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涅维奇始终没有谈起自己的爱情。萌发这一感情的最初特征是突然开始想到这个问题。无论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有时他的两眼忽然呆滞起来，脑袋歪斜着，脸上泛起微笑。只有在下棋时季娜伊达才敢打破他的沉思，提醒对手注意力要集中，胡思乱想分散精力在棋局刚开始是不明智的。打猎时他为自己笨手笨脚也感到奇怪。他平时打猎命中率很高，是一位优秀射手，现在变得手不听使唤了。每当开一枪毫无所获时，他只好耸耸肩歉意地笑笑……。
　　一下子无法表白。好几次都无法解释这类现象。有一次鲍里涅维奇问她道：
　　“季娜伊达，您为什么还不结婚？”
　　“没有人可嫁。”她答道。
　　“您看，”他停了停说道，“咱们俩结婚怎样？。
　　“不晚吗？”她问道。
　　“我想，不……”
　　夏天过去了。暑假结束后开始了新学年。两位朋友仍然形影不离。但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女助教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自己没有坚持住。她也开始爱了。起初她还觉得无所谓，好长一段时间自己也不相信会这样。是她那时拒绝了鲍里涅维奇，而现在奇怪的是她也迷恋起这位助教来了。他老吸烟曾使她头脑发晕。终于他的烟味儿现在也感到好闻而离不开了。他激动时结结巴巴的讲话现在她听起来也不讨厌了。“一点也不难听。”她现在这样想，“相反，听起来真开心……”
　　她偶尔看到过他发脾气，她对这种大发脾气也曾害怕过。无法抑制住的怒火爆发出来了，看来他是难以自己。那时她吓得要死，也感到厌恶，赶快走开。而现在当他大动肝火时，她甚至感到开心的只有强者，只有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才会这样……
　　鲍里涅维奇很不善于讲话。让他鼓起勇气讲一段话就更加困难。他的话枯燥乏味，吞吞吐吐，催人欲睡。过去女助教对他的口才曾难以忍受，而现在听他讲话就象孩子们听勇士和仙女的故事那样全神贯注，她贪婪地听他的每一句话，还不断地提问，生怕漏掉重要的地方……
　　随着感情的变化，理智的防线也被突破了。多少年来她第一次感到无休止的争斗使自己精疲力竭。她现在想，最好将一部分负担转移到别人的肩上，以便自己也能象别人一样生活。有着使人无法忍受的孤傲天性的她现在和这位强者、刚毅的男子汉在一起，也成了一个需要人帮助的弱女子。女人所能得到的幸福在吸引她。她想成为一个被人宠爱的女人，同时也要爱男人，以使自己摆脱孤独。她一生都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但她也需要生活和别人的同情，得到别人对她的怜悯。鲍里涅维奇聪明能干，难道不能与她缔结良缘吗？虽然她已不年轻美丽，但两人都已成熟，在生活中都能自己保护自己。今后教研室将是他俩的，他们俩一定共同保卫这一堡垒。分隔他俩房间的薄墙也会消失，他俩会组成幸福的家庭。
　　但这需要作出牺牲。最初，当亲爱的人侵犯她的自由时，萌发的温柔感情曾不只一次遭到毁灭。她一点不谅解，丝毫不妥协。原来，她不需要任何人时，她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但现在，为了和谐和爱情，她视为珍贵的习惯也都不得不放弃和收敛。鲍里涅维奇同样也是这样，因为他感到现在谁都离不了谁。当他俩想起对方时，就获得了完整和宁静……
　　季娜伊达真有所悲痛的。鲍里涅维奇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这门对她也永远封闭了，也把她的幸福与爱情的希望永远封闭在里面了。
　　第六节
　　帕霍姆和平时一样，早上七点钟就醒了。他悄悄地穿好衣服，提上胶底高筒毡靴，看了看帐子里正在睡觉的妻子，她头发剪得很短，面容苍白，身体肥胖，他朝她看了一眼就走了出去。
　　冬天刚来临，这时天还没有亮。发白的天空使大地布满了一片黎明前的蓝色。屋顶和晨雾也呈现出蓝色。
　　他开了灯走进解剖室，抽起烟，打着哈欠，在室内来回走了好半天。
　　帕霍姆一夜没有睡好，现在感到很不舒服。刚刚合上眼“急救”铃声就吵醒了他。他把暴病而死的老头抬进了陈尸间。后来又被叫醒两次。开始运来一个被火车轧死的醉鬼。清晨五点钟时又运来一个从房顶上摔下来死亡的电工。早晨当人们给死老头和醉鬼剥破衣服时，帕霍姆已在整理柜子，检查手术器具，仔细擦掉上面的污点和尘土。
　　接待室里陆续走进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是死者的亲属。在不寻常的环境里，这些人都是愁容满面，显得很窘迫。他们很容易互相结识，攀谈越来。女人们的哭泣和诉怨声不时传进了解剖室。
　　工友听着外面的嘈杂声越来越高，但仍然干着自己的事。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对自己的职责和对周围的人都形成了固定的看法。这些看法似乎已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他坚信，科洛科洛夫教授值得高度尊敬，女助教和化验员也应尊敬，而对来这里的人是宽容和蔑视。对那些为争夺还躺在解剖台上、尸骨未寒的死者遗产而争吵的人们是不能尊敬的。“每一个亲属都是为了私利。”帕霍姆常说，“有些人说出来，而有一些人是藏在心里……”

　　工友对死者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掌握了一套尸体防腐的秘密，任何细节都能处理得很好，使尸体看起来不惹人反感。头发、眉须平整，衣服扣子扣得整齐。这些被工友们称之为“闭上眼睛的人”完全变了样。
　　接待室里的嘈杂声更大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盖过了男人的声音。她在咒骂男人该死，以后的话更难以入耳。工友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了出去。接待室里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正对一个身穿棉袄的小老头挥拳头，喊道：
　　“******！听见没有，死鬼，可恶的东西！”
　　帕霍姆满不在乎地挽起胖女人的胳膊，问道：
　　“您怎么啦？”
　　他的这一动作和表情丝毫没有引起女人的咒骂，女人放下手，两眼流出了泪水。
　　“你说，是怎么回事，要不我来说。”她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道。这手势的意思很清楚。
　　在帕霍姆看来，这争吵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兄妹为了安葬父亲而争吵不休。晚辈们应有的崇高感情被算计老人留下的一座木头房子的企图所取代了。
　　工友维持好接待室里的秩序后，就请站在皮罗戈夫雕象前的两位妇女跟他走下地下室。他们走过了护窗板紧关死的长长的走廊和狭窄的过道，定进了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房间里墙壁和长条石地板都是一片灰色。大理石台子上摆着鲍里涅维奇和一个演员的尸体。这个演员不小心从八层楼上摔死了。两具尸体清洗得干干净净，头发和衣服都很平整。
　　两位女人走近演员的尸体，开始了工友司空见惯的场面。两人在死者脸上喷上香水，还吻了吻浮肿的眼睛，然后弯下腰低声哭泣。这些直接表达哀痛的动作丝毫也没有触动工友。他相信自己能一眼看透人们的感情，从这两位女人身上看出，她俩是竞相表现出自己是权利的所有者。
　　送走两位女人之后，工友停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沉思起来。助教的死和由于死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老人心里非常不安。惊慌不定的思绪煎熬着老人，使他无法摆脱。他一个劲儿地回忆死者生前的一切：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和他情绪的突然变化，对某种决定表示赞成和不赞成时的有力的手势。
　　就在助教死的前两天，助教带来两盒巧克力糖请同事们吃。他说这是朋友给他寄来的生日礼物。但是，再过半年才是他的生日，这是朋友鉴于他忘记向朋友祝贺结婚一周年给他的报复，因为朋友结婚一周年在半年前已庆祝过了。就是在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鲍里涅维奇获得出国科研出差的机会。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最近一个星期天他将请朋友们到他家作客。
　　第二天，助教上班时沉默不语，脸色阴沉。下班前他把工友叫到一边说：
　　“帕霍姆，劳您驾，请帮个忙……请帮我换换房子。”
　　他惊慌不安的样子把老人吓坏了。为了安慰他，工友也装出不是害怕，而是更惊奇的样子。
　　“您干吗要这样？”工友感到莫明其妙，问道，“再没有比您现在住的更好的房子了。”
　　“这我知道，我知道。”助教说道，“我姐姐和外甥女要来……我今天已给他们打了电报。我们三口人住这房子太挤，而且也不方便。”
　　帕霍姆知道问题不在于此，但还是答应帮忙。晚上助教又说了一次，说任何条件都可以，只要能尽快搬走就好。他的脸上看上去很绝望。工友以为他情绪不好，不想在家呆着。
