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是先秦时期诸子都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在他们各自思想处呈现的向度各异。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为老子所首倡,后经庄子深入阐释变得更为宏阔。考究庄子的“圣人观”须在其整体思想意涵基础上,以多重向度加以深究。
“圣人”在老子哲学思想中既是世间每个个体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又是大道落实在人世间展现的面相之一。“圣人”作为老子哲学体系中的理想人格之一,其根本特征有二:其一,能够时时展现大道的丰富性与无限性,是大道至高性的体现;其二,政治领域中的“圣人”与理想中的统治者合二为一,显示出“圣王”的倾向。老子及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与孔子及先秦儒家的“圣人”观存在差异,儒家言“圣人”多侧重伦理道德的楷模而言,而老子及庄子言“圣人”多是就其能够体认自然,进而拓展内在的生命世界,扬弃一切影响身心自由的束缚而论。
庄子在看待人时,总是站在道的立场上,采取自然与无为方式视之,并在此基础上注重人与万物生命的自化。庄子不但拓宽了“圣人”观的内涵,而且在万物平等意识基础上,把诠释的重点落在了精神领域,凸显人精神性向度中超拔的倾向。庄子高扬的“圣人”多是指能在精神层次上体悟大道,达于心与物、形与神内外合一境界之人,庄子又称之为至德之人。从宏观处着眼,庄子思想视野中的“圣人”不受外在功名利禄的束缚,能以自然之态,行无为之道,直达“逍遥”之境,既是个体所追求的至高人生境界,又是现实社会中独立、理想人格的代表。
在庄子所推尊的得道之人中,“圣人”是其论述最多的理想人格形象与人生境界。在庄子视野中,其他诸家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多为礼、义、刑、法制定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精神层面对人本然心灵的桎梏,已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庄子批判儒家“圣人”时着重突出其伪善、虚假一面,“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批判儒家“圣人”观的同时,庄子也着力展示承老子而来的道家“圣人”观。老子所言的“圣人”,多在治国、治世中实现对人的关怀,而庄子所论的“圣人”,多把关注目光转移到精神领域,落实到对个体生命精神层面的关怀之上。
庄子对“圣人”的定位在于其“无名”。而老子与庄子所言的大道均是以“无名”为其主要特征,“圣人”在俗世中,不仅能洁身自好,保持较高道德修养,而且能与万物和谐相处。此外,在顺化万物这一点上,“圣人”与“至人”“神人”“真人”“天人”等一样采取春风化雨方式,协同万物自我生长。
“圣人”身存俗世之中而能游于尘世之外,庄子说:“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惔,乃合天德。”
此段论述是庄子对“圣人”的集中展示,《庄子》其他各处对“圣人”的论述,皆可与此段相映照。在庄子看来,“圣人”对于生、死、阴阳、动静、祸福、是非、形、神、天德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看法。庄子认为以“圣人”眼光视之,万物应顺乎大道,视生死为“物化”,从容面对自身之死,即把死看作与生同是顺应大道之化的体现,而不必起执于生、死;对于俗世之中福祸、名利及言辞之争,“圣人”均能齐同视之,从而无所系、无所累,而这些皆可归结于“圣人”以虚、静之心看待天下万物。可见,庄子所论的“圣人”是德、精、神合一的精神境界,“圣人”以不言之教行感化之功,与万物顺然相处,“圣人”之功泽被天下而不被知。依此来看,庄子所言“圣人”行事方式完全超脱于世俗价值之外,在于其“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
那么,“圣人”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圣人”身处世俗世界中而无所执系,能够把外在之知转化为内在之知(真知),在合理对待世俗中事与物的同时,能顺应万物本性而为。其次,由于“圣人”在把握世界时不执着、不缘求,能以平常心看世界,并可以做到“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故在认识世界时,能观察到世界的本质一面。再次,“圣人”身处俗世之中,与万物相处时,既能“适人之适”,又能“自适其适”,面对大千世界,以浑然之态审视之。在庄子看来,万物应然的生存状态当为自然、虚静、无为,“圣人”视世俗世界的无端之争皆是对事物本身的偏见所致,“圣人”则以自然之心应时而发。
那么,世俗之人如何臻至“圣人”及与道合一之境呢?庄子提供了两种至简的方法。一是“坐忘”。在《庄子·大宗师》篇中,他借颜回与仲尼之口向世人释解了“坐忘”之境,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在庄子看来,只有忘掉自身的身体、聪明才智,甚至忘掉自我,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二为“心斋”。论及“心斋”,庄子同样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何谓“心
