疾薨于京师乐安里第，年四十九，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图弗信，果丧予良弼。诏大臣监护丧事”。大德七年成宗制赠推忠同德翊运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东平忠宪王“碑曰开国元勋，命世大臣之碑，子兀都带”。“兀都带器度宏远，世祖时袭长宿卫，父安童殁，凡賵賻之物一无所受，以素车樸马归葬只（之）蘭秃先莹。奉母以孝闻，子拜住，自有传”。这个兀都带是安童的儿子又是元英宗时期宰相拜住的爹，所以元英宗的宰相拜住又是安童的孙子，拜住宰相在“南坡事件”中血洒宫廷，英年早逝，实为可惜。“南坡”就是倴城以北村民对今天倴城北河的称呼，今天滦南泡里、胡家坡一带的人们，还给倴城的北河叫“南坡”，并且有地方史料为证。我们从安童传里的“以疾薨于京师乐安里第”的记载，可以知道安童是乐亭人，还可以推知安童的生父霸突鲁也是乐亭人，由此我们还可以推知入关后的整个木华黎家族也是在河北乐亭。
安童是在河北唐山乐亭这个“乐安里第”去世的，并且以“素车朴马归葬”在乐亭“蘭秃之祖茔”。这个蘭秃祖茔在乐亭县城东十华里，今天的乐亭“蘭秃”多写作同音的“兰坨”。文革前，这些坟茔还都存在，文革后，这些安氏祖茔都被平掉了，不过现在还能找到基本准确的地址，木华黎以下的家族逝者可能都埋葬在这里。“乐安”是乐亭又一个历史地名，始于汉代的乐安亭，后来简称乐亭。“里第”是自家的宅院，“里”也可以称谓胡同，也叫里巷。“第“就是“府第”的单称，是“宅院”或者“居所”的又一个称呼。所以安童出生在乐亭，也是在乐亭这个“乐安里第”去世的。安童去世时，当年的京师乐亭还有“雨木冰三日”的文献记载。我们深入研究自然环境中的“雨木冰”季节现象，正月十九日这个季节 “雨木冰”的自然现象，不可能发生在正蓝旗草原。
（2）雨木冰的季节见证
雨木冰是一种自然天气现象，多发生在沿海内地的早春或者晚秋。这个季节的雨加雪天气，落在树枝上结成的冰，称为“雨木冰”。雨木冰现象发生后，蔚为壮观，树木皆白，天地素然。安童去世后，发生的“雨木冰”现象，寓意天地为之含悲，万物为之戴孝的天意。发生“雨木冰”自然现象的季节性和地域性都很强。在安童去世后，春正月19日的正蓝旗还是严冬的雪季，不会有这种“雨木冰”的自然现象。正蓝旗所谓的上都草原遗址没有高大的树木，也不会有雨水落在大树上结成的冰。在雨雪交加时产生的这种“雨木冰”天气现象又区别于“霜满天”，“霜满天”是空气中的水汽由大雾天气在树上结成的霜，“雨木冰”是雨加雪天气落在树木上形成的冻雨。“霜满天”是晴天的大雾由雾水在树木上结成的霜雪，大雾散去后，在太阳底下是一种“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观。“霜满天”的先决条件是晴天，而“雨木冰”的先决条件是阴雨天气。所以只有在沿海地区空气含水量高的地方和东北个别地方才有雾凇这种现象。在冀东，当地人给这两种自然现象都称其为树挂，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安童传中“雨木冰”的表述是树介。
春正月里的“雨木冰”现象，肯定不会发生在正蓝旗草原，正蓝旗地处海拔1400多米的高原，这里冬季寒冷，常年干旱少雨雪，空气里的含水量稀少，正月里气温还很低，正处在下雪的季节，季节气温既没有“霜满天”也不会有“雨木冰”的现象。春正月北京大都有“雨木冰”的现象，但是北京的大都没有乐安城，乐安城是乐亭，见《晋书》载记篇卷一百六有“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同样的记载。安童在京师“乐安里第”去世后，春正月19日有“雨木冰三日”的记载，这种京师自然天气现象与乐亭的自然天气季节是一致的，所以元代的乐亭也是京师范围。
雨木冰就是“冻雨”，这种“冻雨”也叫“木介”，安童是在正月十九日去世的，这个文献还可以参见元明善存世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这个碑铭载《元文类》卷二十四，吉林出版社“四库全书荟要”本第254页，原文有相同的记载。安童“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师乐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及薨，木介三日。天下闻之，识与不识，无不惊哀”。“家老一无所受，素车樸马归葬济蘭图先茔”。这个记载与《元史》中安童传的墓葬地点是相同的，“蘭图”就是今天老奤话同音的“兰坨”。“木介”即“雨木冰”，《汉书》五行志及《旧唐书》五行志都有这个记载。由“雨木冰”的自然季节现象确定安童去世的京师地点就是乐亭，当年的乐亭就属于京师，这个京师就是元上都，史料是清楚的。自然季节的天像规律是无法用文字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