　　“他对谁不满意呢？”现在老人心里在想，“他同涅斯捷洛夫亲如手足，简直形影不离。那么是谁呢？难道是季娜伊达吗？不可能这样。他肯定是想避免不幸，但他可能没有躲脱。”
　　工友还想起一次发生在教研室的事。有一次，女助教发现一个姑娘在接待室里嗑瓜子。她向来对解剖室以外的事不管。这时她突然大发雷霆，说姑娘是不爱干净的人，并吓唬她说要把她带进解剖室去，那里正在解剖她弟弟的尸体。工友连忙走过去把姑娘位到一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老人在追忆往事时，他就想到了女助教的一切坏事和她暴露出来的残酷无情。
　　“这样的女人在杀人时，”他心里说道，“是不会手软的……”
　　涅斯捷洛夫走进地下室，看到了奇怪的情景。帕霍姆站在大理石停尸台前。他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右手，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左手，接着把两手都抬到左太阳穴跟前，好象对准太阳穴射击似的。老人没有发觉涅斯捷洛夫，仍在不停地干自己的事。
　　“您干什么，老人家？”涅斯捷洛夫奇怪地问道，“您对每具尸体都这样吗？”
　　“这要看情况。”工友装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答道，“这很必要，什么事都会有……如果需要，干吗不量一量呢，买棺材不能只凭眼睛看……您怎么，要什么手术器具吗？”这回答没有使涅斯捷洛夫满意。他笑笑，想逗一逗老人，但当他看到老人的脸色阴郁时，才温和地说道：
　　“亲爱的，请给我讲一讲，为什么您总研究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呢？我都看到了，我明白。”
　　工友想借口耳聋保持沉默，但他按捺不住，大声责骂起来。
　　“我可能是老糊涂了。”他嗓门很高地叫喊起来，但马上又停住，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您知道民警在登记表‘智力状态’一栏中写的是“半清醒”，这是指我。半清醒！真的！您刚才什么也没有看见，您什么也不明白。”
　　涅斯捷洛夫知道帕霍姆做了很多的事，也是一位行家，很有办法。他能把死者的面容恢复如生。
　　“对鲍里涅维奇之死您有什么疑点？”涅斯捷洛夫问道，“您就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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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您看来，”涅斯捷洛夫兴奋地说道，“完全不必结案，一切证据俱在。只剩下起诉和判决谁该进监狱了。可是法医卢茨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关于这最好不提，没有用，……只会使老人去和卢茨基争吵。
　　他今天看见过卢茨基。他仍然很愉快，开玩笑，哈哈大笑。他对电影制片厂各部门各行其是表示不满，特别责怪摄影师，说这些半瓶醋的摄影师把演员的形象都给歪曲了。他们只对布景供给充足的光线。椅子背、马车、窗外的背景，还有后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光线都不错。但把演员的面部只看作是不重要的小零件，拍出来只是一般的镜头……难道人，人的面部，表达思想感情和传神的眼睛不重要吗？结果画面上中心人物不突出。导演对男女演员吹毛求疵。“她的面部上不了银幕。”导演们一致这样认为，还说要她们“丰富一下”面部表情。跑遍各演员学校挑选一些一年级女学生来，演技不好没有关系，只要脸蛋儿漂亮就行……
　　“对啦，您听说没有，”他说道，“椅子腿上的一滴血是另外一个人的……与鲍里涅维奇的血型不一样。这个侦察员真了不起！记得他说道：‘血迹不仅是死者的，还可能是凶手的。’我想，他说得对。真的是有人参与了这件案子。为了以防万一，涅斯捷洛夫。”卢茨基突然有些说不下去了，“您应当化验一下自己的血。侦查员坚持要这样做。”
　　他说完还笑了起来！就象开玩笑似地说走了嘴，他说：“朋友，您快去办吧，您的血型要是与凶手的血型相同，您可就完了。”
　　“是侦查员要这样，还是您的主张？”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我怎么轻率地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卢茨基感到委屈，但他也不很坚持自己的说法。
　　“涅斯捷洛夫，最痛苦的是命运的打击。最难的是有一种减轻这种打击的力量。要是有一种优质的减震器也会给我们带来福音。”
　　卢茨基的行为使涅斯捷洛夫感到有双重意义。他对卢茨基愤愤地看了一眼，急忙离开了他。
　　涅斯捷洛夫这样是很不对的。卢茨基按职责不能无视侦查员的要求。他忽略了与案件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的证据，相当一段时间坚持自杀的推断。这只能怪罪卢茨基做事不仔细，太着急。他告诉涅斯捷洛夫不愉快的消息和不正确的说法为的是安慰他。
　　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回忆：
　　“您还有话说吗？涅斯捷洛夫，上面还等着我呢。”
　　涅斯捷洛夫难过地笑笑，说道：
　　“侦查员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季娜伊达，和她谈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听到走廊里的可疑脚步声告诉了工友，还说他在电车站上没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况。
　　“近来他们俩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说道，“甚至当我的面也吵。鲍里涅维奇对她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点也不驳斥。一次吵架时季娜伊达对他说：‘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为一个凶恶的人。’他说，‘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国生物学家。)认为在家兔身上注入疯犬病毒毒性会加剧，在猴子身上则毒性会减弱。’‘您把我比作长尾猴是枉费心机。’她暗藏威胁地说道，‘加连②(②加连(约130—200年)古罗马医生和自然实验学家。)在这方面已有建树，’鲍里涅维奇声音更高地回答说，‘他教导说，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体组织中才能体现。’他俩在门口争吵着，虽然他俩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学生时，”涅斯捷洛夫继续回忆道，“鲍里涅维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没有吭声。她向一个学生提问，问学生如何解释腐烂过程。学生回答完，鲍里涅维奇马上对坐在旁边的女助教说：‘腐烂过程对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把腐烂变质说成发酵，那对人来说还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处在腐烂过程中，发酵对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时那雄辩的口才说着，我也没有认真对待。要是真的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鲍里涅维奇突然来找我，他忧伤地笑着说：
　　“我真不走运，唉，真不走运，我还没有这样难受过。你别，问，问我也不对你说什么。’‘不！’我忍不住说道，‘你该和她分手了。她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来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涅斯捷洛夫的这一番话使帕霍姆对他的坦率表示满意。他忘了解剖室还在等着他，毫无顾虑地开始谈出自己的疑点，没有忘记说鲍里涅维奇要他帮助换房的事。他还说女助教在原来的单位不知因为什么还犯过错误，并且大胆地提到了她的名字，最后说：
　　“让杀人凶手解剖受害者的尸体，这多么荒唐。她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沉默了一会儿，对刚才说的再没有什么补充了，他才向门口走去。当他已抓住门把时，涅斯捷洛夫叫住了他：
　　“您不觉得侦查员怜惜季娜伊达吗？他也不加考虑就让她解剖。”
　　帕霍姆考虑起来，这问题他感到惶恐，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
　　“您说的是侦查员吗？难道他能这样吗？”他平常每当考虑问题时总是眯起眼睛。手摸下巴，“您看您想到哪里去啦。”他好象以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似地，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说道，“可能把痕迹都抹掉了。”他又坦率地补充道。”侦查员和季娜伊达是好朋友。他经常给她来电话，也常到她家里去。谁晓得他怎么把病人看成是健康人了。”