“圣人”在老子哲学思想中既是世间每个个体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又是大道落实在人世间展现的面相之一。“圣人”作为老子哲学体系中的理想人格之一,其根本特征有二:其一,能够时时展现大道的丰富性与无限性,是大道至高性的体现;其二,政治领域中的“圣人”与理想中的统治者合二为一,显示出“圣王”的倾向。老子及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与孔子及先秦儒家的“圣人”观存在差异,儒家言“圣人”多侧重伦理道德的楷模而言,而老子及庄子言“圣人”多是就其能够体认自然,进而拓展内在的生命世界,扬弃一切影响身心自由的束缚而论。
庄子在看待人时,总是站在道的立场上,采取自然与无为方式视之,并在此基础上注重人与万物生命的自化。庄子不但拓宽了“圣人”观的内涵,而且在万物平等意识基础上,把诠释的重点落在了精神领域,凸显人精神性向度中超拔的倾向。庄子高扬的“圣人”多是指能在精神层次上体悟大道,达于心与物、形与神内外合一境界之人,庄子又称之为至德之人。从宏观处着眼,庄子思想视野中的“圣人”不受外在功名利禄的束缚,能以自然之态,行无为之道,直达“逍遥”之境,既是个体所追求的至高人生境界,又是现实社会中独立、理想人格的代表。
在庄子所推尊的得道之人中,“圣人”是其论述最多的理想人格形象与人生境界。在庄子视野中,其他诸家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多为礼、义、刑、法制定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精神层面对人本然心灵的桎梏,已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庄子批判儒家“圣人”时着重突出其伪善、虚假一面,“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批判儒家“圣人”观的同时,庄子也着力展示承老子而来的道家“圣人”观。老子所言的“圣人”,多在治国、治世中实现对人的关怀,而庄子所论的“圣人”,多把关注目光转移到精神领域,落实到对个体生命精神层面的关怀之上。
庄子对“圣人”的定位在于其“无名”。而老子与庄子所言的大道均是以“无名”为其主要特征,“圣人”在俗世中,不仅能洁身自好,保持较高道德修养,而且能与万物和谐相处。此外,在顺化万物这一点上,“圣人”与“至人”“神人”“真人”“天人”等一样采取春风化雨方式,协同万物自我生长。
“圣人”身存俗世之中而能游于尘世之外,庄子说:“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惔,乃合天德。”
此段论述是庄子对“圣人”的集中展示,《庄子》其他各处对“圣人”的论述,皆可与此段相映照。在庄子看来,“圣人”对于生、死、阴阳、动静、祸福、是非、形、神、天德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看法。庄子认为以“圣人”眼光视之,万物应顺乎大道,视生死为“物化”,从容面对自身之死,即把死看作与生同是顺应大道之化的体现,而不必起执于生、死;对于俗世之中福祸、名利及言辞之争,“圣人”均能齐同视之,从而无所系、无所累,而这些皆可归结于“圣人”以虚、静之心看待天下万物。可见,庄子所论的“圣人”是德、精、神合一的精神境界,“圣人”以不言之教行感化之功,与万物顺然相处,“圣人”之功泽被天下而不被知。依此来看,庄子所言“圣人”行事方式完全超脱于世俗价值之外,在于其“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
那么,“圣人”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圣人”身处世俗世界中而无所执系,能够把外在之知转化为内在之知(真知),在合理对待世俗中事与物的同时,能顺应万物本性而为。其次,由于“圣人”在把握世界时不执着、不缘求,能以平常心看世界,并可以做到“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故在认识世界时,能观察到世界的本质一面。再次,“圣人”身处俗世之中,与万物相处时,既能“适人之适”,又能“自适其适”,面对大千世界,以浑然之态审视之。在庄子看来,万物应然的生存状态当为自然、虚静、无为,“圣人”视世俗世界的无端之争皆是对事物本身的偏见所致,“圣人”则以自然之心应时而发。
那么,世俗之人如何臻至“圣人”及与道合一之境呢?庄子提供了两种至简的方法。一是“坐忘”。在《庄子·大宗师》篇中,他借颜回与仲尼之口向世人释解了“坐忘”之境,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在庄子看来,只有忘掉自身的身体、聪明才智,甚至忘掉自我,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二为“心斋”。论及“心斋”,庄子同样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何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