　　帕霍姆没有按原来的打算去解剖室，而走进了化验室找普拉斯科维娅，等腾出手来，化验员才对他点点头打招呼。握过手，工友坐到椅子上。
　　“身体好吗？”工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听说您的肝又不太好，再没有比肝痛和关节炎更糟的了。可一定找医生看看呀。”
　　化验员表示同意地说，得什么病也不好，接着又问起他的腿还痛不痛。
　　“谢谢，普拉斯科维娅，谢谢您给我的药膏。”他感激地低下头回答道，“涂上药膏见效。别的医生就没有象您这样给予帮助。”
　　对客气话，回答也是很有礼貌的。
　　“您可别这样说，一个化验员怎么也不行。可象您这样的行家少有，您比任何医生都有办法，更不说那些大学生了。他们望尘莫及啊！”
　　帕霍姆对这种夸奖摆摆手，认真地说道：
　　“化验员也不都一样，医生也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只有朴实单纯心肠的人才能如此尊重别人的劳动。受人尊敬的知识传播者都能向自己谦虚而无私的助手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工友在女化验员来教研室工作以前就认识她，当时她还在结核病实验室工作。
　　在喝咖啡时他们谈起了鲍里涅维奇。女化验员谈的还是前一天和女助教谈话的内容。工友仔细听着。他呷了一口咖啡说道：
　　“人们对此众说纷坛。说得再好也不能全信，一些人觉得无所谓。有的人也许会编上几句，反正实话不多。”
　　“是啊，是啊。”她没有感到这话是说她的，也赞同地说道，“这样的人也只会这样干。”
　　“当然自杀不是好事，”工友坚定地指出，“但谁知道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这样和那样的事都会发生。”

　　“这不都是一回事。”女化验员仍然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对待这一件事，她说道，“癌症是躲不了的，反正是要死的。”
　　“您说得非常对，说得好。”他仍然郑重其事地赞同她的说法，“但在这方面也可能会看错。”
　　“在劫难逃。”她象人们在对某人的厄运无从评论时常说的那样，轻松地说道。
　　“对，就是对嘛，在劫难逃。”他满意地重复了她的话，“但谁能识破命运呢？突然您的命运也受人摆布呢？可能也没有患什么癌症。有些人听到什么就到处传播什么。鲍里涅维奇没有对我说得了什么癌症，他只说他准备去疗养。他曾要您给他搞个疗养证。”
　　普拉斯科维亚看了工友一眼，感到不好意思。接着她也把握不大地说：
　　“您说得对，命运也常常暗中变化。”谈起鲍里涅维奇，她叹了口气说道，“我己忘了，他曾经向工会申请过疗养证，想去基什洛沃德斯克。他是想过，想过，我不同您争论。”
　　帕霍姆站起来，同她握手告别时说患病的妻子希望她去家里看看她。
　　“一定去……三月八日那天去。您就对她说，我要在您家呆半天。”
　　第七节
　　七天过去了。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墙报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只有侦查员的电话和通知才使人们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不幸。
　　在安葬鲍里涅维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这身衣服他只是过节到大皮罗戈大街上散步时才穿。今天这身打扮是要去阿尔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个旧楼房里，有三个房间。这座楼房一边对着街心花园，另一边对着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邻近两个房间裹住着人口众多的邻居。曾经是很宽敞的住宅现在显得很拥挤。客厅成了教授的书房。卧室里摆着贵重的日本花瓶。钢琴没有固定的地方摆，经常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只好摆在饭厅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减轻，并在缓慢地衰老。但他从不说自己有病，还说自己健康，只不过需要休息而己。长年患肝病并没有给他造成不便，肌体组织似乎还比较正常，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大夫们感到棘手，请同行协助。而被邀请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会诊，都耸耸肩膀，认为是内分泌腺的毛病。但他们没有询问病人夜间都在想什么，哀伤是否使他苦恼，能否及时得到友好的帮助和慰藉。两年之内教授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鲍里涅维奇之死彻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状态。只有这个没有文凭，职务是工友的“医生”还没有失去医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经常来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询问病情，只是同他进行仔细准备好的谈话。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历吗？”工友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写着很多的道理。”
　　“是吗？”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五月虫吧，”工友说出早已想好的证据，“自己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据说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们人也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话，那就需要十吨载重卡车。”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认真听他讲。
　　“甲虫还算不了什么，”没有文凭的医生继续说，“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们如果要跳这么高，那得要跳过四十层高的楼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来回答玩笑，特别认真地猜着谜语。
　　“科洛科洛夫，我来出几个医学方面的谜，您来猜，好吗？”工友善意而略带粗鲁地提议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谜语。
　　“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和骨头？”医学上的数学爱好者问教授。
　　教授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出，肌肉是七百五十决，骨头是二百二十四块。
　　“我们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对了。
　　“五亿次。这是精确计算出来的。那么，心脏跳动多少次呢？”
　　“不知道。没有计算过。”对手只好沮丧地承认道。
　　“两亿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还要跳动。”他先是安慰，接着又劝道：“您还是读读日历吧，您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分别了。他们都等待着下次再会。
　　这一次帕霍姆情绪不佳，甚至有点心慌意乱。他也开玩笑，也猜谜语，但总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好象藏着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两手支撑着脑袋。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两眼虽然闭着，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问题引起他难过，只好沉默。工友没有谈他从日历上读来的新鲜事。一开始就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说有一具尸体从另外一个陈尸间运来的。他一下就知道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教授听着工友的话，心中却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讲出来，那两人都会感到轻松一些的。
　　“您好象不舒服，”教授小心问道，“我看您很疲倦，是不是没有睡好？”
　　无论是满怀同情的语调，还是深表关怀的口气都没有奏效。不，不，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睡得很好，身体不错。
　　“我的老伴儿有病，这是真的。但另外一件事我受不了。”
　　经过再三询问，他才说，他不愿意打扰别人，良心上觉得过意不去。
　　“我很想和您谈谈，又怕影响您的健康。”
　　教授要他不必客气，他乐意和他谈。工友犹豫了一下，摸摸下巴说道：
　　“我一直在想鲍里涅维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点点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工友与其说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回答，“您把他树为榜样，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喜欢他，派他出国，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来了，还要怎么样。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一个人吃饱饭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顺便给自己套上绞索的。冲动，我的朋友，这是个大谜。”
　　“对。”工友肯定道，“可日记总该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记日记的。没有时间。想起来就写一点”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说法。“没有想好也没有仔细考虑，”他心里在想，“那一文钱也不会给的，何况是自己的生命！”
　　“就照您的说，”他让了一步，“但为什么自己一个大活人要走向坟墓呢？”
　　教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什么怎么？”他接着是一个不很恰当的回答，“侦查员老在折磨涅斯捷洛夫，搞得他不得安宁。一次接一次的审问，又化验他的血，又查他的指纹。昨天又要从他头上取头发。您应该去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仇恨。”
　　教授感到惊奇，欠起身子。工友连忙扶他坐好。
　　“您冷静一些，您干什么……侦查员的幻觉还少吗？问题不只是涅斯捷洛夫受折磨，而是周围的人怎么什么也看不出。如果说鲍里涅维奇是他杀的话，那凶手也绝不是涅斯捷洛夫。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教授是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亲密友谊的见证人。他从没有想到侦查员会有什么根据对涅斯捷洛夫产生怀疑。
　　“怎么办？”他无力地摊开两手，“要不要请求一下？……详细说明怀疑涅斯捷洛夫是愚蠢的……”
　　教授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工友转过身去以便掩饰自己的激动，闷声说道：
　　“应当对他讲清楚，这与涅斯捷洛夫没有关系，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凶手就在他面前。”
　　教授一心在想如何帮助涅斯捷洛夫，对工友奇怪的判断没有注意，对侦查员闭目无视罪犯的表现更没有注意。
　　“明天我就去说。”教授下了决心，“侦查员是个明白人。他是能理解的。您也不必担心，帕霍姆，明天我就办这件事。您对涅斯捷洛夫说一下。”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季娜伊达。她在寒暄之前仔细看了教授和工友一眼，似乎心里已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俩观点一致的程度。

　　“啊，您来得正巧，”教授对她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正需要见您，您就来了。您等等，好象是我叫您来的，当然是我请您来的。我想和您谈谈。”
　　她疑问的目光从工友脸上滑过，最后停在教授脸上。“难道要当着别人的面谈话吗？”她的目光在说。教授似乎没有明白这个无声的问题。女助教不好意思地转过了身子。
　　“昨天我来不了，请原谅。您好些了吧。今天看来您气色很好。”她随便说了几句。
　　教授不大相信她的话，看了她一眼，充满着爱抚地说道：
　　“您没有说错，我好多了。但总是不好，”教授抬起沉重的眼皮说道：“唉！该进养老院啦。”
　　这一变化不能怪自己，也不能怪别人。教授对生活是苛求的，他一向夸耀自己的养生之道。
　　“生活是严酷的。”他对女助教抱怨道，“生活过早地夺去了我们的欢乐，以欢乐和享受的代价换来我们遵守秩序和劳动。我们总是不情愿离开温暖的被窝，放弃诱人的玩乐，热闹的大街，为了事业牺牲了美酒、玩乐，甚至早饭、午饭。把娱乐放到了一边，去尽自己的责任，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一到老年，人生的欢乐瞬息而逝，而痛苦永存。心灰意懒地准备与任何困难妥协，与一切应当妥协的妥协……生活是严酷的，也是艰难的……鲍里涅维奇的死一下子使我倒下了。我想两眼一闭，一切都完了。可我真为你们感到遗憾。要不，是多好的一对啊。”
　　季娜伊达装出哀伤，难过地低下头，用眼角看了看工友。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膝上，对谈话没有什么反应。
　　“看到您我真想能再活上十年，”教授继续说道，“可是您看我的这块怀表，定是我的同龄者耍笑我，这块表昨天坏了，表已不走了，说明我也该安息了。”
　　从他严肃表情来看很难理解，他是真的这样想，还是开玩笑。
　　“您再买一块新表好了。”女助教的口吻就象一个好心的阿姨让小朋友把旧玩具扔掉，再换一个新玩具时一样。
　　教授从她的眼神中感到她的同情，激动地抚摸着她的手。
　　“教授，您应当在家好好休息两个星期，您会恢复健康的。”
　　而女助教心里确信，教授再也痊愈不了啦。再说己到时候了。谁还要这么一个一拿起书就打瞌睡的老家伙？疾病和死亡是解决这类特殊病例的最好办法。
　　“休息已晚了。”教授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已故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谢功诺夫象我这样的年纪早已穿好衣服，坐上马车，后面十几个小伙子跟着跑。他整天研究氧气吸收。应当休息。”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要不请假休息？那教研室谁来接替我？谁去讲课、视察陈尸间、出席各种会议呢？”
　　他甩了甩头上的白发，感到疲倦，往后靠到椅背上。谈话使他疲劳，沉重的眼皮合上了。工友打个手势要女助教不要再说话，让病人休息一下。她装出好象没有看到他的手势，仍继续说道：
　　“您可以请一位副手。卢茨基还不错，不妨让他来干。”
　　教授睁开眼，眼神代表了他的回答。
　　“不行，他还需再成熟一些。小鸽子，我看您来干吧。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
　　季娜伊达心里很明白，教授为什么叫她来。她早就期待着教授叫她。她早已想到接替鲍里涅维奇的工作已是非她莫属了。
　　“我劝您，教授，还是再考虑考虑。”她表现出想避开早就梦寐以求的位置，“安东·安东诺维奇不久前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您对他的印象不是也很好吗？”
　　一个又一个的人选提到学院里，他都否决了。这一切都有人告诉了女助教。
　　“不，季娜伊达，”教授不同意她的提名，“看来，您不是沽名钓誉的人。这是值得称赞的品德，我还是请求您让步好了。”
　　她知道今天的谈话教研室都会知道的。工友是会对他们说的，让大家都知道才好，省得教授再说服他们。
　　“您为什么不选别人单选中我呢？”她从容地同意道，“我应当了解，不对吗？在您的考虑中有没有什么误会？”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
　　“对我来说打暗牌己晚了。人们都很好，可总有缺陷。缺什么也说不出。现在不是考验的时候，急需可靠的人出来工作，这样的人不会把事情办糟。我了解您，信任您，始终支持您。”

　　朝朝暮暮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教授不惜排除别人让她来工作，除了她没有别人。这越过了多少障碍，经过了多少争斗和痛苦的考验啊！一切困难和难堪都成了过去，她将成为教授、教研室的主宰，一切学术会议的参加者。她的一票将决定人们的命运。
　　“怎么样，您想好了吗？”病人问道。
　　她的目光仍然是倔强的。眼神表示出拒绝的样子，而内心里仍在犹豫。教授又问了一次。
　　病痛使他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脸色苍白，鼻子也好象拉长了许多，眼睛暗淡了，颧骨突起。病人站了起来，蹒跚走向床前躺了下来。白发在枕头上形成了一个银光圈。教授以目光请女助教坐到床边。
　　惊慌不已的工友想给病人盖被，但女助教已抢先给病人盖好了。她把床整理好，叫来女仆，指出房间哪里不整洁，立即帮女仆收拾起来。
　　“你看，这样就很好。”女助教俨然以女主人的身份看看房间说着。她还又一次把枕头拍拍松，把床单铺平。问病人：“您觉得好些吗？”
　　教授没有回答，脸上一阵抽搐。女助教俯下身用手摸模他汗津津的前额，教授从被子下面伸手推开她，而她撒娇似地摔倒了。
　　“别难过，小鸽子，”病人低声说道，“一个科洛科洛夫倒下去，人民会培养出一百个，不是象我这样瘦弱的人，而个个都是大力士。”
　　教授两眼含泪，工友也抽泣起来。女助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激动的时刻。
　　“我决定了，科洛科洛夫，听您的，”目光仍然是刚才的犹豫，但话音是亲切而真诚的，“您说怎么办，就按您的意见办吧。”
　　“这就好。”教授虚弱的声音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病痛过去了，病人恢复了正常：“您从今天起就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到院里办一下任命手续。我听您的劝告，就休息了。您看，您答应得非常及时，也免得让别人无意义地再跑去找您啦。我既然找您，就是工作需要。如果不需要您，那谁也不会去麻烦您的。今后凡有争议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让问题搁一搁再说，也许会有变化。人的想法和酒一样，放得越久越好。”
　　教授的谆谆教诲好象临终嘱咐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庄严。
　　“我的教授在把教研室移交给我的时候也曾这样教导过我。多少年过去了，而我永远铭记着他的教导。”
　　老年人总是用往事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同时也是短处。没有比实践检验过的事物更正确的了。但真理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什么价值。
　　“帕霍姆，”教授对工友说道，“您看我要休息了，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别欺侮季娜伊达，她是一个天才。小鸽子，我交给您一位顶顶好的人，您可要多多照顾他。”
　　“帕霍姆，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女助教向工友伸出手，同时微笑道，“我们将一如既往友好相处下去。”
　　工友稍稍碰碰她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希望您不要反对我，好吗？”女助教对工友坦率地说道，当着教授的面她难以说假话。
　　“我的妻子非常感激您。”他说得不很痛快。
　　教授对这种所答非所问的回答只认为是工友在这种情况下有点激动，他对工友笑了笑。
　　“对啦，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教授忽然想起来说道，“帕霍姆要求替涅斯捷洛夫辩护一下。据说侦查员把他搞得很苦，您去和侦查员谈谈，以我的名义请他……”
　　女助教眉头皱起，好象抑制着内心里因某种严重问题需要与人交谈的希望似地神经质地紧咬嘴唇。天真的教授以为她内心很难受，问道：
　　“您打算和他谈些什么？”
　　“是的，倒霉的是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经验不足的侦查员，而且此人特别固执。我去和他谈谈，但谁知道他对这问题又怎么看呢。我知道，我们作为法医鉴定人，这您也知道，是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侦查员的。”
　　……又过了一天。关于教授的病情和马上要离开教研室的消息使他的朋友和助手们感到不快。人们只在化验室里谈论这一问题。涅斯捷洛夫即使没有这一消息情绪也不好。不久前他不得不去抽血，按指纹送去化验。昨天又拿头发去研究。这一切他感到很委屈，他心情很坏。当他和卢茨基谈起这些时，卢茨基沉默不语。
　　涅斯捷洛夫心情坏透了，但当季娜伊达在场时仍得强打精神，保持冷静。无论在解剖室，宿舍走廊，还是在大街上，她的出现总会不由得引起他的不安和喉头梗塞。为了恢复自控能力，他尽量避免看见她和听到她的声音。他埋头工作。可她翻书页、挪动椅子、钢笔在纸上书写的声音也使他难以忍受。他甚至觉得她老是在他的身后站着或是象幽灵似地走来走去。
　　只有卢茨基一个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情绪。他仍然那样乐观，和别人开玩笑。经常谈起妻子的成就，谈她演唱的美妙歌曲现在已流行，更重要的是妻子要上银幕了。她要在一部短片中扮演一个年轻姑娘，当然是谈情说爱的情节……妻子的成就是惊人的……
　　过了几天以后，教研室仍旧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这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也使卢茨基失去了往日的乐天派劲头。他偶尔也开个玩笑，但缺乏任何开心的味道。经常是挖苦和冷涩的讥讽。在检查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发生的一切，与侦查员关于死因的意见分歧，还有涅斯捷洛夫的痛苦都使他发生了病态反应，侦查员决定收集一切对涅斯捷洛夫有疑点的材料之后，避开了法医的干预。教研室面临的变化使卢茨基不安。他爱戴教授，不愿意看到别人接替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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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变了看法，季娜伊达，”他轻松而简单地答道，“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杀有很多矛盾。”
　　“完全可能。”她同意道，“但从您的鉴定书中看不出这一点，我坦率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不高兴，您的法医鉴定书写得很不好。您忘了教授教我们的规则：‘罪犯的手是他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手是会留下痕迹的！’指纹术是应当尊重的，这一科学比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还要早五百年。您没有注意尸体的指纹，这是很重要而且也是必要的。您会说这是侦查员的责任。但您知道侦查员经验不足，您是应当帮助他的。您的结论他不满意，所以侦查员只好走自己的路，您要知道，对这些疏忽司法机关会追究责任的……”
　　卢茨基应当知道，他签署的法医鉴定是相当危险的。为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虚幻的推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未必是明智的。
　　解剖即将结束。女助教再一次称赞工友努力工作，马上又说：
　　“上星期在这里我们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侦查员和证人都在场。教授和我在结论书上签了字。您真的要推翻我们的结论吗？这样，我就不得不向教授汇报。”
　　这个女人简直是疯子！她想要干什么？她竟想惊动患病的老教授！打扰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工友放下解剖刀。好象马上谈话要他具有相应的姿势似地。干擦了擦手，动手解白大褂上的带子。
　　“以上帝的名义求您别惊动教授。您就当我胡说八道好了，没有关系。我怎么会反对您，季娜伊达。”
　　“如果您仍然坚持，”她好象没有听到他的话，继续说道，“那我请求教授召集会诊，您也出席，一起来讨论。我们再来一次掘尸检验。好在您也不惜辛劳，尸体也施了防腐剂，再次解剖研究一下。您可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她以谦恭的姿态说道，“我将乐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得对您说声‘谢谢’。”女助教对工友说着，内心里却千方百计坚持着自己的谎言。
　　她想，工友只求参加会诊，别的他都会放弃。她的这种想法得到证实。工友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别引起喧嚷”就行。
　　“这一教授没有关系。”他肯定道：“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过，而且也没有想过。”
　　她示意他回去干自己的事，自己查看起笔记本，笔记本中她记下了教授的指示。
　　“对啦，”她好象无意中说出，“教授还要我去找侦查员，以他的名义要求他别再折磨涅斯捷洛夫了。这一点根据也没有。再告诉他教授仍坚持解剖结论。您看着办吧。”她看了看卢茨基和工友一眼，接着说，“我也许不去找侦查员，等会诊之后再说吧。”
　　这样一卢茨基忍不住了。他没有提及刚才的争论。他开始懂得，女助教要坚持其他人不同意的结论。这些人不管谁正确，但绝对不能因此而让涅捷洛夫蒙受不白之冤。
　　“您不必把教授对您的委托和我们的想法揽在一起。”卢茨基懊丧地说，“不论是您还是我，感兴趣的应当是重新研究一下调查和解剖材料。改正错误任何时候都不晚。我个人准备承担自己疏忽的责任。”
　　工友结束了解剖，缝合好后离开了解剖台。女助教看着他微微一笑。看来这微笑她是费了大劲才装出来的。她说道：“非常感谢您，帮了我大忙，我将很高兴地报答您。”
　　做作出来的戏剧为的是驱散不久前发生的不愉快，以是另一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前奏曲。
　　当工友出去关上门后，女助教在解剖室来回走了几次。突然在涅斯捷洛夫面前停下来。他感到她想说什么，但仍装作没有发觉她似的，他一直耐心等待着。当他俩目光终于碰到一起时，她问道：
　　“您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应不应当放弃鲍里涅维奇是自杀的观点，重新看待结论，还是同意教授和我的一致意见？”
　　涅斯捷洛夫一下子把缠在手上量尺寸的小绳扯断了，狠狠地瞥了她一眼道：
　　“您问我该不该维护表面的名誉，装着好象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还是摈弃虚假的羞耻找出杀害我们朋友的凶手吧！我主张把凶手关进监狱。”
　　女助教疑问地看了卢茨基一眼，想让他来回答，卢茨基不吭气。她的自制力使她成了一名乔装的侦查员。
　　“您认为鲍里涅维奇是他杀吗？”
　　“完全可能。”卢茨基答道。
　　“这一点倒也可以同意。”女助教说道，接着转向涅斯捷洛夫：“不是别人，而是您，涅斯捷洛夫是受害者死亡时的唯一见证人，您可以回忆起很多的细节。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观察和怀疑。可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对侦查员讲呢？审问记录上没有这些。”这话的意思是让他知道，他是唯一可能被怀疑为凶手的人，并且在两种情况下说了假话：或是在审问中？或是对朋友的谈话中。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他生气地对她说道，“您的两面派我早就烦透了！你走开！”
　　“你怎么啦？”她恐惧地说道，“你的脸发白不舒服？”
　　这真的是她在说话。她真的害怕了。卢茨基搀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安慰他：
　　“冷静一些，涅斯捷洛夫，难道这样就行吗？要控制自己。”
　　“您的脸色也不好，”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出去走走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是您的不对，卢茨基，”她轻轻地责备他道，“干么要提起这一话题呢，您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您现在相信了吧，咱们中间是谁为这一悲剧感到痛苦。”
　　这儿句话女助教好象是对弱者庇护的语气，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意思，但激怒了涅斯捷洛夫。他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天秤都震动起来，他气得话音都变了。
　　“你说什么？你在哪儿看见我脸色苍白的，你对卢茨基暗示什么？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既然这样，你也可以杀死他。不要忘了，咱俩都是他的邻居！”

　　现在他脸真的发白，气得站都站不稳。卢茨基抱着他的双肩往自己一边拉，涅斯捷洛夫顺从地被拉出了解剖室。
　　就在这一天女助教把工友叫来说道：
　　“您妻子住的房间不好，房间的空气和阳光都不充足。最好搬到窗户朝阳的房间去，我劝您今天就搬。”
　　工友想拒绝。他不需要她的帮助，但马上又想到，妻子知道了是不会拒绝的。女助教也会告诉妻子的，不这样可怎么对妻子解释呢？
　　“那房间里放着展览用的雕塑和陈列台往哪儿搬呢？”他问道，希望她改变主意或不再坚持这样做。
　　“让仓库保管员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仓库去。”她坚持道。
　　“那教授会同意吗？”
　　“教授再也不会来了。我主持教研室的工作，”她伸出指头友好地威胁他道，“我要告诉您的妻子说你的举动古怪，挑唆我和别人吵架。”
　　第八节
　　侦察员科尔涅托夫有一切理由认为自己是个不走运的人。他幼年丧失父母，受尽艰难困苦才长大成人。一开始在皮革厂当学徒工，后来又在糖果厂当搬运工。还干过服装的售货员，大工厂的钳工。最后又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他本人勤快聪明，很多技术一学就会。他的成绩引起周围人们的惊奇。然而，干了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些工作，他对这些职业都不感兴趣。他固执好胜，过于自信，脾气急躁，有时会火冒三丈，然而他也有一副富有同情心的好心肠，还有一种病态的真诚。是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损害了他最善良的感情。对他们，他充满仇恨，他放弃一种职业，又转到另一个地方，而新的工作很快又成了他最讨厌的职业。
　　科尔涅托夫对他所爱好的东西可谓全神贯注。不管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活儿他总忘不了上夜校学习，提高文化。他是一名最勤奋的学生。他忍受着各种责难，忠实地完成各种任务。学校是他唯一不能发泄固执脾气和疯狂行为的地方。只有一次他怒火冲天，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把老师给臭骂了一顿。后来他后悔了，感到自己错了。他请求允许他改正错误。他得到了宽恕。
　　他象许多自觉含冤受屈的人一样，认为正义得不到伸张，于是决定献身法律。法律系毕业后命运把他抛到了公证所公证人的职务上。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推选为审判员，由于他和州法院院长吵架而破坏了他审判员平静的生活。法院照章撤销原任命，还给了他处分。院长受不了他的粗鲁，他只好离开审判员的职务，担任了现在这微不足道的侦查员。接二连三的不走运使年轻人学到了不少东西，变得谨慎而小心。
　　不久前发生了鲍里涅维奇的案子。法医、教授和女助教都一致认为是自杀，而他固执地坚持自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差一点没有把涅斯捷洛夫给关起来……现在化验证明涅斯捷洛夫的血型、指纹、头发颜色与收取的物证完全不符。他也只好同意法医的意见结案了事。
　　但是这却使侦查员更加坐卧不宁。他一页一页地翻阅调查材料，想深入看材料。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帕霍姆走了进来。他穿的是那件逛大街、过节和探望教授时才穿的礼服，脸上带着一丝难为情的阴影，这说明他不喜欢和官方机关打交道，而不是说明他没有把握。他和侦查员相识不久，只是在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那天才知道的。当时侦察员的病态曾引起他的同情和好感。
　　“对不起，科尔涅托夫，打扰您啦。”他下意识地看看衣扣是否都扣好，说道，“我来找您是有点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急事，小事一桩，要不等您有时间我再来？”
　　侦查员离开桌子，向他伸出手，指指沙发。
　　“请坐，帕霍姆，您是这样称呼吧？别客气，我有的是时间。”
　　工友坐了下来，叉着双手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说道：
　　“听说您是工人出身，是咱们的工人兄弟。这么说可以和您开诚布公地谈谈啦！”
　　侦查员肯定了自己的那一段工人经历。他的一双满是老茧的手说明他经受了劳动的锻炼。
　　虽然他现在社会地位变了，但他对自己原来出身的环境还保留着记忆。帕霍姆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是来为涅斯捷洛夫辩护的，”他向桌子俯过身去，充满信心地说，“您也别感到委屈，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凡是需要了解的，您下来走走，了解了解。我不想先说。不用管我说什么，您去调查研究好了。”
　　这不寻常的开场白使侦查员为之一震。为了不扰乱老人的思路，他没有提问。

　　“谢谢您，帕霍姆，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您的好心没有辜负您。涅斯捷洛夫没有罪，我也不再传讯他了。您就这样转告他吧。我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深感内疚。请他原谅吧，鲍里涅维奇肯定是自杀，就要结案了。”
　　侦查员没有居心不正，他真诚地感到后悔。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这一番表白能传达给涅斯捷洛夫。可是帕霍姆怎么啦？他突然表现出焦虑不安，好象是为了不使自己跳起来双手紧紧抓着沙发的扶手抑制着自己。他对侦查员不满地看了一眼说道：
　　“什么时候结案也不晚，来得及。但到底是谁把谁杀了是会清楚的。”
　　沮丧担忧的侦查员沉思起来。他感到莫明其妙，这个人真怪，他来要求解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可看来他对结案表示不满。他说的话也很怪，话里有话。如果好好谈谈，他是会讲的。
　　这时工友站了起来向侦查员伸出满是老茧的手，不断地说：“谢谢。”侦查员没有去和他握手，稍稍带着几分责备地问道：
　　“我满足了您的请求，那您对我的请求该怎么办？要不您听我说说？”
　　工友坐回沙发上，好象考虑到了什么，表示歉意。
　　“您与法医工作结缘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三十来年您什么没有见过，什么不知道？”
　　“三十五年。”工友纠正道。
　　“三十五年了！”侦查员特别严肃地说道，“那么好，请问，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该怎么办：是结案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打算？”
　　工友作出考虑如何回答的样子，但在思考另外一个难题——如何不讲多余的话离开这里。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继续和他谈下去。
　　“您这是什么？”帕霍姆对桌子上垂着一根打着复杂的结的绳子感兴趣地问道。
　　侦查员作出好象也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样子。问道：
　　“您看什么职业的人使用这种绳子呢？我已为这伤了两天的脑筋了。怎么也想不出来。这绳子是从一具尸体上拿下来的，但死者不一定就是自缢。”
　　“我觉得，”工友竭力想着说道，“这绳子是消防用的。”
　　“消防用的？”侦查员感兴趣地反问道，“可能……完全可能……死者的丈夫是消防队员。”
　　“常常会这样。”工友满有道理地指出，“您想惩治坏人，但却总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足。”
　　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他说话的语调也没有引起侦查员的注意。他等他的回答，还想再说一次。
　　“我什么也不对你说，科尔涅托夫，”老人继续说道，“您也别指望我会告诉您什么，最好还是和涅斯捷洛夫好好谈谈，别吝惜时间。”
　　“您相信有用吗？”
　　“我相信。”
　　侦查员看到老人忧郁的脸色和看着空间的冷漠的目光，他明白了：某种原因妨碍老人坦率地谈出一切。应当让他走。但怎么能让这位满腔热诚又了解重要情况的老人走呢？
　　侦查员没有听从心里想的话，还是留住他，采取一些不怎么高明的办法，希望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您刚才说涅斯捷洛夫对我很有用。是不是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问题提出没有回答，他只好又重复了一次。
　　“对不起，我的耳朵有点聋。”老人又想到了自己耳聋，“什么事都会发生。他是说过，但没有说全，再说我也记不住。”
　　“也不一定说全。”侦查员真诚地请求老人，“我只想知道一点，哪怕你开个头也好，帕霍姆，我请求您！”
　　老人站起来打算走。主人请他坐，他也不理会。
　　“不，我不能。”老人答道，“您先找涅斯捷洛夫谈，然后有可能咱们再谈。”
　　侦查员试图用文学哲学上的插话的手法掩饰自己坚定的要求和他谈也没有奏效。
　　“人们常说，人的罪过好比一条蛇。”侦查员说道。“您对它越温暖越没有好结果。”
　　工友向门口走去，侦查员紧跟在后面。
　　“这么说，您劝我不要急于结案？”侦查员在门口问道。
　　“我走啦，对不起，耽误了您不少时间。”工友又借口自己耳聋了，“再见。”
　　“您还没有回答我。”侦查员有点生气地大声说道。
　　“再谈吧。”老人毫不犹豫地走了。
　　我们不必对帕霍姆苛求责备，他不能不这样行事。前一天他和妻子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妻子在刚刚分到的阳光充足的新房里躺着，温暖的阳光照在她虚弱的脸上，妻子严厉地数说他。
　　“你敢对我发誓吗，你一句话也没有刺伤季娜伊达吗？靠她的关怀我才能活着。如果因为你，她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那我可受不了。”
　　他对她作了保证，暗下决心要让侦查员不从他的口中，而是从涅斯捷洛夫口中了解真相。
　　侦查员勉强挨到了下班就去找季娜伊达。两个月前她就请他到过自己的家。他开始是想找她谈点事，但他俩在一起一直呆到深夜。两人下棋、吃东西、聊天，什么事也没有谈。后来的几次和第一次差不多。好客的女主人了解到客人喜欢干馏葡萄酒胜过甜食，不喜欢浓茶，也不爱吃饼干。她都想法使客人满意。只是有一点女主人不客气——每盘棋都是客人输。
　　季娜伊达的殷勤并没有使科尔涅托夫高兴。他原来爱的姑娘半年前和别人结婚了。他很痛苦，下决心再不受女人的诱惑。经过最初几次见面后，他决定告诉她，她的选择不会成功的。他作她的伴侣是不合适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她。到这时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对她已产生了好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哪一次会面产生的也记不清了。现在也不想中断这种来往和相会了。

　　女助教允许他任何时候去找她。今天去找她事先也没有打招呼。相会的借口是打算和她谈谈与鲍里涅维奇案件有关的几个问题和一份化验结果。他不了解这份化验报告的意义。
　　他听到熟悉的“请进”声音后推门定进了挂满绸缎幔帐的阔气的房间。开始他生怕踩脏了地上铺的彩条地毯。每次总是他把其中的一条给弄皱了，接着又慌忙地弄平整。
　　季娜伊达正把手放在脑后，在格子布蒙面的沙发上躺着。她身穿大开领薄薄的睡衣，雪白丰满的脖子和直到肘部的胳膊都裸露在外面。
　　“坐吧，”她显得虚弱，请他坐下，“您不要想和我说话，我只能听您说。”
　　她给人一种疲惫不堪的印象。科尔涅托夫感到有些可怜她。
　　“您怎么啦，病了？”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点头表示肯定。
　　“没有请医生看看？”
　　她摇摇头，表示没有。
　　“感冒啦？”
　　回答又是表示肯定的点头。
　　科尔涅托夫感到不自在，没有事先打个招呼就来了。他想马上走，再找时间和她谈案子，反正也不很重要。其实不和她谈也可以。
　　“您怎么不说话呀？”季娜伊达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路说道，“来找女人，可又坐在那儿不说话，嘴里含着水吗？说点什么也好啊。你觉得和一个病人呆在一起没有意思，是吗？”
　　他连忙表白，他乐意和她在一起，他需要得到她的帮助，还想和她谈几个问题。
　　“那就请说吧，”她立刻活跃起来，“您说，我听着。您先等一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掩好睡衣开襟补充道，“我要换换衣服。请您背过身去，听我的命令。”
　　看到她情绪的变化，科尔涅托夫很高兴。他没有发觉这种变化快得不可思议，或许他认为这不过是女人的撒娇吧。
　　季娜伊达换上了白色连衣裙，光亮的皮鞋。这一身装束使她更具有一种纯洁温柔的样子。她在沙发上坐好并用手势招呼他坐在身边，表示准备听他讲。科尔涅托夫欣赏着她，想说几句恭维的话，但缺乏勇气说。
　　“您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肺部肿胀的化验结果，”他开始说道，“并指出是一块癌组织。我不太懂，这与这个案子什么关系。”
　　这个人真糊涂！解剖时他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和没有听到吗？她为了表白自己，不是要教授、涅斯捷洛夫和帕霍姆都证明死者曾怀疑自己患了肺癌而自杀的吗？！
　　“您难道没有听见解剖尸体时我们的谈话吗？”她带着迷人的微笑问道。
　　原来当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她责怪他粗心大意，又把解剖台前的一段谈话内容给他讲了一遍。特别强调教授和工友的肯定。
　　“您说说现在想和我交换什么意见？”
　　科尔涅托夫抱怨自己不知怎样办这个案子。
　　“我不想结案是出于爱面子，”他承认道，“可拖下去又没有必要。帕霍姆曾找过我，肯定要和我谈些什么，但他又什么也不谈。”
　　在听他说话时季娜伊达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一串珊瑚珠上。不时抬头看看对方，仍继续玩弄着珊瑚珠串。当他说完后，她把珊瑚珠放在一边，好象再也不需要了。她友善但又严厉地说道：
　　“科尔涅托夫，使您感到困难主要是因为和您一起合作的法医。他的鉴定写得很马虎，解释部分也写得不好，整篇内容过于简短。关于涅斯捷洛夫在现场的事只字未提。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法医没有取尸体的指纹和证据对比。您说这是您侦查员的责任吗？我不反对，但是一位有经验的法医是应当提醒您的呀。”
　　字字推敲，句句斟酌。这一番话没有污蔑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对任何人也没有怀疑。中心意思是要您侦查员自己明白，为什么没有办好这个案子。
　　“好，就算我考虑不周，疏忽了一些环节，”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这个案子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小事。”
　　“不在于小事，您说得对。”她以让步对待对方的妥协，“但卢茨基是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委屈的呀。他俩是好朋友。”
　　科尔涅托夫皱起眉头自责地摇摇头，“我只是不能瞎编胡造。”他的动作表示，“女人是多么容易受骗啊。”
　　“我自己也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冤。”他苦恼地说道，“我们的怀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化验结果对他是有利的。指纹分析证明：手枪上的手印是女人的。您说这个手印是哪儿来的？”
　　科尔涅托夫观察力不强，否则很多迹象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应当发现季娜伊达又把珊瑚珠串抓在手中紧紧攥住，还有她的上眼皮低垂下来了，充满恐惧地闭上了眼睛。原来绯红的脸色这时也消失殆尽，突然间一片苍白布满面庞。这些都应当提醒他，危险的信息触动了她的灵魂。
　　“噢，这可是一个意外的事！”她的嗓音突然变得嘶哑，“您说的这些是真的，还是开玩笑？难道真有女人卷入此案？”她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脸上现出了讥讽的冷笑，“认识一下这个女人倒是很有意思的。”

　　有人敲门。涅斯捷洛夫走了进来。他看见侦查员在座感到有点不自然，但还是高兴地伸出手来。
　　“请原谅，我就呆一会儿……我是来向季娜伊达道歉的……是我自己不好，我真为自己感到惭愧。我在人前也是这样说，为的是更能惩罚自己。”
　　她也伸出手紧紧握着。
　　“我不生气。咱们再也不谈这事了。朋友之间什么事也会发生的。”
　　科尔涅托夫想起帕霍姆要他和涅斯捷洛夫谈谈：“您最好和涅斯捷洛夫淡谈，别吝惜时间……”这是一个良机。他打算和他谈。他已把自己的女友和刚才中断的谈话忘到一边了，挽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说道。
　　“请允许到您房间去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想和您谈谈。我不妨碍您，家里没有别人吗？”
　　侦查员得到同意，向女主人道声歉走了。他当时是无法想象到她心中升起的危险的乌云。
　　“请问，”刚一进涅斯捷洛夫的房间侦查员就问道，“帕霍姆向您转达了我的撤意了吗？我请他告诉您，您是无罪的。”
　　涅斯捷洛夫点了点头。
　　“帕霍姆还劝我，”侦查员继续说道，“来和您谈谈，不，应当说听听您的意见。请坦率讲讲吧。我有时间，讲到天亮也行。”
　　也用不著讲到天亮。涅斯捷洛夫要讲的再加上一些说明还不到两小时，他也只记下了十二页。
　　“除了我说的这些，”涅斯捷洛夫最后说道，“您还得了解一下存放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季娜伊达的人事档案。上面登记着她的血型。她的血型是罕见的。奇怪的是椅子腿上的那滴血的血型和她的血型一样。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告诉您。您要有意识地再去了解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的化验员普拉斯科维亚找过我，提出个人要求把肺部一块组织放在癌细胞中进行研究。但她拒绝说这块组织是什么人的。我进行了化验，不是癌细胞。化验结果对帕霍姆透露过，我说这块肺组织是在季绷伊达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后交给她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您的责任，科尔涅托夫，应对她象对我一样地进行审查。”
　　科尔涅托夫回到季娜伊达的房间时已经很晚了。
　　他看见她仍然穿着原来的衣服坐在原来的地方，手中还在玩弄着那串珊瑚珠。她象一直在等他。
　　“您可回来了，”她轻轻地责备他，迎接他，“人们说我们女人爱多嘴。让我怎么说呢？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是不是太长了？坐下休息一下吧。要不要吃晚饭？我很乐意陪你用餐。”
　　没有等他同意，女主人就把酒菜摆到桌子上，请他喝酒。这一切是这样快，这样突然，科尔涅托夫本想谢绝，但还是举起杯碰了一下喝下去。接着吃拼盘。他为自己的动摇感到懊悔，暗下决心不吃也不喝了。
　　“您不必再让我吃了，季娜伊达。”他请求道，“不久前才吃过晚饭。我该走了。”
　　她好象什么也没听到，给他满满又倒了一杯，把香肠向他一边推了推。
　　“您对涅斯捷洛夫谈什么来着？”她装出无所用心的样子问道，“他刚才来我这里，我感到吃惊。今天上班时他不知怎么对我大发脾气，大喊大叫：‘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那你也可能杀死他！我们都是他的邻居！’真可怕，我都不敢看他。卢茨基费了很大劲才使他平静下来。”她不说了，想看看对她的这番话，对方有何反应。接着又带着伤感和深表同情的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对他爱发脾气都习以为常了，都不生他的气。他也很可怜。战争中留下了严重脑震荡的病根，影响了他的神经。他常有幻觉。”
　　如果不是科尔涅托夫打断她的话，她还不知再说出些什么来。
　　“您是不是说涅斯捷洛夫神经不正常？”科尔涅托夫有点挑衅和冷淡的问话在提醒她，他听她讲不等于就相信她。
　　“我没有这个意思，”她缓和一些，想减弱他的对抗心理，“我们对他也不很了解。大家都知道他长期来不是去看神经病，就是住精神病院。当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战争刚结束。这次鲍里涅维奇的死使他受到刺激。有一阵子他总说要赎罪。后来又认定是您和卢茨基要陷害他。”
　　科尔涅托夫已忘了要走的事，越来越感兴趣地听她讲，同时又不时用涅斯捷洛夫告诉他的某些话来责怪她。她谈的这一切使涅斯捷洛夫提出的证据都失去了确凿性。那十二页的记录全给否定了。侦查员沉思起来：排除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是否有点匆忙？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有何价值？血，头发和指纹的化验结果对他可是有利的，可很多方面又对他不利……在检查尸体时他说话又那么吞吞吐吐，还有他画的平而图、带到现场的照相机。是啊，凶手的帮凶都是这样的表现。帮凶就是要把侦查工作引上歧途，使凶手逃脱法网。对季娜伊达指控的事实反而对她是有利的了。他想起了那天在解剖室里，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旁，她的举止充满了哀伤，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悲痛。她痛苦而缓慢地进行解剖。她的看法和意见也是令人信服和质朴的。她阐述的观点精明而自信，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结案，结案是不行的。检察长会问他，全部案情查清了吗？尸体手中的头发、椅子腿上的血迹、手枪上的手印是什么人的？所有疑点查清了没有，进行过分析和化验吗？现在涅斯捷洛夫提出对女助教的控告，侦查员有责任审查她。
　　“请您原谅，”科尔涅托夫预感到公事公办有多么难，他说道，“我应当审问您。对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这完全是走形式。要不检察长也会打回，重新调查的。”
　　尽管他说得很有分寸，但还是引起她生硬的、甚至是愤怒的回答。
　　“您想使我受辱吗？您到底要干什么？要是教研室知道了，那学术界会对我怎样想呢？您好好考虑考虑，能这样对待朋友吗？”
　　“这不是我要这样。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要不我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办好了，您看怎样？”他突然建议道。这个主意很好，他把未干完的事交给别的区的侦查员干。让别人搞这个棘手的案子去吧。
　　“不，不，”她突然急着打断他道，“谁也不如您能办好这个案子。”
　　“这就好，”侦查员装着考虑她的回答，高兴地说道，“明天我就开始审问您。明天开始调查，我就放心了。”
　　接着是长时间的预示着不祥的沉默和沉思。科尔涅托夫没有发觉她的变化，没有看到她那全无光泽的脸由于紧张而绯红，双唇紧闭着。她两手紧紧抓着椅背迟缓地站了起来。侦查员也没有发现，她那既不是灰色又不是蓝色的大眼睛虽然阴沉，却放射出某种坚定的光芒。